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金融评论》2022年第6期）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提“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实际上是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财富积累与财富分配的新要求：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凸显出财富积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因此财富分配也是躲不开、绕不过去的坎。　

笔者认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一重要观点的新发展。首先，不再是单独讲分配，而是将积累和分配放在一起讲，突出了财富积累与分配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没有积累，分配无从谈起，而忽视分配，积累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造成不可持续。其次，过去分配侧重于收入分配，关注的是流量，而这次从财富角度出发，关注的是存量的分配。考虑到收入流是在财富存量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存量角度的分配，是从根源上来寻找共同富裕的解决方案，是对收入分配的重要补充。　

无论是美国“消失的中产阶级”导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拉美民粹主义盛行导致的经济社会动荡，还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在全球范围内引起的高度关注，都充分反映出分配以及与之相关的财富积累机制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时代之题”。　

皮凯蒂领衔的《世界不平等报告2022》显示：当前全球收入与财富差距问题非常严重，其不平等程度甚至与20世纪初西方帝国主义的巅峰时期相当。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2022》也显示：在大多数国家，财富不平等在21世纪初有所下降；但除了少数国家外，所有其他国家2020年的财富基尼系数均高于2000年的水平，体现出财富集中度的进一步上升。　

造成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原因很多。前面提到的经济自由化与放松管制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全球化的加速演进，金融化的深度发展以及数字化的全面推进，都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重塑了财富积累机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极化效应。并且，全球化、金融化与数字化这三者之间还会相互交融叠加促进，会导致极化效应放大。　

一是全球化。米兰诺维奇在《全球不平等》中绘出著名的“大象曲线”，指出全球化的推进造成了（发达经济体中）“消失的中产阶级”，其背后的驱动机制在于：国际竞争的加剧以及贸易边界的削弱，为追求更为廉价的劳动力、更加宽松的税收环境和监管环境，发达国家部分企业选择放弃国内生产，转向海外直接投资以及服务外包，结果削弱了这些国家工人的议价能力，造成工人平均工资下降。而这些国家的跨国企业在全球雇佣了更加廉价的劳动力，享受了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甚至获取了全球市场的垄断地位，他们的股东和高管获益颇丰，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赢家”。此外，全球化的发展还使得全球范围内技术水平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二是金融化。资本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至少在初期总是伴随着风险与企业家精神，但也总是在积累到足够大的数额后向租金的形式转化，那是它的使命，也是它的逻辑终点。这显示出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趋势。金融化带来资本形成放缓，而金融财富积累加速，由此产生强烈的分配效应：金融从业者工资与金融业利润大幅提高、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断上升、食利性收入快速攀升以及劳动收入份额占比下降。　

三是数字化。数字化时代财富积累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化。相关研究表明，不同领域商家获得5000万用户所需时间：航空64年，汽车62年，电话50年，信用卡28年，电视22年，计算机14年，手机12年，互联网7年，Facebook 4年，微信1年，Pokemon Go仅用19天。如果我们以这个指标作为商家财富积累的一个代理变量，显然，进入数字化时代，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扩张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其财富积累速度也远远快于传统行业。这是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全球范围内规范财富积累所面临的一个“时代之题”。梅特卡夫定律（一个网络的价值与其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反映出网络是规模效益递增且是加速递增的），零边际成本，工作的可延展性，超级明星效应，“赢家通吃”等，充分反映出数字化时代对于收入与财富积累的重塑，在一定范围内加剧了不平等（尽管数字普惠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缓解不平等）。　

财富创造在于经济增长，财富积累在于国民储蓄。传统社会（或前现代社会）几乎没有增长，现代经济增长始于工业革命。因此，传统社会的财富创造相对于后世是微乎其微的。

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大体上处于传统社会之中。此后，经济增长有所恢复，但囿于僵化的计划体制，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上各种“运动”，经济大起大落，始终未能进入正常的财富增长轨道。虽然在人口多、底子薄的情况下，政府利用强制性储蓄推进了初期的工业化发展，但总体上，财富积累较为有限。只是到了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国民储蓄与居民财富才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　

从斯密的《国富论》开始，对国民财富的原因及国富国穷的探讨就成为经济学最重要的主题。市场扩大、分工深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提升，是斯密对财富增长源泉问题作出的回答。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基于生产函数，指出劳动、资本、技术三要素；并强调长期而言，知识、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而言，以上分析框架是大体适用的，但中国的财富快速积累也有自身的“特色”，即观念的解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融入全球化潮流；而所有这些，都源于伟大的改革开放。　

纵观新中国建国以来的财富积累和分配，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财富积累方面：(1)改革开放前的高储蓄、高积累促进了较快的财富形成，但主要体现在政府财富积累，居民部门的财富增长是微乎其微的。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百姓尚不够温饱，国家还面临着赶超发展的重任。于是，政府动员资源，强制储蓄，提高积累率，加快资本形成，就成为建国之初及后来较长一段时期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强制储蓄下的高积累会加快财富形成，但由此形成的财富主要是政府财富，并不是居民财富；居民财富的增长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故事了。(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增长奇迹，社会财富（社会各部门净财富的加总）积累大幅提速，甚至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速；而个人财富和高速积累也堪称“史无前例”：发达经济体个人财富积累已经历了数百年，而中国居民部门真正的财富积累仅从 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据笔者估算，1978年，中国居民人均财富尚不足 400 元，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人均财富跨过了4000元，1995年突破1万元大关，2009年突破了10万元，2019年人均居民财富达到36. 6万元。从人均居民财富的增长来看，1978 ~ 1989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9. 8%，1990 ~ 1999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5. 7% ，2000 ~ 2009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8. 9%，2010 ~ 2019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3. 3%。其中，20世纪90年代的人均居民财富增速最快。

财富分配方面：(1)改革开放之前，尽管在政府与居民之间，财富分配上主要是向政府倾斜，居民财富积累较少，但居民内部是相对平等的，没有出现较严重的分化。(2)改革开放之后，全社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是居民的财富积累速度都非常快。随着市场化的推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居民部门的财富积累速度超过了政府部门的积累，分配上开始逐步向居民部门倾斜。而且，由于农村改革率先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改革之初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城乡差距有所缩小。(3)进入 2000 年以来，随着全球化加速演进，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发展，居民财富积累加快，分化也在加剧。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2022》显示：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 595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0. 712，随后有所缓和，降至2019年的0. 697，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再度上升至0. 705，2021年回落到 0. 701。最近的一项研究通过富豪榜数据补充部分缺失的高收入人群，所得财产基尼系数进一步提高，达到 0. 8 左右。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还是中国顶端10% 人群财富占国民财富比重，在最近这十年都趋于基本稳定。　

综合以上分析，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要在中央政策议程中将其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　

现阶段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明确财富积累在促进增长方面的关键作用。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始终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宏伟战略目标，经济发展是根本。从发展的角度看，财富积累是基础、是前提。财富不仅是综合国力的最为贴切的衡量指标，财富还是未来增长的重要支撑，因为财富存量基本体现的是要素禀赋。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变动中的国民财富》，其实就是通过财富视角来考察一国以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尽管其对财富的估算范围更广）。　

其次，重视财富积累机制的可持续性。(1)对于财产的保护是可持续财富积累的前提。有恒产者有恒心，缺乏财产保护，财富积累就会缺乏稳定预期，并且产生很多的短期行为，不利于长期的财富增长。(2)财富积累机制需要法治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规范财富积累要依法进行。累进税制、房地产税、遗产税等都需要在结合国情、充分论证基础上有序推进。(3)有效应对全球化、金融化、数字化带来的极化效应。在制度与政策设计上，高度重视全球化过程中的分享，抑制过度的金融化，以及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破解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时代之题”。(4)把握好再分配政策与激励政策的相容和平衡。财富（资本）的积累扩张是其本性，任其无限积累，就会产生两极分化，导致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出现失衡。因此，需要通过各类制度与政策安排，包括税收、规制、反不正当竞争以及倡导慈善公益等举措，避免财富积累过程中的过度分化。就当前的财富分配状况来看，再分配力度需要加大。我国的收入再分配力度和效果要远小于 OECD 国家。OECD 国家经过税收和转移性支付后，基尼系数降幅会高达35. 3%，而我国再分配政策使得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仅缩小10%左右。政府再分配政策对收入差距调节能力需要提高，但也要注意把握好再分配政策与激励政策的相容和平衡。不能因为过强的再分配政策成为反向激励，抑制市场主体的创造性和活力，由此带来的负面作用可能会压抑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这是需要努力避免的。

再次，弥补中低收入群体财富积累的短板。拓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丰富居民可投资金融产品，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鼓励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计划。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有序推动农村宅基地出租、流转、抵押，探索实现已入市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巩固提升农村集体经济，探索股权流转、抵押和跨社参股等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实现新形式。支持一些地方（如浙江）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的试点。　

最后，支持居民合理拥有住房资产是重要抓手。住房是居民财富的重要构成，中国居民财富差距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房产差距来解释。因此，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支持居民合理拥有住房资产，是规范财富积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一是给予房地产业合理定位，不能污名化。未来房地产业仍是中国经济的重要部门，是金融与实体经济关联交织的枢纽。经济增长、民生改善、共同富裕都离不开房地产业的平稳发展。二是推动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顺应居民高品质住房需求，更好解决居民住房问题，促进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三是发挥政府在住房保障方面的作用。政府要承担保障性住房方面的公共服务职能，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帮助居民减少住房相关支出，降低住房负债。最近财政部发布《关于支持深圳探索创新财政政策体系与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提出，考虑深圳人口持续净流入对住房的需求，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对深圳保障性住房筹集建设的补助，加大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对深圳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老旧小区改造的支持力度，推动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