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里转发的李晓西教授“非公有制经济只有效率没有公平吗？”一文，是从基础理论上来为非公经济发展合理性进行论证的。文章指出，不能只从非公经济有效率角度来容忍和支持它，还要承认其在公平性上也有进步，并特别指出有三种情况要关注。本文发表在《财贸经济》2000年3月刊上。作者告知，惊悉社科院财经院原《财贸经济》编辑部主任、研究员、张魁峰先生12月23日晚因高烧感染肺炎不幸去世，深感悲痛！ 谨以此文对张老师的关爱和支持表示深深地怀念！

再议非公有制经济与社会公平之关系

李晓西

这些年来，我们承认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重要的思想支柱，就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有效率的，因为它产权清晰，经营自主，面对市场，自负盈亏，有生有死，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可带来活力，且政府对其破产没有直接的压力。这些道理应该是对的。但是，在大家心中，可能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讲出来，就是非公有制经济在公平这个问题上是不行的。非公有制经济天然会存在对内部雇工的剥削，不论是否是“欢迎剥削”还是“剥削也会促进社会发展”，不公平的帽子是肯定不能摘掉了。而这是由《资本论》判定的，不可能给予否定的。因此，经济学家在呼吁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时，主要是从经济发展、从效率这一面来讲的，而不是从公平性这一角度讲的。这种观点大约还是比较普遍地存在。我认为，“我们不是要否认含有平等内容的所有制理论，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探讨所有制的有效性问题，来丰富和完善所有制理论。”“从有效性角度来考察所有制外部结构会得出一个结论：所有制形式应从属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所有制形式相对于经济发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强调所有制的重要性而将它视为经济目的是不妥的，国有化不是目的，公有制也不是目的，其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也不是唯一的”（参见李晓西:“论经济改革中的所有制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这些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根据，就是非公有制经济存在之合理性，就在于它是有效率的，对经济发展是有作用的，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因此，可以也必须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不久前，参加福建省一个关于从跨世纪角度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趋势的大型理论研讨会。聆听着专家学者们的发言，我突然对自己从来没有从公平性上思考过非公有制经济的思路产生了一种怀疑，难道非公有制经济仅仅是效率上可取吗?当我们在陈嘉庚大学参观时，在众多学校的邵逸夫楼前徘徊时，在希望工程捐款名单前辨认善主时，在各种介绍国外或港、台大企业家的创业事迹时，难道没感到非公有制经济的一种社会贡献，难道没体察到非公有制经济促进社会公平的这一方面。确实应该反思一下这个观点。这里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就是非公有制经济在公平性方面具有两重性，既有不公平一面，也有向公平发展的一面。不公平一面，传统经济理论讲得很多了。但向公平方面发展，或说具有公平性的一面，尚没见有人这样去分析，或没发掘出这方面的论述。在此，概括出这样三方面，佐证非公有制经济公平性的这一面。

一、生产力发展，使非公有制经济不公平一面在弱化

一个私有企业，在发展百年后，老板可能是继承创业者的第三代人或第四代人，企业名称仍然如故，但企业规模可能是创业时的几十倍或上千倍，含有新技术的新产品正在不断被推出。这个企业在吸纳就业、安置员工上可能成为地方政府名册中的优等生。问题是这家企业老板，自己能有多大的消费能力?对他一生来讲，生产资料所有权最终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名义是所有者，但这种所有不能用于个人消费，只能用于生产和扩大生产。生产目的又是什么?是为了利润?利润多了又意味什么?是享受?是挥霍?还是财富的无止尽的积累?有一点大家看得很清楚，任何一个所有者， 其财富越巨大，其能消费其财富的比重就越小。私有化越来越社会化，所有者个人消费比重越来越小。更多的财富将在对所有者异化，成为名义上的私有财产而实际上是社会的财富。这当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而是对财富发挥作用的效果上讲的。可以说，非公有制企业为他人、为社会创造的财富比重在上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与生产社会化同时并存，生产社会化与占有私有的矛盾解决方式在变化。用财产的重新分配和剥夺方式已不是法治社会的常例，而占有的实际公有化程度的提高成为缓解矛盾的自然途径。

另一个可以看到的变化是，经济发展和时代进步，科技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技进步使知识价值上升，使知识份子收益在提高，使知识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在增大。具体到一个企业，我们看到的是知识化的员工越来越多，白领员工越来越多，知识的成份越来越高，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固定资产的所有者地位在分配中的份额自然在下降。有了知识，有了对经济、经营的把握，一个没有资产的人，很快会成为大富翁，美国首富比尔·盖茨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由于知识经济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资料个人所有的重要性将会大大下降，比近百年来两权分离出现的所有权地位相对下降更为显著。

人们还发现，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使人们消费产生了多姿多态的形式，人们对生活的安排越来越富于个性化。人们很少意识到，这种消费的多样化，对私有经济造成的不平等有什么影响，似乎是不相干的。其实不然。我们讲平等，说到底，是要求有平等的消费和享受的权利。生产资料的平等占有，正是为了实现我们消费权力的平等。消费权力的平等在不发达的时候，有很明显的比较办法。能否吃饱、能否穿好、能否有宽敞的住房、能否有行走的工具等。但是，当吃、穿、住、行的形式多样化后，什么为吃得好，穿得好，就要按消费者个人的需求满足程度来判断了，而没有同等的固定的尺度了。正是这种变化，使消费权利是否平等的比较复杂化、多样化，从而大大淡化了非公有经济或说私有经济在消费上的特权。

二、生产关系不断调整，使非公有制经济中不平等一面在缓解

非公有制尤其是私有制，其罪恶之显露，主要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正是在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前前后后。这一时期，工业化发展很快，但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正在形成中，资本对劳动处于优越而不平等的地位上，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众多为工人阶级呐喊的学者，包括马克思、思格斯这样的伟大思想家。但是，二百年的发展，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断在调整之中。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更促使了资本主义改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正如有的学者讲的，正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使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剂良药，促使了资本主义消除自身的污泥而向前发展。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使非公有制经济中不平等的一面得到很大缓解。举三个方面：

1.劳资矛盾在新形势下有新的解决办法。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制定对劳工的保护法，全面地具体地实施对劳动权益的保护，对资本权益范围的界定。强大的劳工运动，在二百年时间里，也迫使资方不断调整对劳动的态度，采取多种办法缓解劳资矛盾。现在，在发达国家中，劳资矛盾与二百年前时的情况有了巨大变化，劳动和资本双方不仅有严密的法律约束，而且完善了自身约束。这种势态，使非公有制经济不公平的一面得到制约，使资本与劳动作为社会不同分工的合作关系，得到加强。

2.股份制企业组织形式，使资本所有者多元化，大众化，使资本与劳动关系有了很大变化，从所有与非所有关系，变化为大所有与小所有的关系，这种变化淡化了资本作为所有者对劳动作为非所有者的不平等关系。随之是受益的分配形式在变化。劳动者不仅有劳动的收入，还有资本的收益。生产关系中这种所有者权益的普遍化过程，淡化了少数所有者成为社会不平等体现者的矛盾。

3.私人财产继承权的制度得到完善和发展。从传统眼光看，私人财产继承是对个人权益的保护，是有钱人利益的不劳而获的延续，是继续剥削他人方式的强化。但从现实来看，私人财产权的继承，不仅是对个人权益的保护，也体现着对社会的贡献。当你在发达国家漫游感叹保护完好的百年建筑时，当你在私人大庄园的参天古木大森林面前，当你在山东孔府参观对一代代孔家后人为保护自己祖先财产的艰辛时，尤其是对生产力百年积累后形成对社会的巨大贡献时，人们发现了私有权造成了对公众的一种巨大的外部效益，对社会作出了一种特殊的贡献。正如公共物品对私人具有外部效益一样。当然，我们并不低估国家或国有制对财产的保护，但没有私有制参与这种保护，我们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我们的生产力，就难有一个普遍地高起点。

三、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造成的不平等一面进行了调剂和改善

国家通过税收和补助，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分配差距有所调节。对贫困有所补助，对高收入有较大征税，因此，部分地缓解了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值得强调的是，非公有制经济在给国家提供财税方面，是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在发达国家，非公有制经济是基础，是税收重要甚至主要来源。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虽然才有初步的发展，但向国家上缴税金在不断增加，成为税收中的重要方面。1994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私营、个体、集体和外商等)上缴财政利税为1791亿元，占34.4%。1994年个体、私营经济交纳税金320亿。1995年，个体私营经济税收占全国税收的8%。主要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涉外税收(不包括关税和土地费)，1995年达659亿元，比1994年增长64%，占当年全国工商税收总值的12.27%，1996年比1995年又增长20%，占当年工商税收11.88%。从1992年到1996年的五年中，涉外税收达2120亿元人民币。据有关方面介绍，1996年非公有制经济的税收会高于以前年度。1996年，全国个体和私营经济向国家交纳税金448亿元，占全国工商税收的7%左右。个体私营经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逐步增大，如1995年大连市财政收入中10%来自私营和个体经济。在大多数基层市、县的财政收入中，个体、私营企业税收占当地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1/3。在少数市县超过80%。1992年到1996年，乡镇企业利税总额由1573亿元增加到6253亿元，增长了3倍。其中非公有制成分占了半数。这些数据，反映了非公有制经济对国家税收贡献逐步增大，比重逐步提高。另一方面，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主要是非国有企业对财政依赖度很小，财政并不直接给非公有制经济予补贴，也没有对非国有企业的资本金和各种形式的信贷支持。这一进一出，就看出了非公有制经济对提高国家财政力量有重要作用。对贫困的帮助，其中部分资金就来源于非公有经济贡献。总之，非公有制经济对增强国家调节收入不均的力量，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结束语：说非公有制经济在公平性上具有两面性，其实，公有制经济何尝不是也存在这种两面性。当我们把一切罪恶都归于私有制时，以为公有制就会带来一个全新的社会时，我们犯了一个简单化的错误。事实上，几十年的实践使我们发现问题不这样简单，公有制尤其是单一形态的公有制，其产生的公有制经济表面上是所有人的所有，其实，在现实中，往往成为一部分人、少数人的所有。有些人是非法去占有公有财产，更具典型性的是不少人合法地占有了公有财产。利用手中职权占有公有财产的实际使用和受益，这在现实中，尤其是传统经济体制下，成为普遍的现象。公有制并没有自然带来人民生活的天堂，带来人们平等的受益和消费权力。因此，在提出非公有经济也存在向平等性转化的一面时，强调的是两种经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都有自己最适宜的领域，这需要通过实践来达到最优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