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报告把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抓手，提出加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新任务。理解党的二十大这一新表述和新要求，应该从供给侧与需求侧结合的视角，把构建新发展格局放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层面，着眼于实现两者的良好结合。

从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供给侧，需要着眼于提高生产率、转换经济增长动能，稳定和提高潜在增长率。中国总人口预计在2022年到达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这不仅将从供给侧进一步降低潜在增长率，也带来需求侧的崭新挑战。人口总量、年龄结构、经济增长、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等诸多方面，都会产生抑制社会总需求的效应，需求因素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迫切要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间，资本要素相对稀缺是发展的主要制约。同时，人口红利阻止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因此，那时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处于世界高水平。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更高发展阶段，在资本相对稀缺程度降低的同时，人口红利消失也导致劳动力短缺，资本报酬递减律挣脱了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个缰绳，开始发挥抑制经济增长的常态作用。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传统比较优势的式微也导致固守既有经营方向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日益感受到投资无利可图。可见，投资回报率下降是投资需求趋于羸弱的根本原因。

在整体投资回报率下降的同时，产业间、行业间、企业间和区域间仍然存在投资回报率的差异。撇开其他因素，生产率上存在的这种差异导致投资回报率大异其趣。如何让真实的投资需求显现出来，发挥投资应有的拉动内需作用，是一个亟待破解的政策难题。对于如何挖掘投资需求潜力这个问题，需要从全方位的视角来认识，进而通过全面的改革予以解决。

更加合理、有效配置资金，整体提高资本报酬率和投资回报率，是扩大投资需求的根本途径。一个产业的份额是否应该遵循经济规律而趋于降低，一个行业是否不再具有比较优势，一个企业能否保持市场竞争力，并不应该由政策制定者说了算，经济学家也无法给出准确的判断。产业和行业的消长以及企业的去留，最终要在要素价格没有扭曲的条件下，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来决定。归根结底，投资需求来自于投资回报率，投资回报率则有赖于生产率和投资效率的提高。

只有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中，疏通要素流动和重组的渠道，营造创造性破坏环境，资金才能流向真正的需求者，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扩大投资需求。这就要求削峰填谷，改变资本配置的不均衡现象。在投资需求疲弱的情况下，政府采取了诸如宽松货币环境、产业政策性补贴和特惠贷款等手段，旨在刺激投资需求。

然而，银行信贷的发放和优惠政策的施予，无论是出于风险的考虑，还是从免责的角度考虑，往往导致资金向大企业、国有经济和政府大型项目倾斜，甚至鼓励这些领域接受并不需要的贷款，造成资金的闲置和浪费。与此相反，中小企业、非国有经济和新创企业则始终处于贷款难、贷款贵、得不到足够政策支持的境地。这种状况同时是投资需求不足、资金配置效率不高和生产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制定和实施政策需要懂得：资源重新配置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所在，也是需求合理扩大的潜力所在。

顺应发展阶段变化挖掘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潜力，尚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从需求特点上说，基础设施投资与市场主体的直接投资，既有一致的动因，也有不同的特点。相同之处在于，基础设施投资也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要求顺应发展阶段变化，按照经济增长的新需求进行调整。不同之处在于，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是一种市场活动派生的需求，建设周期和回报周期都较长，更易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常常被作为刺激经济的载体，因而易于成为债务累积和金融风险的领域。

根据这些特点，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至少需要在两点平衡关系上把握好分寸。首先，基础设施建设不能与实体经济脱钩。更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都会对基础设施提出新的要求，即在优化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的基础上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其次，从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仍然可以挖掘到独特的需求潜力。作为一种派生的需求，基础设施建设固然有赖于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和常态速度，然而，补齐现实中存在的基础设施短板，仍然是立竿见影的当下需求。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足够超前，以致需求潜力就相对有限了。为了避免高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超前程度，以便看到该领域投资需求的潜力所在，我们可以利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2019》的信息进行两点比较。首先，在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整体排在第28位，其中由人口规模决定的市场规模排名第一。也就是说，基础设施这个支柱的排位还低于整体位次。其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结构上也不尽平衡。这个支柱被进一步区分为交通设施和公用设施，前者的世界排名高达第24位，而后者排名则低至第65位。可见，无论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要求，还是推动户籍人口城镇化的要求，都意味着对公用设施建设和投资的巨大需求。

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加深的时代，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将放慢，或者说受到自然的抑制。人口转变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所以，由此产生的削弱消费的作用力，总体上无法人为改变。然而，除了来自人口因素的直接效应之外，还有一些与人口间接相关的因素，以及与之关联度较低的因素，也具有对消费增长的负面影响，从这些因素着眼打破需求制约，尽可能降低负面影响，相关政策大有用武之地。

受到人口间接影响的消费制约因素被称为增长效应或收入效应。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来临，中国经济将在更大的基数和更高的水平上，以相对慢的速度增长。这个经济增长减速从两个方面降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一方面，经济增量的相对减小，直接限制可以转化为居民收入的蛋糕规模。另一方面，较慢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也制约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幅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均GDP、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平均消费，均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这三个指标的变化趋势和相互关系，总体上遵循相同的轨迹，虽然在不同的时期，三者之间的同步性不尽相同。由这三个指标所表征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大体上结束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特别是在大规模刺激政策效应消失后，中国经济增速便进入常态性的下行区间。也就是说，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经济增长减速，从此为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设置了天花板。

与此同时，自从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减速期以来，经济、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增长同步性却有了明显的增强，表现为在对上述三个指标的增长率进行两两比较时，均可以发现显著的正相关性。例如，在2011—2021年，人均GDP增长率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913，居民收入增长率与居民消费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31，人均GDP增长率与居民消费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33。

与人口因素关联度较低的消费制约因素是收入分配效应。理论和经验都表明，处在不同收入分层的群体，边际消费倾向大相径庭。由于低收入人群尚有未予满足的消费需求。因此，他们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会把较大的比例用于消费，即具有较大的消费倾向。由于高收入人群已经难有尚未满足的普通消费需求，他们只会将收入增长的较小比例用于消费，即具有较小的消费倾向。由此可以推论：社会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消费扩大。因此，任何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都可以产生扩大消费需求的效果。

上述结论获得很多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宿玉海等估算了中国不同收入群体在不同消费类型上的边际消费倾向，即家庭收入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某种类型消费的增长百分点。计量结果显示，如果以低收入群体在生存型产品和服务上的消费倾向为1，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则分别为0.56和0.13；在享受型产品和服务上，三个收入组的消费倾向之比为1∶1.55∶0.34，在发展型产品和服务上，三个收入组的消费倾向之比为1∶0.61∶0.30。

政策含义是：在无法通过逆转人口转变方向来遏止消费下行趋势的情况下，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入手，实施一系列改革和政策调整，是保持稳定乃至扩大消费的可靠源泉。

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享有巨大的经济规模禀赋和边干边学的后发优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变革速度，在实现赶超的同时，也改写了比较优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在2007—2020年，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造业产品出口的比重，总体保持在略高于30%的水平，同期美国的这一比重从29.8%显著地下降到19.5%。在2001—2020年，研究开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中国增长了155.3%，美国则仅增长了30.3%，全世界平均增长率为26.7%。

保持和发挥这些优势，正是中国在继续参与全球化的条件下，实现自身经济增长和产业变革的底气。在新发展格局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必然选择。2020年，中国资本形成规模的世界占比为28.6%，最终消费的世界占比为13.1%，2021年GDP的世界占比为18.5%。也就是说，国内大循环的“大”字名不虚传，无疑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足够大的舞台。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归根结底在于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经济增长和结构变革。其中，生产率的提高与分享是轴心，可以把所要达到的发展目标逐一紧密地连接起来。创新发展和协调发展是提高生产率的途径；通过共享发展和绿色发展，可以在全体居民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不同代之间分享生产率；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新发展理念推动的高质量发展，也必然为更好地开放发展打下基础。纵观全球化的变化趋势，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殊地位来看，中国未来的开放需要适应两个趋势性变化。

第一是国际贸易模式的变化。长期以来，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分工，以劳动力丰富这一要素比较优势立足。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阶段变化，劳动力短缺成为常态，劳动力成本显著提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势必减弱。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也显著提升了中国产业的配套能力、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为适应贸易模式变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广义而言，这可以看作比较优势转换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是国际贸易的多极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抓住了全球化机遇，实现了较快经济增长，赢得了赶超发达国家的机会。这同时也意味着包括贸易和投资在内的国际经贸活动已经并将继续在多元化、多样化和多极化的框架内进行。中国在这个大变局中扮演着重要主角，主导和推动着国际经贸格局的变化。以中国贸易伙伴的多元化趋势为例，在2001—2020年，中国按现价美元计算的进出口总额增长了813.5%，与此同时，中国对世界23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额的变异系数下降了26.9%。

中国在上述格局变化中的主导地位和适应性转型，一直以来都是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同步进行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也必然要求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前提，实现比较优势的转换和提升。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分工的模式将在比较优势转换的前提下同时发生以下变化，都要求以高质量发展开创对外开放的更高水平和崭新境界。

一个变化方向是遵循动态比较优势趋势，逐步成为高端产品的出口国。当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时，譬如说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相对于劳动力，资本的稀缺程度下降，该国的比较优势就会更加接近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同时逐渐远离劳动密集型产品。于是，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分工中的地位也就发生了变化。中国无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比较优势的转换，以及产业在价值链的位置提升，贸易格局的重塑也就是水到渠成的。

另一个变化方向是利用超大规模市场和超强生产能力，以规模经济获得比较优势和贸易利益。这是一种把国内大循环、高质量发展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内外联动的扩大开放策略。与基于要素比较优势的贸易相比，基于生产率提高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可以在中国与发达国家要素禀赋差异缩小的条件下，利用包括规模经济在内的其他差异继续开展国际贸易。同时，中国产业之间和地区之间仍然存在着要素禀赋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恰恰对应着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差异性，可以成为中国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多元化贸易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