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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作者:冯维江、张宇燕    发布:2022-11-24    阅读:14994次   


 经济研究 经济研究 2022-11-18 14:41 发表于北京


《中国经济学手册》专题(六)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冯维江 张宇燕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所面临的世界形势的总括性判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继承和发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基础上,对新时代世界历史进程特征和发展规律性的全新把握和认识。中国经济学界围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展了成果丰富的研究和探索,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厘清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及应对的经济方略和政策。

一、 概念的提出

近代以来,国人对时势考察而以“变局”来概括,影响较大者是李鸿章。1875年,李鸿章在奏筹善后海防六策中提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事,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馀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阳讬和好,阴怀吞噬,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瞬息千里,军火机器,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上述看法提出之初,“时人多以为他言过其实”,后来的有识之士如蒋廷黻者,则认为:“李鸿章的结论是不能否认的或修改的。中国近代所处的局势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近代所遇之敌人确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蒋廷黻还指出,上述关于“变局”的分析和判断系李鸿章“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之观察”。
尽管都是变局,习近平提出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李鸿章所谓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反映了方向恰好相反的两个趋势。李鸿章的变局是从中国视角而得出的,指向的是中国或中华民族自身优势地位及“天朝上国”优越感的丧失之变。习近平所提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和中国的国际地位的变化有关,但是更侧重从世界格局变化的视角而得出,指向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而带来的世界格局之变。以下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概念提出及使用的具体过程来进一步分析其内涵。
习近平首次公开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完整表述,是在2017年12月28日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的讲话中:“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但是,习近平关于大变局的思考和对这一命题的酝酿要远早于此。
2014年8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就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这个概念,他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处在新的转折点上,各种战略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国际体系进入了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的时期。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军事领域发展变化广泛而深刻,是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后,特别是2017年以后,他还在若干重要场合对类似概念进行了阐述。2017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揭示了大变局在“国际秩序”层面的意蕴。2017年8月1日,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今天的世界,国际形势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今天的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全面向前推进。”2017年10月25日,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他又强调“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都是从世界与中国的历史方位、相互关系的视角来定位大变局。
之所以在2017年后比较密集地使用“大变局”概念,与当年初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中发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之问有关。2019年3月26日,他在巴黎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致辞时曾明确表示:“两年前,我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发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之问。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习近平对“世界怎么了”之问的凝练解释。
习近平首次以辩证观点详细阐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在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他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具有特殊重大意义。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我们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对外工作。既要把握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的大势,又要重视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的态势。既要把握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大势,又要重视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动向。既要把握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势,又要重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既要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又要重视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实。”这段阐释,不仅交代了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研判或命题的方法论,而且还对大变局中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主要特征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综合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际层面主要表现为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形势处于新的转折点,各种战略力量分化组合、国际体系加速演变深刻调整,大国关系深入调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在经济层面主要表现为一大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但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在安全层面主要表现为国际环境总体稳定、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战乱恐袭、饥荒疫情此伏彼现,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在文化层面主要表现为各种文明交流互鉴、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在科技层面主要表现为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新工业革命风起云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也是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充满机遇也存在挑战。

二、 概念在国内场合的运用

从国内场合看,习近平多次在涉及国家安全、军事、经济、外交等问题以及对青年人、领导干部、科学家等不同群体的讲话中阐述如何看待和因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观点。例如,2018年8月27日,他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们要具备战略眼光,树立全球视野,既要有风险忧患意识,又要有历史机遇意识,努力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航向。”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他强调“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2019年1月4日他在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增多。全军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安全和发展大势,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扎扎实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2019年3月10日,他在两会期间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的讲话中强调要“不断增强我国在世界大变局中的影响力、竞争力”。2019年4月30日,他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青年提出要求:“面对复杂的世界大变局,要明辨是非、恪守正道,不人云亦云、盲目跟风。”2019年5月21日,他赴江西考察期间在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的讲话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这对领导干部清醒认识“大变局”提出了明确要求。2019年10月28日,他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特别强调了大变局相关的风险挑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2020年1月8日,他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又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叠加共振,对中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国际环境都造成重大冲击。2020年7月,习近平在吉林考察时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当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还表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2020年7月30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我国安全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大。”2020年8月24日他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2020年9月8日,他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当月11日他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又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2020年10月12日,他在广东考察时提出“现在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走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当月16日他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2020年末,他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中回顾了一年中“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取得的战略成果。2021年1月11日,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的讲话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当月2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国内,放眼世界,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对我国的影响,既保持战略定力又善于积极应变,既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环境。”2021年4月19日,他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我国高等教育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2021年7月21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

三、 概念在涉外场合的运用

习近平还在许多重要外交或涉外场合向世界阐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命题与应对变局的中国倡议。例如,2018年7月25日,他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讲话中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世界既充满机遇,也存在挑战。”“我们要在国际格局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运筹金砖合作”。2018年9月4日,他在中非合作论坛有关场合表示:“我们一致认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我们愿携起手来,共同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2018年11月28日他在阿根廷媒体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势头不可阻挡,日益频发的全球性挑战也不容忽视。”2019年3月20日,他在意大利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把中意关系提高到新的更高水平,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2019年4月26日,他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中,以“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口,愿我们都能不负使命、不负时代”与各国领导人共勉。2019年4月26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表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从各种乱象中看清实质,从历史的维度中把握规律。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2019年6月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表示:“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俄承载着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更大期待。”同月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致辞中强调,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合力打造开放多元的世界经济,努力建设普惠包容的幸福社会,致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携手开辟崭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他还致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表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中国家整体性崛起势头强劲。”2019年10月他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会谈时表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崛起的势头没有变,中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发展中巴关系的政策没有变”。2019年11月6日,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时指出:“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东西方文明代表,理应加强战略沟通,担负更多责任,展现大国担当。”同月他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公开会议上的讲话指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民呼声,展现应有的责任担当,在追求发展道路上矢志不移,在团结合作历程中携手奋进,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发展。”2019年12月23日,他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时表示:“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韩应深化和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同日他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表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越是复杂,越需要我们保持从容不迫的战略定力,越需要我们具备登高望远的全局视野。”2020年1月17日,他在中缅建交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暨中缅文化旅游年启动仪式上的致辞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但国际关系中不公正不平等现象仍很突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联合并调动国际力量共同应对百年变局下的世纪疫情,成为习近平在国际场合阐述的重要内容。2020年9月4日,他在当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致辞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2020年9月9日他同乌拉圭总统拉卡列通电话时表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本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走团结合作之路。”2020年9月14日他同德国欧盟领导人共同举行视频会晤时也表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中欧作为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越是面对这样的形势,越要牢牢把握相互支持、团结合作的大方向,越要坚定不移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恢复经济、维护正义注入更多正能量。”2020年9月22日,他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影响,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人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期待更加强烈。”2020年11月19日,他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中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2021年1月25日,他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中指出:“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大发展的时代,也是大变革的时代。”2021年7月6日,他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更加密切。”
从习近平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述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大变局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历史进程,其中充满进步力量与倒退势力的斗争,这一进程可能存在各种反复,对其中进步或机遇的一面要怀有信心,对其中风险挑战的一面,应做好充分的精神和物质准备。第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深入发展之际,适逢中国推进民族复兴的关键期,所以中国之前途命运对大变局的走向及影响尤其敏感。必须对国内各地区、各阶层、各届别、各领域予以充分的思想和资源的动员,来应对大变局所伴随的风险挑战。第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因为单极化、反全球化等退步或反动势力带来的全球性问题、挑战、乱象会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这些国家应当加强合作,形成国际上的统一战线,来共同应对大变局中的风险挑战。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习近平通过在国外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在出访地重要场合发表演讲、与来访外国政要开诚布公地交流等多种方式,在国际上做了大量思想政治工作,为凝聚合作共识做出巨大贡献。

四、 学术研究的脉络及影响

国内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研究成果在2017年及其之前的年份数量很少,即便是习近平正式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概念之后的2018年,相关研究成果也不多。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主题进行检索,2018年只有8篇文章。2019年起,该主题下的研究成果数量出现井喷,当年中国知网数据库有101篇,2020年增加至154篇。2021年截至8月初已经收录了127篇,同比增长了41%。从学科领域来看,这些研究成果中以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的成果居多,如果把研究领域聚焦经济学,2018年至2020年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主题的文章各有1篇、21篇和31篇,2021年截至8月初有20篇。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学界在该主题下的代表性研究的影响力在各学科中仍居于首位。截至2021年8月,该主题下被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即出自经济学领域,其被引用次数比国际政治领域被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高53%。
具体来看,中国经济学界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和解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提出应变之道。有学者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结合着金融资本的国际积累及其危机来理解。新自由主义无法理解金融资本自我否定的逻辑,无法理解金融资本产生危机的机制,从而无法应对危机和西方大变局。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却为理解金融资本及其积累危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按照《资本论》及希法亭和列宁等人的逻辑,金融资本的积累破坏着金融资本自身积累的条件,最后只有靠互相转嫁危机的方式来解决危机,而这只能使金融资本的积累体系进一步遭到破坏,这为理解西方大变局提供了合适的理论工具。有学者提出,适应新时代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要求和挑战,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所需坚持的特色具体包括:“立足中国国情,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尊重人民的选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坚持改革开放,发挥制度优势,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科学理论指导”。有学者用基于资本-劳动的两阶段增长模型来解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逻辑,认为这一增长模型在全球分工格局的空间投影是在美元驱动下形成的创造资本的“中心国家”和依靠劳动的“边缘国家”,而中国在土地金融推动下成为资本创造大国,动摇了已经维持百年的国际分工秩序,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采用同时兼顾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两个阶段的双轨制,并在不引发大国战略对决的条件下实现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的增长转型。有学者认为大变局的实质反映了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他系统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相关论述,并以资本的逻辑来解释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过程。
第二,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性质和特征的理解和分析。张宇燕(2019)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归纳为经济实力消涨、科技竞争加剧、民粹主义沉渣泛起、人口结构问题深化、意识形态纷争、全球货币体系动摇、权力政治回归、规则博弈白热化等方面,指出百年变局中最为关键的变量在于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技术突飞猛进既是百年变局的基本内容也是导致百年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网络技术发展和普及促进了民众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也助推了社会撕裂,人口年龄结构和族群结构的变化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对立,二战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接近前途未卜的十字路口,国际多边体系进入瓦解与重构过程,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制度颓势显露,主要大国之间“规锁”与“反规锁”日趋白热化。张宇燕(2019)还指出了大变局之下重要的常量,包括人类处于核武器时代、各国或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仍然处于历史高位等等。有学者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视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指出瓜分殖民地的战争导致殖民体系瓦解的“战争悖论”使得过去的“百年变局”由资本主义殖民体系转向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未来的百年之变则意味着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和完善,全球、多边、合作、开放是“百年变局”发展的趋势所向,而区域、单边、霸凌、脱钩只是“百年变局”中政策试错的过程。有学者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改变,还进一步实证分析和预测了2000—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工业化格局、科学技术格局、贸易格局、城市格局、现代化格局的重大变化,并认为全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南北国家大趋同,而疫情将加速世界政治格局和全球治理格局的大变迁。有学者指出,大变局既非一时一事之变,也非一域一国之变,而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大变局最突出的特征是“东升西降”,其核心变量和主要推动力是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持续推进和不可逆转。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如此深度的交互作用、相互连接,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前所未有。
第三,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宏观经济形势和中微观经济活动特征的研判。有学者探讨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指出收入分配倒U曲线理论失效反映了贫富差距扩大已成普遍化的现象,这是大变局下各国矛盾冲突迭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学者从世界经济版图、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等三个层面分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长期变化特征,认为其突出表现为“南升北降”的世界经济版图变化。同时,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但深入发展的大势不会逆转,且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下,将呈现一系列新特征新趋势。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亦正在发生二战以来最深刻的调整。有学者分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价值链重构及国际生产体系调整方向,指出受新工业革命初期技术扩散动力不足、国际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化进程遭遇严重挫折,世界范围内技术条件和政策环境变化对国际分工深化产生了一定的反向作用,全球价值链呈现出阶段性收缩的态势。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价值链面临结构性重构,区域化、数字化、绿色化成为国际生产体系调整的重要方向。有学者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反映的是生产力的世界布局的变化,而人力资本在生产力内在结构中发挥核心作用,这进而凸显了通过投资教育事业扩充人力资本并推动世界生产力重新布局的重要性。
第四,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对策建议。有学者提出管控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竞争带来的发展风险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通过削减对抗意图或以进步型再安全(progressive re-safecurity)措施拉开竞争各方经济及综合实力差距,从而缓释百年变局的“东升西降”压力;二是限制美国将内部经济社会矛盾向外转移的意愿和能力,尤其要避免其政府被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及其他狭隘利益集团捆绑,同时约束美国将国际金融基础设施武器化的能力;三是检查并修补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脆弱面和薄弱环节,增强承受内外压力的安全韧性。有学者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选择,并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一是推动供给创新升级,更好满足需求发展趋势;二是激发内需潜力释放,更好带动供给优化调整;三是以改革破桎梏,彻底打通内循环“梗阻”;四是以开放塑新机,加速内外循环提质升级。有学者就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提出,应保持战略定力,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在做好疫情“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和加快复工复产进度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污染防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可通过“一带一路”贡献的共同化发展的全球发展方案来缓解和消除大变局中的不满和焦虑,发挥其稳定器和助推器作用。有学者研究了世界格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选择,提出应实现以内需为主导、外需相协调的发展战略,构建内外协调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同时稳定周边,重点经营中国东盟自贸区(或RCEP)与上海合作组织(或欧亚联盟)的南北两翼以突破美国包围网,在多边贸易体制与全球治理中确立多边共治战略与策略。
习近平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概念,引起了包括中国经济学界在内的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兴趣。这不仅在于透过这个概念可以从理论上深入研究或澄清大国崛起进程中与世界互动的一般规律,也在于围绕这个概念而展开和形成的理论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厘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在特征和演变趋势,才能够为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发展大势与世界发展大势的关系提供指引,为按照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求制定对内对外经济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本文发表于《经济研究》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