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而在这45年当中，“建特区”这个由中国最先创造的发展模式，已经几乎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时的一个“必选项”。45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用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逻辑框架，进一步分析一下为什么经济特区能够在落后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早期的“发展破局”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不仅是在中国，也可以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起到重要的作用。
通过体制和政策的“优势落差”，用新的体制有效配置稀缺资源，形成“资源聚集洼地”，形成发展的突破并带动全国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就是缺资本、缺技术、缺人才，那些发达国家富有的生产要素在我们这里是最为稀少的。但过去计划经济的想法，是要用政府集中配置资源的办法，把我们仅有的那一点稀少资源利用起来，形成发展的突破。应该说，这种方法在初期阶段也会取得一定成果。但是这种计划配置方式的问题，在于无法在所有产业的发展中发挥作用。特别是没有各种经济主体参与的积极性，没有所有经济主体出于利己动机去捕捉各种机会，积极创新，灵活地配置资源，所以计划配置往往陷入僵化，宝贵的稀少资源既没有合理地集中配置，也没有高效利用，在当时的行政体制下被“撒了胡椒面”。
以市场体制为导向的经济特区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用新的体制(最初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市场体制，但总是要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原计划体制的僵化)和新的发展政策(包括外贸政策、外汇政策、引资政策、投资政策、用工政策等)，形成这一区域与全国其他区域的体制与政策的“落差”，用这种差异，形成“资源聚集洼地”，把全国各地的一些稀少资源“吸引”过来，使之得以集中地有效利用，发挥最大的作用，从而在我们这样一个当时资本、人才稀少的国家实现增长的突破，带动全国的增长，实现计划经济没有做到事实上也很难做到的事情。
这一分析可以解释以下的现实情况：像深圳这样较为成功的经济特区，地处经济开放的前沿，但在最初阶段，吸收最多的不是“外资”而是“内资”，引进最多的不是国外的人才而是内地的人才；转移最多的不是国外的技术，而是在内陆地区发明的但没有充分利用的技术。深圳经济特区当时起的作用，一个是把当时的很多企业给集中到深圳来了，另一个就是把全国的许多人才集中到深圳来了。中央并没有对经济特区给予什么财政上的特殊支持，而只是“给了政策”，正是这种用新体制和新政策的落差，把全国的一批优质稀少资源集中配置到了经济特区，使之有效地重新配置，导致经济特区很快实现了高速发展，也提高了全国经济整体的发展水平和资源利用效率。
有人曾经批评说，中国的经济特区并没有利用多少外资，而是“抢了”其他(较落后)地区的优质资源。事实上，正是经济特区的出现，才结束了计划经济和当时行政体制下 “撒胡椒面”式的配置资源方式，资源被市场上的种种“落差”所吸引而得以重新配置。这正是经济特区打破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作用和特殊魅力。落后国家优质资源特别稀少，所以需要对仅有的一点资源集中有效地利用。经济特区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计划经济的、集中有效利用优质稀少资源以实现发展突破的新方式和新模式。
通过经济特区迅速扩大对外贸易以充分利用相对优势
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而不仅是增长)，就一定要利用国际市场，突破自己低收入水平下的窄小市场的局限，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和相对充裕资源创造价值，换取自己没有的资源(如技术设备)，才能实现发展。
经济特区在最初建立时的一个主要的现实目的，就是发展对外贸易，而且是发展“三来一补”之类的加工贸易，最大限度地利用作为发展中国家较为充裕的要素禀赋即劳动力，以实现发展的突破。
发展对外贸易，会涉及很多政策上的改变，比如相应的财税、外汇、金融、海关等方面的政策安排，都要做出改变。这些改变，很难在全国同时进行，需要有一些区域先行先试，而且是综合配套地进行试点。经济特区就是发挥这一功能的有效工具。经济特区都设在沿海地区，有利于较快地对接国际市场，实现外贸的突破。而深圳经济特区毗邻香港，贸易的往来在各种层次上一直延续着，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深圳的加工贸易和对外出口很快实现了飞速发展，速度大大快于其他经济特区，也就不难解释了。
对外贸易有利于更大规模地利用我们相对充裕的资源，这一点集中体现在经济特区成为全国各地“农民工”最早流动转移和聚集的地区。经济特区是一个国家的特区，利用的是全国的资源，并使全国的资源得以更充分和有效地利用。
加快引进稀缺要素，弥补禀赋不足
经济特区的另一个发展功能，就是在最方便的地方开始引进外资，以及外部的管理、技术人才要素，从而弥补那些增长要素的不足。
引进外资、外企，也涉及到许多政策的改变，需要相应配套的体制，这在发展初期还无法在全国全面实行。建立经济特区，就是要在一定区域内开始实施起来，创造经验，以向全国推广，也使得这一因素尽快在一些区域内开始发挥作用以实现发展的突破。沿海地区具有运输成本低的区位优势，原来有开放的历史和文化，最容易实现外资和外企的引进。在国际上也是这样，往往是一些边境地区，甚至是三国的边境地区，容易最先实现发展，就是因为在这些地区最容易实现“优势互补”，使不同国家不同的稀少要素能够组合起来实现较高的增长。
经济特区率先引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稀少要素，不仅是资本，还有技术、管理知识、市场渠道、企业制度等，也就率先改变了当地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能够(有可能)率先“提升”产业结构。这就是为什么经济特区在后来都成为高新技术相对发达的地区。
经济特区率先改革，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经济新体制和发展新模式的借鉴
经济特区率先对外开放，所起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引入了新的“市场取向”的利益主体，改变了利益格局，从而有利于体制改革率先展开，更多的人“愿意改”甚至是推动改革。而在有关体制改革“如何改”的问题上，开放的作用就在于加速引入信息增量，从而改变人们的知识与信息结构，使改革加速。外贸活动、与外国人做生意的过程，都是吸收信息与知识的过程；而引进外资、外企，则更是将各种信息与制度的载体引入了国内，都导致一国内制度知识与制度信息量的增大。
经济特区在率先开放的过程中，率先获得了较为完全的制度信息；这些较为完全的信息会体现在先行先试、率先取得进展的体制转轨过程中，而这些率先实现的改革，会在全国起到示范的作用，较多的有关制度的信息就在这一示范过程中进一步“外溢”到全国，比如会在全国的改革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作用，也会在人们到经济特区考察学习的过程中扩散到各地。
而且，这种由率先开放所获得的信息增量通过经济特区的实践消化、吸收，转化为一国的“内部知识”，而不再是“外国”的知识。直接学习外国的做法，会有许多东西难以适应本国的特殊实际，而学习经济特区，则是在学习在本国已经行之有效的做法，与全国其他体制的整合也更加容易，改革的“不协调成本”就会小得多。人们这时已经不必“出国考察”，而是可以到经济特区学习。总之，通过经济特区的改革实践，由开放所获得的信息得以消化之后再传递出去，信息增量已经以一种更为容易被全国和其他地区所接受的方式存在，成为推进改革顺利展开、减少改革成本的重要因素。
在率先进入发展新阶段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新探索、解决新问题
经济特区最先发展了起来，为全国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新经验，同时也会最先经历发展的过程，最先面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包括经济方面的问题，也包括社会、文化、政治方面的问题。比如，当一部分人率先在经济特区的发展过程中富裕起来之后，经济特区就率先面对收入差距的社会问题；当大量农民工涌入经济特区打工的时候，经济特区就最先遇到了城市化过程的种种矛盾，需要率先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当经济特区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的时候，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就率先成为突出问题，成为先富起来的中产阶层所关心的问题。经济特区率先面对这些问题，就为全国处理这些问题不断提供经验教训和示范。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经济特区的“持久性”，或经济特区在经济发展全过程中存在的意义：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会不断有新问题出现，都需要一个国家内部有一些区域先行先试，率先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与途径，以减少全国处理这些问题的改革成本。因此，我们要结合发展阶段的演进，来看经济特区在不同发展阶段上新的意义——经济特区将不再仅仅具有率先发展经济的功能，也将具有率先在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生态发展和政治发展等各方面的功能。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深圳经济特区不断地被中央提出新的要求，赋予新的试点功能，这集中体现在2019年中央将深圳定位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要求它实施进一步的综合试点改革。
也正因如此，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的时候研究中国的经济特区，不仅是为了总结，也是为了进一步地发展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远没过时，经济特区还是进行时!
//本文为《深圳特区报》特约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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