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认为，我国应建立创新友好型的监管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这充分强调了监管问题。

李扬表示，要清楚监管的作用。监管是为了保障发展，保障创新，因此监管一定要有所创新。“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而创新居于首位。中国在高度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创新。所以，金融系统包括金融政策、金融监管必须能够支持创新。”

在创新友好的总目标下，应当注意调整监管范式。

李扬指出，加强“功能监管”便是调整方向之一。近年来，这一新范式已经被监管部门接受并已写进改革文件和政策表述当中。所谓功能监管，指的是按照经营业务的性质来划分监管对象，而不是如传统监管框架，按照机构的审批系统甚至行政隶属关系来进行监管。

功能监管之所以必然替代机构监管，是因为不断深化的金融创新早已模糊了机构的边界。尤其是在数字化浪潮下，机构的属性更难界定，边界更为模糊，这就更需要功能监管。在我国，功能监管需要确定为制度，成为金融监管工作的基本理念和出发点。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监管法律及监管框架的调整可以作为参考。

李扬表示，2007年、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暴露出原有监管理念和监管框架的不适应性，改革势在必行。当时的问题聚焦在金融衍生品上。人们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借助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市场上的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这些衍生品在若干金融原生产品的基础上环环嵌套，层层加杠杆，掩盖了这些产品的风险，以至于一个环节风险暴露，便演化成惊天的金融风暴。

多数人认为，鉴于次贷危机的原因在于混业，最终通过的新监管法案一定会继承“沃尔克规则”精神，重申分业监管原则，即在各种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之间划分出严格的界限，特别是将银行业务与非银行业务分离，并且严格规定不许越界。

然而，最终通过的法案却出乎大多数人意料，著名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不仅没有恢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传统，反而几乎完全认可了美国金融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变化，改革的方向是调整监管架构和监管规则，使之适应金融体系的新变化。如衍生品交易需要在中央清算和票据交易中心交易，提高业务透明度，强化资本金要求，加强对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的保护等，都是改革的主要内容。

“金融创新、数字金融将是今后各国竞争的主要领域，也是我国可以与发达经济体站在同一起跑线去竞争的领域。”李扬表示，我们必须在监管理念和监管范式上与时俱进，支持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赶上这种变化。

记者 胡杨

实习编辑 王梦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