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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宏观调控的三种可能结果
演讲者:汪同三    时间:2005-06-23    阅读:932次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国经济政策研讨会》
第八十三期
 
宏观调控的三种可能结果
 
主讲人:汪同三 研究员
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所长
 
 
    我这是第二次来长安论坛向大家汇报研究成果了,今天我讲的题目叫做“宏观调控三种可能结果”。大家知道,从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我们又进入了一次新的宏观调控,到现在已经快两年了。这一次宏观调控取得了非常显著的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还没有结束,最后可能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我们从去年就开始研究的一个课题,那时候国务院也要求社科院写过报告。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评论,讲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宏观调控的结果大概就是这三种:一种是能够比较好的实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也就是所谓的“软着陆”;还有一种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出现“硬着陆”,使经济在某些方面受到损失;第三种可能的结果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后出现反弹。我们之所以得出“宏观调控有三种可能结果”的结论,是建立在对历史过程分析的基础上的。下面这张图上有两条曲线,红色的是GDP增长率,蓝色是通货膨胀率,时间段是从1978年到2004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进行了六次宏观调控,比较典型的有三次。
    第一次,78、79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进行了一次宏观调控;第二次,85、86年;第三次,88、89年;第四次,93、94年;第五次,98、99年;第六次就是我们现在还在进行的,从200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这六次宏观调控可以分成两个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98、99年,宏观调控的对象是经济过冷,要把经济加速起来,保持一个适度的快速增长。除了98、99年的这一次之外,其他五次宏观调控面临的形势都是不同程度、不同表现的经济过热,要把过热的经济控制下来。在这五次面对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中(最后这一次还没有结束),78、79年的这一次,虽然它发生在改革开放的期间,但是造成这次经济过热的原因不是改革开放的问题,85、86年,88、89年和93、94年这三次治理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宏观调控,因为这三次宏观调控分别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先说78年、79年的这次宏观调控。在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始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历程。但是78年刚刚改革开放就遇到了经济过热,GDP增长率是百分之十二左右。这个问题的出现,还得说是由华国锋造成的,在第一代领导人毛主席和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之间还有一个华国锋,毛主席说“华国锋办事,我放心”,从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华国锋主持工作。当时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的状况,报纸上是这么形容的,叫做“国民经济面临着崩溃的边缘”,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面临的经济形势。面对这种情况,华国锋也很着急,他也想把面临崩溃边缘的经济给拉回来,使它能有一个比较快速的发展。但是他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洋跃进”,大量进口,提出来的口号是“要建立十个大庆”,那个时候我们的能源供给紧张,还要建立十来个大庆,国内自己又没有那么大的建设能力,就只能通过大量的进口,造成了这样一种经济过热的局面。但是70年代后期的经济过热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经济过热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当时是陈云同志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接受了陈云同志的建议,开始进行宏观调控,这一段出现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接下来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期,我们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在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这项改革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赵紫阳,一个是万里,那时候有句话叫“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赵紫阳在四川做书记,万里在安徽做书记,他们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这种改革没有直接地触动生产力,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种子,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工作方法,它所改革的对象是当时农村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就是所谓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大家在一块劳动,挣工分,最后按照工分来进行分配,这种生产关系制度已经严重地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这种已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制度做出了一定的改革之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理解很直观,叫做“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把土地承包到家庭去,国家要的公粮是一个死数,集体留的东西也是一个死数,你生产得越多,自己得到的也就越多。前不久新闻上说,在安徽建立了一个大包干的纪念馆,就是为了纪念当时的这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的改革。这种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的绝大多数人口都从这种改革中很快地得到了好处,不仅农村人口得到了好处,城市人口也从这种改革中受益非浅。由于农副产品供给的充足,长期实行的票证制度逐步的取消了,那个时候我们有粮票、肉票、布票、油票、棉花票,各种各样的票证,在进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副产品供给丰富,这些票证就逐步地取消了。
     八十年代初期,受到农村改革成功的鼓舞,我们开始把改革推向城市。在城市里的改革主要的对象是企业,怎样进行企业改革呢?在八十年代初期,我们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供借鉴,那时重点研究的国外的经验是哪些国家呢?是波兰、捷克、匈牙利这些东欧国家的改革的经验。他们的改革是相当有限的,而且他们都是一些小国,这些经验不适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当然我们也从他们的改革中受到一些启发。我们当时能够利用的自己的经验也只有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改革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它的实质,是一个“包”字,所以在城市里企业开始改革的时候,我们重点搞的也是承包制,典型的例子就是北京的首钢,首钢的承包制改革是当时推进企业改革的一种主要的形式。承包制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企业都有一个生产计划(国家制定的生产计划),那么超额完成生产计划,超产的部分允许企业拿到市场上去,按照一个比较高的市场价格出售。出售的所得使用起来也很灵活,你可以用于改善生产条件,可以用于改善职工的福利,也可以用于发奖金。奖金这个东西,在当时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陌生,而且是具有很强刺激作用的东西。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主要讲的是精神奖励,很少有物质奖励,物质奖励是什么形式呢?如果你是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你可以到北戴河去疗养,到庐山去疗养,或者发给你一个茶缸,上面印着“劳动模范”,要么发给你一条毛巾,上面写着“先进工作者”,就是这样的物质奖励,从来没有过奖金。所以在八十年代初期,允许发奖金了,这是一个极大的刺激作用。我当时有一个同学复员转业回来,那时候对复员转业军人是相当照顾的,不像现在复员转业军人的安置都成为一个问题。那时候复员转业军人可以优先选择工作,他有两个工作可选择,一个是到机关当干部,一个是到工厂当工人,他当然选择到工厂,因为那时候工厂可以发奖金,而机关里不可以发。前几年我见到他,他就后悔了,为什么呢?下岗了,如果当时能够预见到拿两天奖金最后要下岗,他大概不会去企业,这也说明预测的重要性。
     承包制的改革虽然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我们可以看出,红色的曲线(GDP增长率)是向上走的。但是承包制带来了一个至今还有影响的问题,就是价格双轨制。因为企业可以超产,国家给了生产任务以后,同时还提供这个生产任务相应的原材料投入,你通过增产节约,可以用给定的原材料生产出超额产品来,但是如果你想大规模生产超产产品,必须还要有额外的原材料,这些需要的原材料必须在市场上按照比较高的市场价格购买。这就造成了在当时中国存在的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价格的双轨制,同一样东西有两个价格,一个是比较高的市场价格,一个是比较低的计划价格。这种价格双轨制带来的政治影响到现在还存在,因此就是造成了腐败,如果有门路,你能够以计划价格掌握一批物资,然后按市场价格出售,什么也不要做就能发财。现在我们国家的腐败现象之所以如此严重,价格双轨制也是一个起因。
    价格双轨制在经济方面造成的影响就是形成了通货膨胀,在八十年代初期,不仅经济增长率向上走,物价也在向上走。到了85年,经济出现了过热。在出现经济过热的时候,我们治理经济过热的办法是什么呢?叫做“鸟笼子”理论。“鸟笼子”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是一只鸟,这只鸟会飞,鸟飞起来的时候经济就增长了,但是如果这只鸟乱飞的话,经济就过热了。怎么来治理经济过热呢?我们搞一个笼子,把这只鸟装进去,它既能飞,又飞不出这个笼子。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了,又不会出现过热,这就是当时“鸟笼子”理论的做法。“鸟笼子”理论的版权应该说是陈云同志的,今年是陈云同志百年诞辰,社会上有很多纪念陈云同志百年诞辰的活动,陈云同志在政治方面、党的建设方面都有极其杰出的贡献,在经济理论方面陈云同志也是有贡献的。那么,这个“鸟笼子”是由什么东西做成的?“鸟笼子”是由三样东西做成的:货币供给、投资和贷款。遇到经济过热,根据“鸟笼子”,就是要抽紧货币供给,抽紧投资,抽紧贷款。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办法是很灵的,抽紧了这三样东西以后,过热现象很快就得到了抑制。
     但是,当时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和现在大不一样,现在我们是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而且在整个所有制结构中,国有比例不断下降。在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经济主体是公有制,绝大多数经济实体都是公有制的,公有制包括两种,一种是集体所有,一种是各级政府的国有。国有企业都是政府的“亲生子女”,当政府抽紧投资、贷款和货币供给以后,国有企业的经营就出现了很大的困难,企业一片抱怨之声,做父母的听到自己的子女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于是就很快地放松了宏观调控的紧缩政策,85、86年的那次的宏观调控只搞了一年。
     87年虽然形势好一点,但是不管经济增长速度,还是通货膨胀率,只是略微有所下降。也就是说,85、86年的这次宏观调控,是一次不成功的“软着陆”,我们的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使飞机着陆,最后飞机只是下降了一点,但是还没有下降到地面就又起飞了,这次起飞造成了后来两年更严重的经济问题。大家可以看到,88、89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接近20%的水平,经济增长也有所反弹,它反弹的并没有像85、86年经济过热的时候那么高,但是通货膨胀却上去了,所以85、86年那次不成功的“软着陆”造成的反弹是比较厉害的。而且这次反弹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引起了政治和社会问题,就是89年出现的天安门事件。
    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天安门事件应该说是一个政治事件,是一小撮动乱分子利用胡耀帮同志去世的机会,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但是这个政治事件有着非常强的经济背景,这个经济背景是什么?就是非常高的通货膨胀率。为什么这么讲?现在六、七十岁的人,在四十年代生活过的人,他们知道什么叫通货膨胀。国民党政府到四十年代后期,在他们垮台之前,通货膨胀是非常严重的。但是从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老百姓没有经历过通货膨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货膨胀是怎么表现的呢?你到商店里去看,东西不贵,价格是比较低的,摸摸兜里的钱也买得起,但就是不卖给你,就是这种扭曲的、隐性的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逐步地向市场经济转变,通货膨胀现象逐步地也由隐性的、扭曲的方式变为显形的、正常的方式。当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的时候,中国老百姓没有任何经验。举个例子,比如韩司长在这儿发布一个预测,说再过一个月要通货膨胀了,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办,你可以换点外汇,或者买点金银首饰,买辆汽车,买套房子,这些都是保值的措施,可以减少自己在通货膨胀中有可能受到的损失。但是在当时,中国老百姓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出现了抢购的现象,有人抢购手纸,抢购酱油,抢购一屋子手纸也值不了几个钱,抢购酱油装到浴缸里最后长了毛,还有的抢购彩电、冰箱,但是彩电是不出彩的彩电,冰箱是不制冷的冰箱。当时主政的是赵紫阳,他对高通货膨胀率起因的分析是对的,他说价格双轨制是原因之一。他提出解决的办法也是对的,叫做消灭价格双轨制,但是他提出来的这个时机是不合适的,因为85、86年的宏观调控并不成功,出现了反弹,赵紫阳同志还提出来要“价格闯关”。“价格闯关”给出了什么信号呢?有两种价格,一个是高的市场价格,一个是低的计划价格,“价格闯关”很难把较高的市场价格压到较低的计划价格水平上,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较低的计划价格提到较高的市场价格上,这就让老百姓人心恐慌、不知所措,动乱分子一煽动,就有很多人上街游行。所以宏观调控如果出现反弹的话,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这次反弹的经验告诉我们,它不仅仅会引起经济的问题,而且会引起政治和社会的问题。在88、89年出现这一次经济过热的时候,还是赵紫阳,由于他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宏观调控的措施也很不得力,在88、89年都出现了很高的通货膨胀。
    粉碎动乱以后,建立了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纠正了错误政治路线以后,才开始进行宏观调控。当时,政治局常委是江泽民、乔石、李鹏、李瑞环、姚依林,在这五个人里,姚依林是专门主持经济工作的。姚依林是陈云同志的好学生,陈云在作副总理的时候,姚依林是商业部部长,所以89以后我们的宏观调控基本上还是“鸟笼子”理论那一套,也就是控制货币供给、控制贷款、控制投资。粉碎了动乱以后,我们在政治纪律上得到了很大的加强,所以这种严格的“鸟笼子”理论的办法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执行,也就是所谓的“一刀切”,几乎所有的工程项目都被停住了。我听说北京新大都饭店没停,因为那个项目是陈希同的儿子搞的,除了极个别的项目之外,绝大多数的项目都是“一刀切”,停下了。这种调控方法在当时是相当见效的,只有一年的功夫,通货膨胀率就从18%降到了4%左右。如果只是从对通货膨胀的控制来看的话,这种宏观调控是相当成功的,效果极其明显。不幸的是,我们从图上看,在蓝线下降的同时,红线(经济增长速度)也由11%在一年的时间下降到不足5%。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出生率比较高,每年的新增劳动力以数千万计,而经济效益又相当低,所以经济的运行必须依赖于比较高的速度,如果没有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的话,活不下去。所以,当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不足5%的情况以后,在九十年代初期,最流行的词是什么呢?是“市场疲软”,“三角债”。也就是说,88、89年的这次宏观调控是“硬着陆”,飞机是降下来了,但它是掉下来的。这是第二个比较典型的宏观调控的结果。在九十年代初期,我们的日子是比较难过的,为了解决三角债的问题,还专门把朱镕基同志从上海调到国务院当副总理,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解决三角债的问题。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92年,1992年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邓小平同志南巡,在南巡中他讲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发展是硬道理”,我们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精神鼓舞下,全国很快地就掀起了一轮新的经济高增长,大家可以看到,这条红线从92年以后开始上升。但不幸的是,在红线上升的同时,蓝线以更高的速度上升,导致了更高的、更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水平甚至高于88、89年,接近25%。不到一年的功夫,在1993年6月份,国务院就不得不发布了一个“十六条措施”,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先是从整顿金融市场秩序开始。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邓小平同志92年南巡,最大的贡献在哪?“发展是硬道理”使我们的经济又上去了,但是由于经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出现过热,我们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造成了GDP增长速度连续八、九年处于一种下降的趋势。邓小平同志南巡最大的贡献应该是在于他说的另一句话,那就是“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句话讲的拨乱反正的意义更伟大。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以后,经常有人提这个问题,特别是外国人经常问,你搞市场经济就搞市场经济,为什么还要加上社会主义?其实回答这个问题也很简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又要搞市场经济,所以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能够被写进党的文件,作为全党、全国的奋斗目标,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我们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不清楚的。在八十年代初期,大家去查一下当时的报纸,我们要搞什么呢?还是搞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虽然改革开放了,但是我们讲的还是要以计划经济为主,有一点进步,就是允许市场经济伸一条腿进来,当当第三者。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提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商品经济这个词是必须得用的,因为马克思早就讲了,在原始社会之后,共产主义之前都是商品经济,所以说商品经济可以讲,但是前头要加社会主义。即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样的提法也是经过斗争的,我大概半年前见过高尚全同志的一篇文章,就是讲当初怎么样能够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概念得到认可。那么是谁最早在理论上阐述中国的改革要搞市场经济?不是我吹牛,还得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当然有很多人提市场经济,但是首先从理论上来阐述中国应该实行市场经济的,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87、88年海南建省,搞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第一任负责人是梁乡,从深圳调到海南。他到海南一看,不仅海南的经济基础很难适应建立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需要,而且海南的干部队伍素质和水平也无法满足要求,于是他就到中国社科院找刘国光,刘国光当时是负责经济片的副院长,他就请刘国光带一个队伍到海南,帮助他们制定海南的发展战略。刘国光带人到海南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海南要想建成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必须实行市场经济,这是白纸黑字,有书为证的(1988年出版的《海南发展战略》)。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很快就碰到“6·4”,“6·4”以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政治领域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只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才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够坚持党的领导。但是,当时有人不适当地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扩大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有人写文章,说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十大表现”,第一个表现就是有人提在中国要搞市场经济。所以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没有办法讨论这个问题,也没有办法辩论这个问题,要批就让他批去吧。
     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了“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才翻了这个案。邓小平同志在南巡的时候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为什么要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我想是有针对性的,不是平白无故讲的。因为在当时,不仅舆论的宣传是反对市场经济的,甚至我们党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在那个时候还是在讲要搞计划经济。如果不是邓小平同志讲了这句话,我想我们很难在十四大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许我们现在也可以讲市场经济了,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讲的话至少得晚几年。社科院也经常有学者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他们回来以后谈自己的体会就说,理论界讨论的问题大概五年以后才能写进党的文件,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88年提出来,93年才写进去,当然现在这个速度快多了。上个星期我在绵阳,就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造两弹的地方,我跟他们讲,我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你们是中国物理工程研究院,咱们差不多,我们社科院干的事不亚于你们造好原子弹,他们也同意。所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理论创新是相当重要的。
     再来看第三次宏观调控,93、94年的这一次。到96年年底的时候,通货膨胀率已经低于10%了,从两位数变成一位数,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在10%左右的水平,通货膨胀被控制住了,同时经济增长速度还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当时《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刘国光和刘树成的一篇文章,叫做《总结“软着陆”成功的经验》,我们实现了一次比较成功的“软着陆”,这样的案例在中外都很难找到。为什么我们能够在96年取得这样一个比较好的“软着陆”呢?因为我们在这次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不像前两次那样,完全或者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依靠“鸟笼子”,而是进行了改革。虽然93年出现了经济过热,但是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呢?十四大明确提出,“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以前一直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改革要往哪儿改,只好“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一直到十四大,我们才搞清楚了,我们改革的方向是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去。十四大明确了这个目标之后,在接下来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绝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决定。因为这个决定规定了我们怎么样进行全面、配套、系统的改革,而且很快地就付诸实施,现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很多存在的事实,都是在那个时候确定的。比如财政方面,国税和地税的体制是那个时候定下来的;财政赤字必须通过发行国债来解决,而不能够再向银行透支,这个原则也是那个时候定下来的。因为原来财政出现赤字,可以向银行透支,政府无代价地从银行拿钱来花,银行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只要开动印刷机印钞票就行了,这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财政多花了钱要靠发行国债来弥补,这也是那个时候的财政体制改革定下来的。我们现行的银行体系有三类银行,一个是中国人民银行,它是中央银行;一类是商业银行,像工行、建行、交行;第三类是政策银行,像国家开发行、农业开发行、进出口银行。这种完整的现代银行体系也是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完全建立起来的。还有我们的汇率制度,当时汇率也是双轨制,有两个汇率,一个是官价,一美元换五块多人民币,一个是黑市价,一美元换十块人民币。到了九十年代初,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们全面进行汇率制度的改革,把两个价格给合了,中国人喜欢8,当时好像就定了一美元兑换8.8元人民币,当然那也是加权平均计算出来的。还有其他一些制度,都是在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完成的。当然,我们如果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个时候进行的一些改革,肯定是很不满意的,很不够,不全面,不彻底,还要继续深入,可能有些改革措施还是错了。但是,毕竟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全面地、系统地、配套地进行了这样一些改革,而这些改革保证了我们在96年年底的时候能够比较好的实现“软着陆”。
     综上分析:这就是我们过去进行的三次比较典型的宏观调控。第一次是85、86年,这次宏观调控由于进行的时间比较短,下面又有抱怨,就停止了,结果造成了一次反弹。第二次是88、89年的宏观调控,由于后来实行了“一刀切”的措施,最后造成了“硬着陆”。第三次就是93、94年的这次面对过热的宏观调控,由于我们坚持了改革的方向,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全面地、配套地推行了各个方面的改革措施,加上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到96年的时候,我们实现了一个比较好的“软着陆”。所以我们讲宏观调控有三种可能的结果,这三种可能的结果都是我们在过去20多年经历过的。
     96年以后,因为这次“软着陆”成功了,价格控制下来了,经济增长速度还可以,我们希望经济发展可以继续走这条路,进入新一轮的高增长。但不幸的是,大家可以看到,红线还在继续向下走,蓝线不仅继续下跌,而且跌到零线以下去了,这就是通货紧缩。原因就是97年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再加上我们自己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外在的因素和内在的因素使得在96年“软着陆”以后,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减慢,同时带来通货紧缩。从98年开始,我们实施的是所谓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说这个政策好,因为“积极”是个褒义词,在经济学领域里,这种政策应该是叫做“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张是一个中性词,甚至带有贬义的意思,就是一个迫不得已的政策。这种政策使我们苦苦挣扎了四、五年,大家可以看到,红线在7%、8%之间摆动了四、五年,蓝线在零的上下摆动了四、五年,总是摆脱不了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增长速度想让它再快点,又快不上去。
     转机发生在2003年,2003年一季度的时候,GDP增长率是10%,甚至大家在讨论是不是该点刹车了,后来这个刹车自己就来了,是什么呢?就是非典。一月份GDP增长率是10%,到了四、五月,非典肆虐,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GDP增长率跌到6%,大家都不敢出门,不下馆子了,消费一个劲的往下跌。所以当时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能做的事情就是放松贷款,增加投资,靠贷款和投资来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结果到了四季度就过热了,主要行业是钢铁、水泥、电解铝。在后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和温家宝总理讲话,出现问题了,要进行新的宏观调控,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处于这种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应该说2004年的宏观调控是相当成功的,取得了非常好的阶段性效果,到了2005年我们又面临一些新的问题,比如房地产等。
     现在我们依然面临着这样三种可能,“软着陆”、“硬着陆”的说法可能不大合适,所以我都打上引号了。我们依然面临三种可能:一个就是比较好的实现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保持经济适度、快速的增长;还有一种可能是“硬着陆”,有可能过火了一点,出现过度的回落,一些结构性问题加深;还有一种就是出现反弹。去年有人问我,你说有三种可能,这三种可能的概率各有多大?我说大概“软着陆”40%,反弹40%,“硬着陆”是20%,去年可以这么说。如果现在再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应该说“硬着陆”或者过度回落的可能性要增加一点,现在的情况我觉得有点像90年的时候。我看了90年统计局的公报,一方面供不应求,就是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局面依然存在,但是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债务拖欠、就业不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90年的时候,我们面临的是两方面的问题,现在我们依然也是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
    我个人体会,2005年更困难一点,因为2004年我们面对的宏观经济形势可以说是过热了,方向比较明确,就是要把这个过热治下来,可能热的表现是不同的,我们实行的是“有保有压”。但是到了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很难说哪一种,仍然面临两种倾向,很难说哪种倾向是主要的,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难题。同时,宏观调控也给我们提出了在理论上需要研究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宏观调控是一个总量的问题,宏观调控要调控总量,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我们前几次的宏观调控确确实实都是在调控总量,但是2003年以来的这次宏观调控,我们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提出了“有保有压”,而且这个“有保有压”是成功的,它的意义是相当积极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宏观调控仅仅是总量的问题吗?它是不是也需要考虑结构的问题?显然,2003年以来的这次宏观调控至少从实践上证明了需要考虑结构性的问题,这是和教科书上不一样的。
     第二个问题,宏观调控在教科书上讲是一种短期的、临时的政策,它是针对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下来进行调整。而在我们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已经进行了6次宏观调控,差不多三、四年就是一次。那么这个宏观调控它还仅仅是一个短期的、临时的政策吗?它是不是应该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发展过程?
     这两个理论性的问题是在2003年的这次宏观调控中提出来的,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从而丰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时间有限,我就先讲到这,谢谢大家!
 
 
   
  
 
                                中国经济50人论坛秘书处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05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