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就是承认并肯定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存在及其积极作用，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边发展边规范。然而，资本的本性具有逐利性和扩张性，资本无限制无序扩张还在于法律的精细化程度、监管能力的完备化水平尚存不足。给资本设置“红绿灯”宜坚持以已有的、相对稳定的、法制化的监管体系为基础，再加以适当调整和完善。规则要简化，标准要统一，监管及时回应、动态调整，实质法治和形式法治实现有效统一。最后，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仅仅是要规范资本本身的行为、还要规范资本无序扩张的外部环境。
关键词：资本 无序扩张 反垄断 政治经济学 法制
一、经济学理论对资本认识的演变
马克思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本质上讲，政治经济学不光注重增长，还注重分配。在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前，当时矛盾的聚焦点不是资本，而是土地、租金、王权、贵族。那时经济分配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寻租。《国富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揭示了财富的源泉不是靠抢、靠战争占有土地、靠权力占有资源，而是靠专业分工和自由贸易来促进有价值、有意义的生产，从而创造财富。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具有正面意义。如何实现古典经济学语境下的经济增长？就是要去掉不劳而获的租金、贵族的特权，维持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实现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创造新财富、做大蛋糕。
进入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王权、贵族、土地的作用已经大幅下降，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贵族、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或劳工阶层的矛盾，更为关注的是资本占有者即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分配问题。政治经济学分成了两支：一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分配问题；另一支是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本看成与劳动一样的生产要素之一，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根据边际收益、边际产出进行分配。
新古典经济学以所谓的“外部性”来形容个体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追逐利润是个体理性的选择，但可能会影响其他人，比如气候变化问题、化工厂排放污染等。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的反思，使得外部性问题得到更多重视。但也有观点认为，光讲外部性是不够的，气候变化这么大的全球性问题不能仅用外部性来描述。因此，有观点认为应该回到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注重寻租即不劳而获的行为。资本家组织有意义的社会生产，把劳动者和资源有效结合起来，就对社会有贡献；但如果是不劳而获，类似古典经济学讲的寻租行为，就是不合理的。
二、对资本无序扩张的分析应超越外部性，回归寻租视角
在现代经济环境下，寻租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垄断获得租金，企业做得特别大，享受了自己没有承担相应风险的超额收益；二是政府信用担保和私人部门市场主体活动相结合，市场主体因为政府的信用担保享受了没有承担相应风险的超额收益。
让市场发挥作用，包括让资本市场发挥促进创新、促进效率提升的作用，最关键的是相关主体承担相应风险。用熊彼特的“创新性破坏”来回顾人类历史，每次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都和资产泡沫联系在一起，但泡沫破裂的过程孕育了一些代表未来的新企业。在2000年美国科网泡沫破灭后，大量企业破产，但有些平台企业在毁灭中成长。因此，关键是相关主体应承担风险。
资本无序扩张的问题则是资本不承担相应风险的扩张，必然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对策是防止寻租：一是防止垄断；二是防止政府信用对资本的无序担保。
三、资本无序扩张的主要体现是产融结合
在前述逻辑框架下，结合当前的经济现实，资本无序扩张主要体现为产融结合，即实体和金融相结合。
一方面，土地、金融和政府信用联系在一起。土地具有天然垄断属性，与金融结合可能带来所谓超额收益或无风险承担的收益。而金融是特殊行业，依牌照经营，具有政府信用担保。实体企业的错误会很快暴露，而银行的错误可能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暴露出来，原因是全世界的政府对银行破产的承受力都比较低，存在政府信用担保、存款保证金、央行最后贷款人机制等。
房地产开发企业债务过度扩张的原因之一就是产融结合。一个大股东先开银行，再开房地产开发企业。“银行+地产”是现代经济产融结合带来的大问题。美国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才基本实现产融分开，因此脸书（Facebook）发行数字货币（Libra），就未得到美国监管机构的许可。
有观点认为，发达国家也有产融结合的例子，比如德国的一些银行控制实体企业。但是，德国超过40%的银行是所谓的公共银行，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与美国模式相比，德国模式的公共银行属性虽然限制了其在收入分配方面的极化效应，这是正面作用，但产融结合还是阻碍了创新。最可怕的情况是，既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又要和实体结合，还享受政府的信用担保。
另一方面，在平台企业和数字经济方面，产融结合也是问题。数字经济平台本身就有做大规模的天然属性。经济学概念中的数字资产具有“非竞争性”，资源使用不是竞争的。开发一个软件有固定成本，但在复制数据产品、传播使用时，可变成本很低，几乎是零，所以数字经济平台规模可以做得很大。尤其要防止数字经济和金融相结合。目前中国的监管方向是对的，即牌照经营、分业监管、风险隔离、独立的资产负债表，在一个控股公司之下通过监管实现产融分离，在根本上防止平台企业的产融结合。
四、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应该有包容的政策取向
是不是平台企业不做金融、只做实体就没有问题了呢？我的看法是，垄断并不是现实存在的最大问题，平台企业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可竞争性。如果因为垄断导致没有可竞争性，进入门槛很高，那么垄断的破坏性就显现出来。
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应该有包容的政策取向。数字经济的重要特征是边际成本低、创业成本低、进入门槛低。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不能拿传统经济所谓市场份额的静态标准来看。可能企业今年的市场份额高，但因为可竞争性高、进入门槛低，第二年的市场份额可能就没那么高了。对于平台企业做实体，反垄断应该有包容的政策取向。反垄断的重点应该放在反不正当竞争上，有些案例中的企业不是市场份额大，而是它的竞争行为本身可能有问题，比如利用现有优势损害竞争对手，防止新的竞争对手出现等。
从经济角度讲，反垄断的重要出发点之一是和创新有关。垄断是驱动创新的重要动力。不能否认垄断对创新的作用，但垄断也不能成为创新的阻力。重点要看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一定规模以上、有市场影响力的大型企业，政府应规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最低要求比例，以保证企业有足够的研发投入来促进创新，不能削弱社会的创新能力。
总而言之，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最根本的是要防止金融和产业结合，实现产融分离。金融内部也要分业经营，银行享受政府的信用担保，就得接受严格的监管；资本市场要创新，必须要风险自担，风险和收益匹配。中国资本市场的最大问题是对小投资者的保护不到位，需落实到位对小投资者的保护，让投资者真正有信心进行有风险的投资，这样才能够促进经济的创新。
（此为缩减版，注释从略，请前往知网下载全文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22&filename=GJPP202204001&uniplatform=NZKPT&v=o-c39kp7ZYIPm5-oZceTv2sQUW_Ms3Vb0UNFbwww03-WsBrWq-gT12dXycI1U5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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