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本文转载自2022年12月22日观察者网。

观察者网：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明年依然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今年和去年相比，“三重压力”发生了哪些变化？与去年相比，今年的“稳”字定调有什么不同，对2023年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

刘元春：“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是好几年的基本工作方针，但是不同年份，其内涵会有很大变化。今年我们不仅面临着去年的“三重压力”，并且在三大超预期因素的作用下，“三重压力”进一步增加。

这三大超预期因素分别是：第一，今年2月俄乌冲突带来全球地缘政治恶化，大宗商品价格变异；第二，全球通货膨胀导致欧美宏观经济政策全面逆转，进而引发全球经济增长压力全面抬头；第三，国内疫情大面积暴发。

在上述超预期因素的冲击下，首先，今年的需求进一步疲软。比如说，去年出口同比增长21.2%，而今年11月份的出口增速为-8.7%；去年房地产投资增速还能达到4.4%，今年1-11月份已经-9.8%了，下降幅度巨大；三大需求（投资、消费和出口）同步进一步回落。

其次，预期更加转弱。表现最明显的是民间投资，去年同比增长7.0%，今年1-11月仅有1.1%；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也出现新低，持续恶化。另外在供给上，全球大宗商品的变异也对我们产生了明显影响。

今年，“稳”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第一，稳增长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增速过快回落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核心问题；第二，预期的持续低迷亟需逆转，在信心和动力上进行调整。

观察者网：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阐述财政政策时指出要“提升效能”、“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而今年改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对于今年财政政策的重点，您有何观察？“加力提效”的过程中要注意什么？

刘元春：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抬头，一些短板、底板问题开始出现，因此2023年财政“加力提效”很重要。

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加力”体现在总量上，总量上的扩大意味着：第一，赤字率要从2.8%提升到3.0%以上；第二，专项债不仅要提前发行，还要在规模上进一步扩容；第三，贴息的政策力度要进一步加大。而“提效”意味着，必须关注一些关键问题。

财政目前有以下几个重点：

首先，要保证基层的基本运转。2022年财政节奏提前，直接导致今年底和明年初，地方财政面临极度紧张的状况。可以看到，12月份就发行了特别国债7500亿元，主要用于基层。

第二个重点是筑牢民生底线。“新十条”的出台和疫情防控政策的不断优化，的确对经济社会运行的常态化有很大帮助，但最初会有一个疫情蔓延的过程，对整个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带来挑战，因此必须在特殊时期对一些特殊人群给予重点保护。

第三，财政必须从传统的以扩投资为主体向消费领域逐步倾斜，形成投资与消费扩张政策相同步的格局。2023年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而要提振消费的重点之一是增加居民收入。居民收入的增加从什么地方来，扩消费的支撑点又是什么，这些都需要财政买单。

第四，财政在基建上会有进一步调整，特别是会加强区域间基础设施联通的投资力度，对“十四五”的重大工程、重大科技项目进行支持。

因此，2023年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很多，这就需要我们在总量以及总量扩容上的举措有更深的考虑，甚至是创新。另外，在结构上要有一些重点关注：从中央向地方进一步倾斜；从投资向消费进一步倾斜；从一般项目向一些重大项目倾斜；从过去选择性的财政政策实施方式向一种市场兼容性的工具转变。2023年在财政上的调整将会是比较大的。

观察者网：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的货币政策相比，今年对货币政策描述由“灵活适度”变为了“精准有力”。如何理解“精准有力”？“精准有力”是否对应着边际收紧？

刘元春：“精准有力”实际上是“结构性宽松”的另一种表述。“精准”体现在结构上，而非总量上，要在结构上加大货币政策宽松力度。“有力”是指看准关键问题、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加大对它的货币政策的投入力度。

另外，总量上要求稳健，也就是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这一基本匹配意味着，2023年M2增速和社融增速相较2022年会进一步提升1-2个百分点。

今年我们的GDP名义增长速度估计在5.5%左右，明年估计在7%-7.5%的水平。如果盯住这一名义GDP增速的话，明年的M2增速应该是要提升1-2个百分点，这一点很明确。

虽然货币政策这部分的表述好像比较笼统，但明年面临的挑战还是很大的。

关于“精准有力”是否对应着边际收紧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没有收缩的道理。首先，11月份中国的金融条件指数有所收缩；第二，目前中国经济在下行压力下，物价水平处于加速收缩的状态。11月的核心CPI只有0.6%，PPI已经负增长了。因此，中国与欧美所面临的问题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有效需求不足，也就是面临通缩的压力。

在目前各种市场风险很高，企业资产负债表很脆弱的时候，保持适度的流动性是解决重大经济风险的基本前提。同时，明年整个经济要全面复苏，也需要我们在货币政策上增加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

观察者网：国务院副总理刘鹤12月15日在第五轮中国－欧盟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上指出，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针对当前出现的下行风险，已出台一些政策，正在考虑新的举措，努力改善行业的资产负债状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坚持房住不炒、“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这一定调对于明年的房地产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房地产行业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刘元春：关于房地产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确保目前房地产头部企业的债务危机以及保交楼所产生的社会危机，不会进一步产生系统性的行业风险。因此，必须持续通过“三支箭”保持房地产流动性的相对稳定，另外要通过有效的债务重组方案，使房地产头部企业的债务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防止产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第二，政府在资金和债务重组的基础上，出台一些扩大居民住房需求的政策，扭转市场预期。房地产行业要想最终解套，不是靠政府“输血”，而是通过市场需求的复苏。

第三，我们不能将中国宏观的稳定依托于房地产市场能够短期调整到位。因为本轮房地产调整涉及到深层次的基本参数、整个行业的盈利模式以及整个市场周期信心的调整，所以调整周期和深度会比以往更长、更深。

但是，宏观稳定不可能等到房地产自我稳定之后再来稳定。所以政府轨要加力，通过政府的投资对新市民、年轻人的保障性住房、租房市场进行扶持。这实际上是要求中国房地产模式大转型，从“香港模式”向“新加坡模式”转变，从过去以增量调整为主体逐步过渡到增量和存量并存的调整模式。因此，这需要在房地产市场上，有“短中长”相组合的政策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