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讲坛总第392期）

刘伟

论坛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非常感谢50人论坛，让我有机会与各位同学一起讨论当前中国经济问题。围绕今天的题目，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大家交流。

第一个问题，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应对风险挑战，首先要客观地认识我们发展所处的阶段，包括这个阶段的特点，发展达到的水平，面临的机会、挑战以及变化。

经过长期持续稳定高速的发展，到2010年底中国经济增长达到新水平，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9%以上，创造了战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奇迹。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经济复苏迟缓，尤其是新冠疫情的冲击，各种前所未有的因素相互叠加，经济增长和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和严重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经济仍然体现出较强的增长韧性和抗击打能力。

2013-2017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7.1%的中高速增长；2012-2021年的10年里，保持了6.7%的中高速增长；2020年在全球负增长的情况下，我国成为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增长2.3%左右；2021年，增速进一步提高到8.1%，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当年美国的增长速度是5.7%，名义增长率达到11%以上，也非常高。2020年和2021年这两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到5.1%，到2021年年底，GDP增量达到114万亿以上，折算成美元，达到17.7万亿美元左右。

我国GDP占全球的比重达到接近18%，这个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个比重只有1.8%，2012年大概是10%多一点。而且进一步缩小了和美国的差距，改革开放初期我国GDP大概相当于美国的6.3%，2012年相当于不到55%，2021年相当于77%左右。从总量看，我国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国人均GDP达到8万多元人民币，折算成美元大体上是12000美元，超过当代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接近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阶段的起点水平（12535美元）。为实现“十四五”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即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GDP总量再翻一番，我们做出了扎实的推进工作。同时，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1%，与经济增长大体上保持同步。

    总之，经过长期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现在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就经济发展阶段性而言，从贫困进入当代上中等收入，并且已经接近高收入阶段的门槛。预计正常情况下，经过“十四五”期间的发展，我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到当代高收入阶段，这也是“十四五”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

在这个基础上，2022年我们确立宏观经济的主要指标，虽然面临很多挑战，但是从政策目标尤其是宏观经济的主要指标上看，还是体现了积极主动的态势。今年年初“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分析了各方面的形势，明确地提出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是5.5%左右，新增城镇就业110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5.5%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左右，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进出口保稳提质，国际收支实现基本平衡，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农耗强度目标有点变化，放在整个“十四五”期间来考核，所以2022年年度没有提出具体指标。但是我们留有适当的弹性，兼顾发展和减排、当前和长远，新增可再生能源的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耗增量的控制，主要是总结一些经验教训，使它更有弹性。

具体来看，现在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5.5%这个目标，高于国际社会和主要国际经济机构对我国今年经济的预测。我们确立的增长目标比国际社会更积极一些，也明显高于世界经济的平均速度。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较，中国的政策目标是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当然，如果和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历史相比，则是历史上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最低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最近这1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是6.7%，其实从2015年以后，增长速度就降到7%以下，然后一路下降，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2019年，增长速度降到6.1%。所以2020年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大家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的增长速度会不会跌破6%，要不要提出保6%的目标？如果跌破6%，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确定就要相应地做出系统性的调整。这个问题在当时还是有争论和分歧的。

在这个争论还没有达成共识的时候，2020年春天爆发新冠疫情，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大家很清楚，6%的增长目标恐怕是不太可能了。疫情的发展态势以及防疫政策对经济影响到底有多大？国内国际相互交织叠加的程度到底有多深？我们当时并没有把握，因此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没有提经济增长率指标。

今年提出5.5%的指标，从历史上看，除了极特殊的情况之外，这是比较低的一个目标。当然，从国际社会的预期来看，我们还是比较积极的。

    第二个特点，虽然是5.5%，但还是一个中高速度的增长，为什么呢？一是因为宏观经济主要指标均衡的要求，特别是就业指标的要求。根据奥肯定律，结合我国现阶段的经验值，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差不多带来200多万个就业岗位。今年我们要安排1100多万个就业岗位，从而使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如果这样的话，经济增长率就要达到5.5%左右。同时，5.5%的GDP增长速度与3%左右的CPI控制目标也大体适应。如果没有特别因素的影响，一般条件下，根据中国这些年的经验，5.5%的经济增长率不会推动CPI涨幅超过3%。

    二是这个目标和近两年我国的平均增长速度是比较接近的，这个目标的确定有一定的现实依据。2021年经济增长8.1%，2020年经济增长2.3%，两年平均增长率是5.1%。我们原来预计，2022年的疫情防控和国际国内经济增长的一些变化比2020年、2021年总体上趋缓，所以确定的5.5%略高于我国这两年5.1%的平均速度，还是有一定基础和根据的。

    三是与我国“十四五”规划的要求相联系。2035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要达到当代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人均GDP达到22000-27000美元，中位数（特别是以韩国为代表）大体上是25000美元。如果按照普遍价格，我们现在大概是12000美元，要赶上现在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未来15年内要翻一番多一点。中国人口已达峰值，到2035年人口会比现在减少。如果经济总量翻一番，人口规模有所下降，那么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将会翻一番略多一点。

    这就提出一个要求，从经济增长角度，如果到2035年GDP总量要翻一番的话，在“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这三个五年规划期间，年均增长率大体上要达到4.8%的水平。“十四五”期间略高一点，因为基数在这，随着基数增大，速度客观上会放慢，所以“十四五”期间大体上平均要达到5.5%。“十五五”期间速度大体是在5%左右。“十六五”期间，平均速度应当在4.5%左右。这样算下来，在三个五年规划期间，大体上能保持在4.8%以上的速度。所以5.5%的目标增长速度与“十四五”期间所要求的平均速度，以及到2035年中长期目标衔接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相互联系的。

第三个特点，这个目标是中高速增长，体现了主动作为的态度。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能感觉到，面临的压力和不确定性非常大，困难非常大。困难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疫情发展和防控在全球范围内仍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国内疫情防控态势也极其复杂，对今年的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风险挑战。

二是世界经济政治局势的演变，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全球经济仍在深度衰退中。同时又有新的矛盾变化，不同经济体之间经济修复的差异日益拉大，疫情冲击下经济复苏的不均衡性更加凸显。前期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和疫情冲击的叠加，采取超强的刺激措施，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特别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开始释放，初级产品和大宗产品价格大幅上扬，美国等西方主要经济体强力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后，已形成对物价的强劲推动。高增长低通胀，甚至低负增长高通胀的格局有可能形成，进而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

    根据前些年的数据，21世纪初，美元输出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时间周期大体上是6-18个月。我国的情况稍微特殊一点，时间周期是7-24个月，因为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有些不同。不管时间长短，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强力刺激的货币政策一旦出去了，迟早在一个时点会逐渐释放成通胀的压力。从现在的情况看，前一段应对金融危机和疫情冲击的强力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美国和西方已经开始形成通胀压力。这对我国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从PPI上涨逐渐传导到CPI上涨，从年初较低的通胀率逐渐攀升，形成今年先低后高的通胀轨迹。

    三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军事冲突，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影响程度有多大现在还很难准确预料。从目前对能源价格的影响来看还是很深的，对我国经济也会间接甚至直接地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是我国石油、天然气进口依存度较高，由此产生的风险更需高度重视。

四是我国经济增长进入现阶段的基数效应以及经济新常态下的新特点，都会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新挑战。2021年我国GDP总量超过114万亿，在这个新的规模基础上如果实现再增长，速度自然就面临减缓趋势。去年在面临一系列挑战的情况下，我们实现了8.1%的经济增长，如果在8.1%的基数上和去年同期相比，再实现比较高的增长，那就需要有更强劲的新动能，而动能转换本身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可能实现。

所以今年确定5.5%的增长目标，虽然有各种现实的可能性，但同时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是非常大的。

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特点，要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总书记所说的，立足新阶段，把握新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有两个方面的突出特点，我们在指导思想上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一方面，虽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保持了40多年的高度增长，但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突出矛盾是发展水平质量不够高，发展的不全、不均衡、不充分。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理念。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牢牢把握住的一个基本点，就是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体现基本路线的根本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突出一点就是强调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

总书记在去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讲，经过长期的实践，特别是最近10年，从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各种风险挑战，我们总结经验，得出了一些经济发展方面的规律性认识。总书记当时概括了四条，其中第二条特别强调，一定要聚精会神地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于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基本要求的精神，一定要贯彻。

另一方面，在新阶段我们仍然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改革开放一开始的时候，从七十年代末到上世纪末的20年，小平同志没有明确提出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但是他特别敏锐地感觉到当时国际国内各方面的变化，认为我们面临着一次重大的历史性机遇，要牢牢抓住。当时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1991年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应当说，20年实现连续倍增，这样的速度是非常大胆的设想，10年翻一番要求增长率要年均达到7.2%，这在当时世界上是非常高的。当时我们抓住了机遇，看清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国际格局的变化，提前三年就实现目标。

进入新世纪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之后，在2002年做出一个决断，认为新世纪头20年中国仍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要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利用好战略机遇期。当时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样是20年翻两番，从初步小康迈向全面小康，彻底告别贫困。

    从2000年到2020年，中国GDP实现翻两番，人均GDG也达到全面小康水平，彻底告别贫困。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今后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是不是还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经过分析和研判，党中央认为，在今后和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是这个战略机遇期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其内涵和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二十年，我们实现的战略目标是解决温饱，初步小康。进入新世纪的二十年，这个战略机遇期要解决的目标是实现全面小康，彻底告别贫困。现在和未来一段时期，在新的战略机遇期要把握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现代化。目标不同，要处理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也不一样。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从过去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和落实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演变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与此相适应的，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任务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我们在前40年抓住历史机遇，克服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如何跨越贫困陷阱。二次大战之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上独立，接下来面临着经济发展，首要问题就是摆脱贫困。后来发现贫困很难摆脱，因为贫困有累积性效应，很难打破这个循环，即所谓的贫困陷阱。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从贫困走向温饱，从温饱又走向全面小康，彻底告别绝对贫困。中国为世界反贫困做出突出贡献，这些年世界减少的贫困人口当中，70%以上是我国的贡献，可以说中国成功走出一条摆脱贫困陷阱的道路。

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总书记在十八大之后特别强调，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呢？很多发展中国家达到中等收入尤其上中等之后，长时期跨越不过去。现在全世界高收入国家大概有70个左右，其中有13个是发展中国家走过来的。这70个高收入国家从上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用的时间大体上是12年零3个月，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到了这个阶段用十二三年的时间都跨越不过去。

像上世纪70年代的拉美国家，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一直跨越不过去，到现在将近50年了，被称为“拉美旋涡”。上世纪80年代东亚一些国家，像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也达到上中等收入的水平，到现在将近40年了，仍然跨越不过去，被称为“东亚泡沫”。还有上世纪90年代西亚北非一些国家，像突尼斯、也门、叙利亚、利比亚等，也达到上中等收入的水平，到现在将近30年跨越不过去，被称为“西亚北非危机”。

这就表明一个事实，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如果还延续传统的增长方式就跨越不过去，然后长期停滞，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它会形成政治、社会、文化、军事各方面的主体纠缠在一起，错失现代化发展机遇。所以总书记在十八大之后特别强调，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在经济发展上要特别注意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与摆脱贫困时期相比，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要处理的发展题目不同，怎么跨越过去？“十四五”期间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国内问题之外，国际上要处理的问题也和过去不一样，要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在上世纪和本世纪头二十年，这个矛盾还不是特别尖锐，但现在矛盾越来越尖锐。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和美国GDP总量的差距在明显缩小，美国在战略上对我国进行全面的围捕、限制、遏制是逻辑必然，这个问题我们过去没有遇到过。

在今后和未来一段时期里，我们仍然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是内涵和条件、机遇和挑战发生了深刻变化，一定要认真研究这种变化，客观分析这种变化。要想运用客观经济规律来应对各种风险，首先要客观认识经济增长达到的水平，然后基于这个水平来确定经济增长的合理速度，根据经济增长的水平来判断经济发展的方位、达到的阶段，把握这个新阶段最突出的特点。归纳起来，我国目前所处的新阶段最突出的特点，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另一个是仍然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第二个问题，要科学、准确、及时地判断经济发展的变化，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宏观经济方面出现的新失衡。

    首先，今年上半年由于各种因素叠加，经济面临新失衡，特别是宏观经济层面新的失衡特点比较突出。2022年上半年，国内国际的超预期事件频发，中国宏观经济在1、2月份开局回暖，但是3月份新一轮疫情高企和俄乌危机两大超预期事件冲击，使得经济形势急转之下，到近期才开始企稳复苏。3月到5月底，以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先后经历了一轮超大规模的疫情冲击，给短期经济发展和生产生活秩序带来巨大影响。叠加乌克兰危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美洲货币政策转向等外部不利因素，中国经济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抬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进一步强化。面对极其复杂的局面，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总体运行平稳，二季度实现正增长，整个发展态势稳定、持续，体现出比较大的、比较强的制度优势。

    但是受国内外不利因素的叠加影响，特别是本轮疫情的冲击，2022年上半年短期宏观经济运行严重偏离长期增长的趋势线。经济复苏势头明显放缓，负向产出缺口有所扩大。一季度中国实际GDP同比增长4.8%，环比增长1.4%，低于年初的预期。而相比一季度，二季度受疫情的直接冲击更大，实际GDP的增速显著回落，同比增长0.4%，环比下降2.6%。一二季度合并在一起，上半年实际GDP增长2.5%，比第一季度回落2.3个百分点。就各方面的具体情况来看，由于新一轮疫情冲击迅猛，使得中国经济下行力量过大，下行节奏过快，总需求和总供给都出现明显的收缩态势。

    一是从需求来看，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出口消费这三架马车都受到影响，但消费需求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3月份到5月份，连续3个月消费需求出现绝对萎缩，6月份开始转正，上半年累计消费需求同比下降0.7%。投资需求相对平稳，主要是基建投资大幅提速对冲了房地产投资的下滑，另外制造业投资较为强劲，对冲了服务业投资的低迷。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上半年累计同比增长6.1%，还是比较平稳。出口增速的波动加剧，4月份急剧下滑，但是5、6月份又有一个强劲反弹，但是进口持续低迷。

    从供给来看，与农业、工业制造业相比较，服务业受到的冲击最严重。3月份到5月份，服务业的生产指数连续3个月出现绝对萎缩，6月份开始转正，上半年累计同比下降0.4%。工业相对平稳，增加值4月份出现绝对萎缩，5月份开始恢复正增长，6月份提速。

    此外，物价整体平稳，但是核心CPI和服务价格低位运行，总体走弱，反映了需求不足相对更加严重，服务业受到的冲击更为剧烈。PPI涨幅持续回落，但依然在高位。

    进口、出口的价差扩大反映了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链受阻放大了本轮冲击的经济社会效应，贸易条件恶化。此外，从微观基础看，在宏观经济深度下滑的冲击下，上半年企业绩效恶化，居民失业率飙升，财政及基金收入下滑，市场信心出现较大幅度回落。

具体来看，和前一个时期的预测分析相比较，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一些新现象、新特征和新问题，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特点，1到2月份宏观经济向好，说明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应对三重压力所布局实施的政策具有很好的效果，如果没有疫情和俄乌冲突这两大超预期的外渗冲击，政策布局应具有很好的针对性。3月份以来这两大超预期的冲击极其迅猛，各类稳增长的政策力度不足以及时有效对冲下行的趋势。再加上疫情防控使得宏观政策传导和刺激效率出现下降，各项政策靠前发力，但难以快速落地并产生引领性作用，使得悲观预期全面形成，经济循环流量急剧收缩，导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难以抵御多因素的叠加冲击。一二月份开局回暖，与三到五月份形势急转之下形成鲜明对比，说明新冠疫情防控进程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化进程。中国经济迎来2020年二季度以来最为困难的一段时期。

    第二个特点，俄乌冲突持续加剧，全球通货膨胀高企，美洲货币政策快速转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以及全球供应链持续调整，给中国宏观经济外部环境带来正反不同的不确定性冲击。一方面，全球消费品价格上扬带来中国贸易品竞争力的提升，但是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扬又使得成本冲击力度加强，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另一方面，美国物价的上涨和赤字财政加大了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导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缓和，但是美国退出量宽带来的经济市场振荡，导致我国金融市场调整、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进一步上升。此外，海外疫情防控全面放开促进了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修复，但是新的世界局势动荡，特别是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催生出更加严重的、新的供应链瓶颈约束问题。

    第三个特点，上半年各类先行参数的持续变异，市场主体预期的加速回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下滑，充分说明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已经发生系统性变化。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地方政府支出的保守化倾向严重，特别是本轮经济下行过程中，消费者信心指数、满意指数和预期指数的下滑幅度达到2020年疫情爆发时的5倍。这不仅反映了市场主体对短期政策调整不到位、宏观调节力度不足的不乐观态度，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在未来疫情变化、政策调整、战略定位等高度不确实性条件下，市场主体保持着非常审慎的态度。

    第四个特点，上半年在供给端和需求端都出现明显下滑的现象，但是核心CPI回落、失业率大幅上升、产出缺口不断扩大都表明需求端收缩的力量更明显。同时，在持续疫情冲击和结构性政策作用下，短期供给能力损失已经潜在，增长能力下降也值得高度关注。也就是说，从短期角度来看，这次冲击对需求方面的伤害更大，需求的修复更迫切；但是在中长期，供给的潜在能力下降，供给能力受到的损失不能忽视。所以宏观政策在时间的次序、顺序安排上要做出调整，短期政策要更加重视对于需求的修复，特别是内需体系的培育，而供给端的修复更多要考虑安排到中长期政策范围之内。

    第五个特点，随着疫情因素消退和宏观政策刺激力度加大，中国经济的拐点可能已经到来，底部正在显现。高频数据显示，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和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作用下，中国经济的核心参数在4月底已经触底，开始全面反弹。多数核心指标的拐点均在5、6月份先后到来，已经可以观察到经济复苏的迹象。当然这是基于目前情况的分析，如果国际形势出现新变化，或者国内疫情出现反复，当出现一些超预期因素时，预测和观察都要重新调整。

展望下半年，随着全国疫情形势逐渐缓和，各地复工、复产、复市、复商全面推进，稳定经济大盘主基调确认，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效果充分显现，“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全面落地，以及地方政府换届完成，中国宏观经济有望迎来企稳回升的态势，为2023年全面复苏创造一个良好基础。

下半年从速度上来讲有一个特别的情况。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是前高后低，全年平均8.1%，但是第一季度增长18%以上，因为2020年第一季度太低，所以和上半年同期相比2021年的速度非常高。按照这个特点，作为2020对比的基数和同时期比，我们当时估计2020年的经济增长的态势和2021年相比它会呈现一个前低后高，因为它和上半年同期比，上半年同期是前高后低这样一个速度，所以基于这种情况和上年的前高后低的态势相对比，和去年下半年同期比，今年下半年的增长速度预计会有一些高企的基础。原因主要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点，疫情因素消退，各地区复工、复产带来内升增长动力，以上海、北京宣传启动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为标志，中国经济总体性进入疫后复苏阶段。引入疫情冲击时期的数据模拟分析结果表明，如果不考虑政策对冲，中国经济也能自发调整，疫情冲击对核心变量的影响将随着时间而递减，到今年年底基本恢复稳态运行。但是如果不考虑政策对经济衰退的缓冲，在目前政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由经济自我调整、自我复苏，2022年累计下来经济产出偏离正常预期的趋势，损失大概是2-2.3个百分点。如果不加强政策对冲，在5.5%的目标下减去2-2.3个百分点，今年的经济增长也就是3%多一点，这可能会带来多方面的问题，影响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均衡实现，比如失业率等。所以不能放任经济的自我修复，要更进一步加强政策的对冲。

    第二点，宏观政策刺激效果显著推动中国经济基本面改善。以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和《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为标志，宏观经济政策已经旗帜鲜明的确立了总体宽松的定位。存量政策的全面牵制，增量政策的全面出台，中央政府的强力督导，各级地方政府和部门的层层落实，短期资金和财政的保障，以及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不仅使得6月份经济参数出现快速反弹，而且能够力保障三季度出现加速反弹，从八九月份的数据来看，态势已经显现。

    第三点，欧美通胀全面显化，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外需的回升。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面临的各种瓶颈约束，也使得中国外需窗口期得到一定延续。因此，在解除国内疫情防控带来的生产和物流约束后，中国出口仍具有短期反弹的基础。

    第四点，先前的各种不利因素将得到极大缓和。本轮经济下行始于去年下半年，当时很多结构性调整政策的同步实施造成了一定的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对整个宏观经济增长也带来很大影响。在当前稳增长的基调下，这些不利因素将得到极大的缓和，总书记在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出台任何可能产生经济收缩性影响的政策，都要认真评估、审慎对待，不能盲目出台。作为中央高层的决策性意见，总体宽松政策已达成共识。本轮经济下行带来的这些问题，特别是政策性的不利因素可以得到一定缓和，这使得中国进入修养生息的模式。

    第五点，“十四五”规划项目的实施和落地将提供新的基础性力量。在“十四五”规划的节奏当中，第一年多为项目布局，第二年以具体实施为主，预计今年下半年“十四五”项目的实施速度会进一步加快，这也是值得考虑的新生力量。

    第六点，第一基数效应将助推下半年实现较高的同比增长速度。由于2021年宏观经济走势前高后低，特别是下半年经济下行幅度较大，客观上对于2022年经济同比增速形成了上半年高基数、下半年低基数的效果。具体的看，2021年上半年实际GDP增长12.7%，而2021年下半年只有4.4%，考虑到去年下半年低基数的因素，2022年下半年如果和去年同比相比，增速有望得到提升。

    综合以上六个方面积极因素的考虑，特别是随着疫情因素极大缓和，在宏观政策全面发力和市场主体修复调整的共同作用下，下半年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将可能得到有效的释放，产业链、供应链将进一步得到恢复，中国经济将实现比较强劲的反弹。

我们做过一个分析，在基准情况下，也就是标准条件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预计下半年GDP增速有望达到6.4%，全年实际GDP增速有望达到4.6%，比2021年和2020年两年的平均增速回落0.5个百分点，预计高出全球经济增速将近2个百分点。要实现全年5.5%的目标，目前的政策力度不够，要进一步加大。我们曾经做过研究，提出十个方面需要加大政策力度，至少全年追加0.9，或者下半年追加1.7个百分点，只有实现这样的刺激力度，全年才能够达到或接近5.5。有两个问题：一是可不可能？二是强力刺激的成本或者代价有多大？对这个问题要做认真分析。第三季度马上就要过去，只剩下第四季度，政策力度要全面加大。

我们要分析今年受到的冲击和2020年相比有什么特点，使政策更有针对性，提高实效性。虽然下半年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开始出现，但是必须清醒认识到，和2020年相比，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市场预期、运行模式、外部环境、政策空间都发生了相对不利的变化。本轮经济复苏面临着比2020年更为严峻的困难和挑战，未来经济复苏的路径很可能会出现非对称的W形特征，即起伏波浪形的情况。为什么呢？具体有这么几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点，微观基础不同。企业和家庭部门比2020年更加脆弱，在连续两年多的疫情持续冲击下，各类市场主体消耗了大量储备，经济的弹性、韧性已经发挥到了一定程度，最后一根稻草效应很可能快速爆发。在主观上，疫情反复带来高度不确定性，国内外疫情防控政策有差别，以及其他重大的理论纷扰，导致市场主体预期进一步低迷，难以形成大上、快上的新局面和新的心理预期。

    第二点，市场预期不同。各类市场主体的信心普遍下降，从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幅度、企业新增资产期现结构、新增贷款期限结构以及居民新增贷款等数据来看，相比2020年，在本轮经济复苏阶段，企业对于中长期投资、重资产投资、低流动性投资，居民对于耐用品消费、负债消费以及住房类消费都变的更加谨慎。如果悲观预期不能得到根本扭转，政府性支出不能起到引领性作用，及时有效恢复市场主体信心的话，中国经济的复苏进程将会变的更加缓慢。

    第三点，运行模式不同。中国经济循环周转速度比2020年放缓，疫情爆发至今将近3年，中国经济循环速度明显下降，人员流动和货物流动已发生系统性变化。这不仅表现为企业产成品存货变慢，即存货增加、应收账款回收期限拉长、三角债增长；更集中表现为全国客运量和货运量，特别是客运量的绝对水平呈现出显著的趋势性下降。中国经济大循环变的更慢，这意味着一切以时间为基础定价的名义成本，包括贷款利率、商业租金等需要相应下降，因为其实际成本已经变的相对更高，竞争力下降。

    第四点，外部环境不同。外部需求下降，而供给成本上升。一是2020年中国率先取得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复工、复产恰逢海外疫情爆发和蔓延的高峰，所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重启不同步，使得当时中国供应链、产业链的优势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2022年情况则与此有所不同。二是2020年全球能源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降至历史低点，对于中国经济复苏阶段生产成本的降低起到显著的作用，2022年情况则与此相反。三是2020年欧美国家启动了史无前例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外需起到了提振作用，2022年情况则与此相反。四是2020年中美关系得到阶段性缓和，使中国贸易成本显著下降，2022年情况则与此相反。

    第五点，政策空间不同。传统财政、货币及就业政策的空间收窄。不同于2020年，2022年传统宏观政策的空间已经在过去两年多消耗大半，各类政策刺激效率也出现大幅度递减。一是降息、降准大幅度缩小了货币政策空间，并且随着美联储加息节奏的提速，减缓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货币政策趋于保守。二是持续高赤字和地方政府高债务率大幅缩减了财政政策的空间，在市场需求不足和企业营收下降的背景下，实质性减税降费的空间缩小。三是随着房地产市场下行，政府性基金收入大幅下降，地方政府支出扩张的空间受到了限制。四是狭义的就业稳定政策在过去3年中已经尽出，就业质量下降和灵活就业泡沫问题比较突出。

按照奥肯定律，GDP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带来2000多万个就业岗位，我们现在要创造1100万个就业岗位，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那么经济增长速度至少要在5%以上。大家可能会提一个问题，2020年我国GDP增速是2.3%，但是失业率控制的还不错，为什么？因为发挥了制度优势，打破了通常的经济约束，采取了一些超经济、超常规的措施，动员各方面挖掘潜力，采取一些超常规手段。通过超常规手段来增加就业岗位，一方面就业岗位的质量可能并不高，灵活就业的泡沫水分相对多一些，能缓一时，但解决不了长远。另外一方面，这种透支性的强力增加就业岗位很难持续，短期可能有效果，连续几年下来，承受能力受到限制。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比较突出。

不仅如此，我们坚持底线思维，今明两年还需要充分考虑小概率事件可能带来的系统性影响，防范和化解一些“灰犀牛”冲击在叠加中导致经济系统性下滑的风险。

一是疫情存在再次爆发的可能，从而导致下半年经济复苏进程再次中断。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团队进行了模拟分析，如果8月份、11月份再发生一次中等强度的疫情，就会使2022年全年累计产出损失由目前的2-2.3个百分点提高到4个百分点。并且其不利影响还将进一步延续到2023年上半年，从而累计产生更大的损失。

二是美联储、欧洲央行加息超预期，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目前美国通胀率已经达到9.1%，欧元区的通胀水平也接近美国。未来欧美联合大紧缩，在高企的通胀率之下，它一定开始加息，而且力度越来越大，这会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和不确定性。

三是俄乌冲突不仅长期化，而且出现了全面激化的复杂局面，产生比较强烈的外溢效应，对我国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也不确定。

四是房地产政策调整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持续下滑的趋势，短期内存在恶化的可能。

五是下半年出口高同比的增速不仅难以持续，而且存在断崖式下滑的概率。很大程度上要看全球市场的修复情况，如果整个国际市场的需求修复情况很糟糕，而且它的供应链和产业链修复又比较快，那我国出口就面临着断崖式下滑的可能。

六是中期视角下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着外移内缩的风险。

七是非金融企业信用风险演变下，地产、城投、高碳行业脆弱，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板块可能会出现变异的风险。

八是全球金融市场异动下，我国资本市场存在全面下挫、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

这八个方面可能都是小概率，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它可能会形成“灰犀牛”的冲击。再小的概率，一旦成为现实，就是100%的风险，这些风险有潜在的可能性。

综合考虑现有一揽子政策的中期性质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现有空间约束，四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可能难以持续，特别是在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冲击下，现有政策的工具包可能难以满足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持续复苏的要求。所以中国稳经济一揽子措施需要在短期内加大力度，中期内进行扩容和工具创新。

第三个问题，根本出路在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第一点，构建新发展格局首先要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统筹协调。

总书记在去年经济工作会议上讲，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实践，我们得出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他当时概括了四个方面，除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聚精会神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要求这个规律性的认识之外，他还讲了另外三个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两条，一是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求进不仅是工作总基调，而且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对于经济工作来说，稳中求进更是各种宏观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基调和原则。二是强调要坚持统筹协调，要坚持系统性观念。

从稳中求进这个工作总基调来说，所谓稳，首先是经济增长要稳。经济增长要稳，宏观经济指标确定要有根据，既要积极作为，又要可行合理。所谓积极作为，就是要和中长期发展目标，和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均衡要求一致起来。所谓可行合理，就是和现在的客观条件，包括国际国内市场条件的变化、各个方面需求供给端的约束要适应起来。要避免大起大落，避免大的震荡。在经济增长率、就业率、通货膨胀率、国际收支这四方面的基本宏观经济指标的确定上，要积极作为，扎实可行，避免大起大落。

围绕一系列宏观指标，我们提出“六稳”“六保”，第一条就是稳就业，因为它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今天在座的都是大学生，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关系千家万户，是各级政府、学校和学生都高度关注的问题，因为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对社会影响非常大。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在高点的时候，调查失业率超过6%，全年是5.5%。我们现在把失业率目标控制在5.5%左右，还是比较正常的。但从年龄结构分布来看是有问题的。20-24岁年龄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在19%以上，有的月份还要高。20-24岁正好是大专、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毕业生这一段，根据一般经验，如果这个年龄段的失业率高于全社会城镇调查失业率的3倍以上，我们基本能承受。如果调查失业率是5.5%左右，这个年龄区间的失业率高出三倍就是15-16%，这个水平大体还能承受，可以慢慢消化。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实际上已经达到调查失业率的4倍以上，接近20%左右，这个压力就比较大了，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现在“六稳”“六保”的头号任务都是就业问题，尤其是大学生就业问题比较突出。

所谓进，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说，主要是深化改革，推动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处理好稳和进的关系，稳和改的关系。所以总书记特别强调，稳和改，一静一动，稳要有定力，改要有秩序，强调稳中求进、先立后破。关键是要把握好二者的度，要把稳和进妥善处理。

各项政策、各方面的工作要体现稳中求进的精神，需要坚持另一个原则，就是坚持系统性观念，坚持统筹协调。统筹是各方面工作的统筹，包括两个大局的统筹，即国内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全局和国际上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体到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工作，两个大局的统筹在经济上很重要的，就是国内大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相互促进的统筹，这是第一个统筹。

第二个统筹是发展和防疫的统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防疫工作的统筹，实际上对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决定性、关键性的意义。

第三个统筹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的统筹。安全统筹关键是要应对好各种不确定因素可能带来的风险，要有预见、有敏感性。2018年总书记在讲话就指出，要树立风险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风险意识，涉及八个方面16个具体的风险。2019年总书记讲话又概括了九个方面的风险，一定要牢固地树立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意识，把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切实统筹好，和各种风险防范切实统筹在一起。

第四个统筹是发展与环保的统筹。这方面我们也有经验教训，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当中的重要思想，现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当中有130多个国家都给出“双碳”承诺书和时间表，我国也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即“30·60目标”。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世界绿色发展要有承诺。这个目标如何实现，它和经济社会发展怎样有机结合起来，和新老动能转换怎样有效地结合起来，和发展方式的转换节奏怎样有效地结合起来？要把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的要求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统一起来，这是一个大文章，需要认真统筹。

工作上要统筹，政策上要协调，特别是宏观政策的协调。宏观经济政策与其他主要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必须相互协调，形成推动发展的合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完成的发展目标任务包括：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

这七大政策要有各自的重点，同时在具体政策措施上要相互协调、相互衔接，避免形成政策合成谬误，要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对政策的预期。尤其是在稳增长、保市场主体的政策取向上，必须同向发力，避免出现反方向的政策叠加效应。

一是在政策目标上必须协调，不能孤立强调单一政策目标。在政策目标的实现进度上必须相互联系，而且要有弹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年度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相互衔接。2022年把GDP单位能耗目标由年度目标调整为“十四五”期间统筹，就是政策弹性的一个具体体现。

二是需要科学清晰地把握这七大政策之间的内在逻辑。就宏观经济治理和宏观调控而言，最基本和紧要的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国民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实现政策增长目标。经济增长目标是就业目标、物价目标实现的基础和前提，在稳定经济增长基础上实现“六稳”目标，落实“六保”任务。

三是要实现稳市场主体。在采取有效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关键在于稳市场主体，为企业减负纾困，提高市场主体活力。宏观经济政策，无论经济增长目标、就业目标还是通胀目标，都是通过市场主体的市场竞争活动以及竞争行为调整实现。市场主体如果缺乏活力，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有效地实现。财政货币政策要围绕降低企业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竞争力展开。只有稳住市场主体才能稳住就业，才能使经济增长具备微观基础。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既是稳市场主体的重点，又是难点所在，应当加大支持力度和政策有效性。在我国现阶段1.5亿市场主体中，绝大部分是中小微企业，其中1亿多家是个体工商户，承担了约3亿多人的就业，中小微企业承担约4亿多的就业，合计承担7亿多的就业。

第二点，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推进供求均衡，形成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调控的有机统一。

总书记特别讲，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相互促进的高水平动态均衡。我国经济现阶段面临的三重压力，就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预期转弱，因而宏观经济治理需要同时应对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影响。应对需求收缩，在稳外贸的同时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就扩大内需而言，在恢复升级消费需求上，尤其是在疫情冲击下，消费需求受到严重影响，在消费需求的恢复远未达到正常水平条件下，边际消费需求增长放缓。

2021年和2022年两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速只有3.9%。一方面，我国具有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要充分利用我国消费市场空间。在经济增长条件下，14亿人口和持续的居民实际收入与GDP基本同步增长，形成大规模的市场有效消费需求基础。2021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4万亿元人民币，网上零售额达到13万亿元以上，名列世界前茅。另一方面，要多举措并举提升消费能力和信心，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调节和三次分配，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切实分好蛋糕，提高全社会消费倾向并稳定预期，更好地发挥分配在国民经济和再生产中的功能和作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完善按要素分配，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群体参与公益慈善事业，通过完善分配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同时促进经济增长动能提升，尤其是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总书记也特别强调培育内需体系里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扩大生产、收入提高的同时，在分配上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分配差距。分配问题解决好了，有效需求能力提高了，不仅能够更好地体现以人民为中心、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发展理念，而且能够更大地扩容，即扩大有效需求市场，扩大内需体系，使生产、再生产的循环能够更加畅通。因此收入分配的合理性不仅影响公平，同时影响效率。

在扩大投资需求上，一是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十四五”规划纲要，102项重大工程项目实施，通过政策发力，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2022年中央预算内投资比去年进一步增加，达到6400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2021年超过54万亿元的基础上，2021年增长4.9%（不含农户）。

二是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破解投资体制性难题，切实推进中央与地方、国企与民企、东部与中西部等方面在投资体制上的改善和完善。有力扩大投资需求的同时，切实提升投资的有效性，处理好投资效率和均衡增长的关系，切实把投资拉动的作用有效地发挥出来。

三是深化要素市场化进程，为扩大有效投资创造良好的要素条件。尤其是满足投资需求、用地用能指标以及地方配套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支持政策，对国家重大项目实施能耗单列，使有效投资需求能够切实的实现以有效需求牵引供给的扩张。

就应对供给冲击而言，一方面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增强企业活力，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创造力，提升产业链水平，改善产业组织，优化产业结构，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特别是推进城乡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缓解生产与分配间的失衡，打通国民经济生产和再生产的堵点。另一方面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完善供给结构，提升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同时引领并创造新的需求，在消费领域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发展服务消费，拓展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提升消费产品和服务质量，促进老字号创新发展，适应老龄化趋势，开发新的适老化技术和消费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消费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改善消费环境，适应绿色低碳和智慧数字化时代，推进新型消费和服务的升级等等。

在投资领域精准有效推进，超前推进交通、水利、物流、能源、新型基础设施、民生等领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进一步支持企业扩大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加快补齐农业农村水利、市政工程、防灾减灾、应急保障等领域的短板，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和建设水平，提升新型城镇化的质量等等。

一句话，不能脱离需求来扩大供给，否则就是无效供给。所以一定是生产扩张、结构调整，供给能力的上升一定要和市场需求的牵引统一起来。但另外一方面，需求得到扩张，重要的途径是通过高质量的供给加以刺激，供给创造需求。人们有购买力，也有消费需要和欲望，但他不去实际消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供给质量差。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超越供给创造需求这个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主要是供给侧的结构不合理，品质不充分，水平不够高，人们不信任，它刺激不了、带动不了、激活不了人们的消费欲望。所以总书记说，一定要提高需求和供给的适配性，两个相互促进，形成一个高水平的动态均衡。

第三点，在政策上，宏观经济政策跨周期与逆周期要相互配合，淡化经济周期波动性。这是我国宏观经济治理实践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所谓逆周期就是根据宏观经济失衡的方向和程度，相应采取与失衡方向相反的、克服失衡的宏观经济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从1978年到1998年的20多年时间里，我国宏观经济失衡总方向是需求膨胀，因此宏观政策长期紧缩需求。从1998年到2008年，特别是到2010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先后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8年之后，进一步采取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1998年之前是紧缩，1998年之后是扩张，都集中在需求端。现阶段我国经济面临三重冲击，要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应对冲击，这就要求宏观政策保持相应的扩张强度来稳定经济增长。我国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高速增长，并且波动性不大，重要原因就在于逆周期的宏观政策发挥了作用。

所谓跨周期调节，就是充分考虑现阶段调节的政策效应对未来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在有效调控即期宏观经济失衡的同时，为今后预留必要的政策空间，至少尽可能降低未来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需要消化的现期政策成本。最好当期宏观政策不仅能在本期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而且能形成跨周期的政策效应。

2008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们在短期内实施4万亿投资支出强烈刺激和漫灌式强力扩张信贷。这次应对疫情冲击下的经济衰退，我们并没有采取超大规模超强力的刺激政策。2021年经济实际增长8.1%，但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按照6%安排的，争取能够更高一点。根据这一增长目标的要求，财政赤字率没有进一步增加，虽然仍在警戒线水平之上（按照欧盟的标准，财政赤字率3%达到警戒线，我国2020年是3.6%，2021年是3.2%，今年降到2.8%）。M2余额增长控制在9%，全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也保持在10%左右。基本上有一个原则，就是货币供应量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同步，在反危机的时候略高一点。

企业贷款平均利润没有大幅下降，3.6万亿的地方政府专项债，由于种种原因，相当大的部分是在2021年第三季度之后投出的，这样客观上会形成对2022年及以后更长时期的拉动作用。因此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2022年中国没有出现过高的通胀压力。2021年我国CPI仅为0.9，2022年虽然受各种因素影响，特别是国际经济因素影响，通胀率可能会表现出前低后高的态势，但全年控制在3%左右的政策目标还是可能实现的。

与以往逆周期政策相比，这次我们没有采取大规模的强刺激，而是强调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强调政策的精准有效，因而没有形成大规模的重复投资以及新一轮的低水平的产能过剩。这些举措为今后经济增长预留了政策空间，使得我们具备更为丰富的政策工具，加大了稳增长、保就业的力度，为实现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

实际上今年年初按照5.5来考虑经济增长目标，除了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之外，也考虑到为明年乃至更长远的经济发展预留政策空间，切实在宏观经济治理上贯彻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把握好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度效，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从目前情况看，如果要努力实现5.5的增长目标，第四季度的力度要进一步加大，特别是要考虑逆周期和跨周期之间的关系。如果在短期内加大力度的话，下一个时期的成本会怎么样？要在权衡中审慎决策。

总之，应对复杂的失衡和突如其来的种种变化，根本举措在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而构建新发展格局，从宏观调控、宏观治理层面，坚持上述三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即贯彻稳中求进、统筹协调的原则，贯彻内需为战略基点、供给侧改革为战略主线相互结合的原则，在政策上贯彻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有机统一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