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在11月23日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国际研讨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的演讲实录。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上延续复苏态势。进入下半年以来，尤其8月份以后，随着一揽子政策的出台、落地见效，主要的指标改善。不过，目前经济还没有回归到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今年一季度GDP增长了4.8%，二季度是0.4%的微弱增长，三季度3.9%。前三季度3%的增长率。四季度如果延续复苏态势，全年有望实现3.5%左右的增长。
｜目前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长水平
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速低于现阶段的潜在增长水平。2020年—2021年，中国GDP的平均增速是5.1%。今年还没有达到过去两年的平均增速。过去三年如果算个平均值，大概是4.6%左右，低于潜在的增长水平。
究其原因，疫情仍然是影响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的主要因素。 疫情导致了需求的收缩，预期不稳，叠加俄乌冲突危机，经济的波动幅度加大。
所以，短期的政策目标是保持经济持续恢复。当前最重要的是加快一揽子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来推动经济回稳。
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速，会带来中长期的影响。
首先，增长机制的结构性的损伤。比如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后，微观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比如企业决策更趋短期化，风险投资偏好下降，家庭消费更加谨慎。这种状态的恢复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其次，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下降。因为在固定投入一定的情况下，产出的减少意味着生产效率的下降。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效率应该是这个阶段的一个核心目标。第三，防控风险压力增大。如果说经济增速跑不赢债务的增长，风险释放就存在压力。所以当务之急的政策目标还是尽快使经济增长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轨道。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人均GDP跨过1万美元，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时，往往会经历一个特殊的不稳定的阶段。
｜明年恢复消费需求尤为紧迫
明年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主要经济体衰退的风险上升。国际机构普遍预测明年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增速会显著低于今年。比如IMF和世界银行分别将全球增速下调至2.7%和1.9%。世贸组织将明年的货物贸易增速下调至1%。外需的收缩使得外贸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会小于今年。今年前三季度，外贸进出口这块贡献应该是在1/3左右。
明年国内的驱动增长的因素也在发生变化。今年我们可以看到两大拉动因素，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出口。两个拖累因素，一个就是消费比较低迷，还有一个就是房地产。
明年随着政策的调整，房地产投资可能会筑底回升，基建投资增速可能会保持在今年水平。外需走弱，会带动制造业投资的减速。恢复消费需求就显得尤为紧迫。今年前三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是41.03%，去年是62.1%。
经济恢复的条件是在增加的。优化疫情防控20条出台，房地产金融16条出台，推动平台经济发展政策出台，有利条件正在增加。如果明年能够逐步减缓或者摆脱疫情的影响，各项逆周期政策发挥作用，同时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信心和预期得到改善，明年经济增长有望达到5%以上。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明年应该还是稳健的基调，中性大体偏宽松这么一个态势。要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M2的增速和社会融资总量增速、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着力畅通政策传导机制，为总需求恢复和化解风险创造必要的条件。
考虑到现在中小银行风险有所暴露，适当地补充中小银行的资本金，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另外也要加强跨境资金管理，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保持人民币在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财政、货币政策以外，促进消费恢复是一个比较迫切的事。如果消费不激活，出口又在回落，那么经济供需两端这种平衡就难以维系。总体来看，现在消费还是比较低迷的，所以怎么促进消费的恢复，使4.6亿户家庭消费潜力能够得到释放尤为重要。
另外就是要用好房地产金融16条，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筑底回升，这也是明年经济恢复中一个很重要的事项。
为了激活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平台经济方面，能不能加快推进这种红绿灯的设置？给平台企业一个明确的预期，鼓励平台企业参与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发展智能工厂和5G+工业互联网这种新型制造模式。光伏、风电、动力电池这方面，最近市场势头非常强劲，要把新动能发展好。
简言之，如果明年能出台一些提振信心的改革举措，包括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一些举措，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制度型开放的一些改革，对进一步提升市场信心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长期增长前景可期
二十大确立了中心任务是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十大进一步明确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其中一个量化的指标是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按照这个量化指标，我们大体还要迈三个台阶。首先，达到高收入的门槛，人均GDP达到13,200美元左右。第二，迈过发达经济体的门槛，最低人均GDP2万美元。第三，达到发达经济体中等水平，发达经济体人均GDP3-4万美元。这样倒推，年均的GDP增速应该不低于4.73%。
从国际经验来看，日本和德国在这个阶段，汇率都在迅速升值。那么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GDP就会大幅上升，汇率的贡献甚至超过了增长的贡献。汇率背后的影响因素就是生产率的提高，这也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含义。我们全要素生产率差不多相当于美国的10%，日本和韩国相当于美国60%多一点。怎么达到日本和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高质量发展需要去努力达到的目标。
如果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持续提高，相应地带动汇率升值，那么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应该说是可以实现的。
需要明确的是，我们还面临的三大挑战：首先，主要是经济增长怎么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们现在的生产函数已经变了，只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对冲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稳定投资边际产值服务，提高企业盈利水平，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对冲过去积累的风险。第二个就人口老龄化加快。第三个就是逆全球化和中美博弈加剧，中美能不能走向有限的合作，还是更为全面的冲突，对中国经济长期走势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为应对这些挑战，首先需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其次需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我们正好处在人均GDP1万美元到25000美元这个阶段，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个阶段都是公共服务支出大幅增加的阶段。未来怎么样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带动消费需求的扩展，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持续增长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文字来源：《中国基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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