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世锦在CMF年度论坛（2022-2023）上的发言

一、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增长目标      

二十大提出的一个核心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有五个方面的特色，这是质的描述。量化增长指标也很重要，是前提。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到2035年，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要上三个台阶：

第一，人均收入13200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

第二，人均收入2万美元左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第三，人均收入3-4万美元，平均3.5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

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500美元，非常接近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2020年的标准是12696美元）。这个标准是动态调整的，每年大概增长4%左右。今年我国实际增速放缓，汇率下调，与高收入国家门槛的距离可能拉大。到2035年达到人均3-4万美元的水平，意味着在这期间人均收入水平要翻1.5到两番。

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取经于三个变量，这就是实际增速、名义与实际增速之差（国内通胀或GDP平减指数）和汇率变动。据测算，这一时期平均实际增速不低于4.7%或更高，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从潜在增长率看，达到这一增速如果不是不可能，难度也相当大。即便实现了，也就是两万多美元，距离3-4万美元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假定这一时期通胀水平相对稳定，如2%左右，剩下就要重要点关注汇率变化。

我们研究团队初步测算，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PWT9.1数据库资料，现阶段我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以2011年为不变价）约为14682国际元，相当于日本的1975年、德国1971年的水平。在此后的16年间，日本和德国都经历了经济中速增长和汇率快速升值的过程，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幅上升。九十年代中期，日本的人均GDP一度超过美国。在驱动收入增长的因素中，汇率贡献均明显超过实际增长贡献，其中德国汇率升值贡献达到三分之二。

中国已进入大致相同的增长阶段，有关经验值得认真研究和借鉴。汇率变动是一个复杂问题，从长期看，最重要的变量是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而这些正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

当然，日本、德国当年汇率大幅升值有特殊条件，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对实现2035年增长目标而言，两个条件都是不可或缺的，第一，能争取到实际增速必须要争取；第二，仅靠实际增速“硬增长”是不够的，立足点必须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上，由此带动汇率合理升值。这正是强调高质量发展对实现2035增长目标的内在含义。假设年均实际增速4-5%，经济名义增长与实际增长差额和汇率升值之和年均增长5%左右，2035年达到中等发展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二、实际增速长期低于潜在增速的不利影响

以往我们担忧较多的是追求不切实际的过高增长，不重视提高增长质量。从近期情况看，当前需要强调的是，实际增速过低对实现长期目标也非常不利。这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不去，也会表现在拉低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说对增长的质和量都是不利的。

2022年初提出的增速目标是5.5%左右，由于国内外不利因素的影响，1至3季度实际增速为3%，从近期经济走势看，全年能达到3.5%的增速，应该是相当不错的结果。2020年和2021年两年平均增速是5.1%，三年平均低于5%。现阶段我国的潜在增长水平大概在5-5.5%之间，也就是说，三年平均增速低于潜在增长水平。

这样，需要关注和讨论一个问题是，实际增速较长时间低于潜在增速，会带来什么问题和后果。

第一，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固定投入一定的情况下，产出减少，生产率必定下降。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生产率提升。汇率也会相应受到影响。

第二，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机制性损伤。疫情冲击过后，会出现反弹，有些丢掉的会补回来，但有些是补不回来的，而且会引起机制性损伤，如订单丢了，供应链断了，原有的合同执行不了，应招的员工没有招收，导致经营和发展能力下降。更重要的预期改变，中长期发展考虑的少了。由这种状况回到常态，需要较长时间。我们看到，有些封城或静默后的城市，出现短期反弹后，增速再次下降。

明年某个时候，如果基本摆脱了疫情影响，经济恐怕也很难快速反弹至正常增长区间，可能需要有一个或长或短的修复过程。

第三，新老动能转换受到冲击，出现减缓、扭曲甚至停顿后退。我国处在转入中速增长阶段的新老动能转换期，这个时候实际增长低于潜在增速，将会增大原本就有的困难和风险。

老产业保持较高增速可以掩盖内在矛盾问题，一旦明显降速将会水落石出，矛盾问题可能转化为风险甚至危机。房地产行业变化就属此类。

新动能由于预期、投资、市场等方面的问题增长放缓，成长期的风险加大，难以补上老动能留下的空缺。近期数字经济创新势头减弱，风头正劲的新能源汽车也受到供应链波动的困扰。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况，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受到扭曲或部分失效。近期呼吁宏观政策进一步放松的声音比较多。如果缺少一个正常运行的经济环境，宏观政策到底松了还是紧了，实际上是很难评估的。

前一段时间，M2增速都超过12%，高于2020年疫情发生初期的二季度增速。以往我们判断货币供应量是否合适，有一个算法，就是实际增速加上通胀水平或平减指数，在加上一两个百分点。今年一至三季度增速为3%，CPI不超过3%，再加上一两个百分点，也就是8%左右，M2增速已超过4个百分点。应该说流动性是充裕的。M2增速超过社融增速，这在过去也是少见的，说明货币多，但实际需求并不强。

美欧通胀连创新高，近期虽有回落，仍处高位，原因就是前期疫情防控过程中货币放水过多。美联储不得不“激进式”加息，代价是经济衰退风险相应加大。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重视。

三、两方面国际经验值得重视，尽快回到正常增长轨道

第一，从国际经验看，由中等收入阶段上升到高收入阶段，在人均收入1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阶段。二战后上百个经济体进入工业化，但在25年以上保持7%增速的经济体只有13个。大型经济体中只有日本、韩国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更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有拉美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亚洲的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以及近年的俄罗斯。原因包括创新能力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人力资本发展滞后、资源坏境压力加大、外部冲击等。

上述问题或挑战在中国不同程度都出现了。摆脱“低收入贫困陷阱”，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进程不易，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更难。过去十年，我国较为稳定地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没有出现过大的波动，这在全球范围看是很不容易的。但仍未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

第二，人口负增长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冲击。据有关研究，从明年开始，中国大概率会出现人口负增长，早于以前估计。从十年前开始，我国15-59岁的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随着人口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幅度将进一步加大。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冲击供给侧，而人口总量减少则直接冲击需求侧。日本、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等国经验表明，人口出现负增长后，潜在增长率都出现明显下降，实际增长率有时表现更差。

以上两方面的国际经验需要我们关注和警惕。我国在人均收入刚过一万美元时出现波动，能否尽快跨过高收入门槛，依然面临挑战。

当务之急是使经济增长回到正常轨道或合理区间，具体地说，就是实际增速达到潜在增速水平。最近，随着优化防疫政策20条、房地产金融16条、推动平台经济发展等政策的出台和落地，有利因素正在增加。建议明年政府应提出不低于5%的增长目标。由于今年基数低，如果明年上半年能够大部或全面摆脱疫情冲击影响，各项稳增长措施落实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加大力度，稳预期稳信心见到成效，实际增速还可能更高一些，应力争今明两年平均增速达到5%左右。这既是当下稳增长的迫切要求，更是落实二十大精神，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长期发展目标必须率先迈出的关键步伐。应当加快在社会共识、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上创造相关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