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樊纲（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

文章刊发：《管理世界》2023年第2期

摘要：落后国家要想实现发展，就需要利用好自己的相对优势，即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比较优势”是重要的，因为只有符合要素结构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才能避免陷入“结构赶超”的泥潭。但是落后国家的“初级要素丰裕比较优势”较为脆弱，并不久就会发生衰减甚至消失，难以产生“趋同”所需要的持久的较高增长，而发达国家凭借其“优质要素丰裕比较优势”，反倒可以持续增长。“后发优势”是指落后国家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通过学习、引进、吸收、利用世界上已经存在的知识与技术，增加自己的知识要素，实现可持续的较快增长。这两种相对优势可以共同发挥作用，但二者具有相互独立的特征。后发优势是落后国家特有的一种发展要素，不仅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中等收入”及以后的发展阶段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最终能否实现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与收入水平“趋同”，关键在于能否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关键词：经济发展  比较优势  后发优势  趋同  知识外溢

发展经济学者往往在以下的一些问题上观点相近：落后国家处处落后，要想实现发展，就必须发挥一些“相对优势”，或者说把劣势转化为成本竞争的优势，从而实现增长。这种所谓的相对优势，主要指的就是“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然而，对于以下的问题，迄今为止尚缺乏深入的分析，并存在不同的看法：在落后国家的增长过程中，两种相对优势分别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们的差别与联系是怎样的？要实现发展，也就是实现与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与收入水平上的“趋同”，最重要的是发挥哪种相对优势？等等（樊纲，2020；刘培林、刘孟德，2020；林毅夫、付才辉，2022）。

本文试图对以上的问题进行一些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一、落后国家要素比较优势的局限性

比较优势的概念最早由李嘉图提出，解释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一种相同要素（劳动）条件下生产技术（生产率）不同的情况下，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可以通过专注于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贸易实现各自福利的提高。这可以称为“技术比较优势”，因为两国的差异只在于技术或生产率的差异。这个理论说明，技术水平低、生产率落后的国家，哪怕是“处处落后”（比如在李嘉图模型中的英国），可以专门生产那个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产品；而“处处先进”的国家（李嘉图模型中的葡萄牙）可以专门生产那种生产率相对更高的产品，二者进行分工与贸易，都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后来的一些贸易理论，也延续了这一思路，比如杨小凯的分工与交易成本比较优势理论（杨小凯，2019）和克鲁格曼的规模收益比较优势理论（克鲁格曼，1995），分析了各国各自可以通过分工的深化和规模效益的扩大，获得更大的贸易利益。

赫克歇尔—俄林提出了“要素丰裕度“比较优势”理论（H-O模型），说明两个国家、两种要素、两种产品，在生产技术相同的情况下（因全球化导致技术扩散并趋同），各自根据不同的要素丰裕程度，进行分工与贸易（俄林，1967）。后来尽管还有其他一些发展，但是当代经济学在研究生产结构和经济增长问题（而不是贸易问题）时所使用的比较优势概念，基本沿用的是H-O模型的要素相对丰裕度理论。本文也是与大多数人一样，当我们说比较优势的时候，指的就是要素丰裕度的比较优势。

经济学所说的“生产要素“或”增长要素“，最初只是自然资源（含土地）、劳动力和物质资本，后来理论逐步发展，人们又加进了”人力资本“、“知识存量”、创新能力等，这些我们在后面再进行更进一步的讨论。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别，就在于“要素结构”的差别。落后国家的特征就在于它们只有一些“初级要素”，比如自然资源或低技术的简单劳动力，但缺乏“优质要素”，即物化着先进技术的物质资本、由教育和知识的积累、技术进步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在长期增长中形成的较为有效的体制机制（包括管理技能）。而发达国家的特征，就在于它们拥有较多的“优质要素”，因此其收入较高。这并不是说落后国家就不能增长，它们仍可以利用现有的初级要素，比如利用劳动力较多、工资较低这一“初级要素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赚得利润，开启储蓄和投资的“起飞”进程。林毅夫等对比较优势发挥作用的机理、要素结构决定“最优产业结构”的内在逻辑等问题上，做出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林毅夫、付才辉，2019）。

然而，落后国家发挥初级要素比较优势这件事本身，却并不一定就能使其拥有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增长率。它们能够增长多快，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1）初级要素的初始价格，这决定了初始的成本优势；（2）初级要素的丰裕程度，这决定着一种比较优势可以持续存在的时间。

第一，初级要素的初始价格。这里我们假定初级要素就是低技术的劳动力。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假定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从农业社会后期开始，这时农业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足以养活更多人口的程度，但劳动的边际产出已经趋于零，也就是“富裕劳动力”的存在，转移到新兴工业部门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时，我们可以假定农业劳动力的收入只是“生存工资”，新兴工业部门的工资只要高于这一水平就可以吸引劳动力转移出来。但是，这一假定并不一定普遍适用。有的国家人口较少，自然条件又比较好，有吸引力的工资水平就要高一些。特别是，如果一国经历了罗斯托所说的“为起飞做准备的阶段”（罗斯托，2016），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这时劳动力等初级要素虽然相对丰裕，但是由于社会整体的生活水平已经较高，劳动供给所需要的工资水平也会较高，可能并不具备特别大的“成本优势”。

这个因素的重要性在于决定比较优势会带来多大的比较利益，也就是在给定的（普遍使用的）生产技术条件下，按现行工资水平使用该种要素能在国际比较中有多大的成本优势，从而能产生多大的经济剩余（用做资本积累）。至少在初始阶段，给定劳动力的质量，工资越低，利润越高，可用于积累的剩余越多，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反之则反是。

第二，初级要素的丰裕程度。仍以劳动力为例，相关的变量包括一国劳动力总量以及在世界总量中的比重。这关系到比较优势可以持续多长的时间，会经历多久达到“刘易斯拐点”（刘易斯，1954），即何时达到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开始上升的阶段，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优势何时会消失，也就是在“要素价格趋同”规律的作用下（萨缪尔逊，1948），该国工资水平逐步提高，达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复存在水平。初级要素的数量越多，就越有可能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较快的增长。相反，人口小国，情况就不是这样。即便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从80年代初经济起飞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就出现了工资大幅上涨、民工荒等现象，其他人口小国，这个时间就会更短。我们不能把个别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特殊情况，当作一般规律（樊纲、吕炎，2013）。

在比较优势与竞争力的关系问题上，要注意到的是：一国的劳动力价格是否有竞争力，不是与发达国家的工资相比较的，而是与发展水平相似、同样靠劳动力这个要素比较优势进行发展的国家中的劳动力价格水平相比而言的。发达国家的工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力资本的报酬，而不是初级劳动力的报酬，所以它们的比较优势已经不劳动密集型产业了。

以上两点决定着初级要素的比较优势的局限性：它的强度往往不足以带来较高的增长，而且这种优势会“衰减”，往往不足以产生“追赶”所需要的长时期的高增长，因为一旦初级要素的比较优势衰减，比起以优质要素为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落后国家就不再有任何比较优势（蔡昉，2011）。它们这时仍需要根据自己的要素结构选择“正确的产业结构”（否则增长速度会更低甚至是衰退），但是仅靠这种“比较优势”，就很难再有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增长速度。这些在我们后面关于“收敛”（或称“趋同”）问题的讨论中，将做进一步的分析。

要素有成本优势，企业有利润，理论上就可以用来投资；利润越高，投资可以越多。但这中间还有一个“企业储蓄率”高低的问题。如果因各种原因，包括一些制度安排的原因，企业的储蓄率（以及居民的储蓄率）较低，即使企业有了利润，也不见得有多少储蓄和投资，增长速度也不会快，就像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经历过的或者仍在经历着的那样。而如果企业的储蓄率较高，那么积累率就较高，增长速度就可以更快，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也可以更快。在中国早期的发展中，一方面因低工资长期不变，企业利润率较高，另一方面因各种原因（包括制度上的一些原因），企业未分配利润（即企业储蓄）比重较高，结果就有了较高的国民储蓄率。这个因素，对一段时间内的高速增长，显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里基本的问题在于：利润率高，不一定储蓄率就高，反之亦然。仅仅用“选对了产业”这件事来解释高储蓄（林毅夫、付才辉，2019），逻辑上缺少必要的环节。同时，”最优储蓄率“并不一定是很高的储蓄率，储蓄率不是越高越好，一些制度因素所导致的过高的储蓄率会带来不均衡的结果（樊纲等，2009）。

二、后发优势与“知识溢出”

（一）技术扩散与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的概念，由美国俄裔历史学家格申克龙（1962）最早提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用来解释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速度，与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的速度相比，会越来越快（张培刚、张建化，2009）。后发优势的基本逻辑就是：当后发国家开始工业化进程的时候，可以直接利用发达国家已经发展起来的成熟的技术、知识和商业模式，不必一切自己从头做起，从而可以节省大量的研发成本和试错成本，实现更快的增长。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后发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学到的知识当中，也包括一些制度与管理的知识，这些也是先发国家在漫长的时间里通过各种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逐步积累起来的。

后发国家发挥后发优势，也就是吸收发达国家“技术扩散”的途径，有以下几种。

（1）留学与科技交流。这种方式学到的知识可能不会立刻或在短期内立即解决后发国家面临的一些产业发展的问题，但是从长远看，可以较为广泛而深入地扩大落后国家的知识结构，增加其知识存量，提高创新能力，这种改变会在长期中加速一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2）外国直接投资，或引入外资企业。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到落后国家开办企业，不仅能够为后发国家带来稀缺的资本，更能带来技术与管理的知识。外资企业并不会把一些“核心技术”转让出来，那些东西仍然是要保密的，但是它们在后发国家的运作本身会把一系列的技术和管理的知识传授给本地雇员（这些人可能成为当地企业发展的骨干），还会把许多技术转移给当地生产零部件的企业。本地企业通过对这些外资企业的观察和交流，也能学习到一些技术和管理的知识。

（3）信息搜集与模仿。落后国家的企业，在一定时期之内，也就是当自己还没有到达产业技术前沿的时候，最经济的技术进步方式不是自己花大成本搞研发，自主创新，而是搜集各种信息并对前沿技术进行模仿，包括一定程度的“模仿创新”。“合法的模仿”，当然是指对那些已经脱离专利保护期的技术和产品设计进行模仿。落后国家存在一定程度的“违规模仿”，也是一种普遍的存在，从当初的德国、美国，到后来的日本、韩国，都有所发生，中国则处在“平均的水平”（萨克斯，2021）。

（4）从发达国家购买专利、进口物化着大量知识和技术的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以及聘用外国专家）。这些都是要花钱的，但是只要经济的基本体制是市场经济，企业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理性选择，引进的技术属于“适当的技术”，花这个钱比自已研发要更加合算，成本更低、更节省时间。（这种引进的重要性，我们将在后面进行“阶段分析”时，进一步加以说明）。接下去，学会操作和使用这些设备、组装这些部件，是掌握这些技术从而接进“前沿”、获得自主创新能力的开端。

这里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有的学者往往把后发优势的作用归结为利用技术设备、购买一些中间产品和专利。这当然也可以节省研发成本和试错成本。但是，后发优势最重要的是通过人员交流、引进外资和信息搜集等渠道较为迅速和低成本地学习到大量的知识和创新能力。这些可能较难量化，但是这种“知识溢入”，可以直接增加落后国家的知识存量，直接提升要素结构。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进一步分析。

后发优势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在国家之间，也会有量的差距，相关因素包括：一国本身的教育水平和人口规模（这是吸收外来技术的一种条件）；经济开放的程度，包括引进外资的程度，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程度（参与程度越深，越容易受到知识外部性的影响），相关的政府政策是否有利于技术引进与知识“溢入”，以及一国国民历史上形成的学习能力，也就是吸收、消纳外来知识的能力（我们可以从实现了一定程度“趋同”的一些经济体的共性特征中来对此进行检验与分析）。至于后发优势在发展过程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我们将在后面的“阶段分析”中做一些探讨。

（二）后发优势、知识溢出与要素结构的提升

人们在分析落后国家实现发展的时候，都会引用后发优势这个因素；一些学者也对贸易、外资与技术扩散的关系进行了一些实证分析（哥穆卡，1971；德麦罗，1996）。但是，相当一段时期内，后发优势的概念似乎“游离”于经济学一般理论体系之外，与基础理论的关系，并不很明确。直到“内生增长理论”出现之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改观。

“内生增长理论”（也称为“新增长理论”）产生的初衷，其实是要论证为什么发达国家可以不受“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仍然可以不断增长，甚至可以实现资本收益的递增（罗默，1986）；同时也想说明为什么落后国家难以增长，“资本不到落后国家去”（卢卡斯，1990；阿尔法罗等，2008），因此难以“追赶”上发达国家。为了论证这一点，罗默与卢卡斯等人先是把“知识内生增长”的理论发扬光大，援引了斯密的分工导致“熟能生巧”的理论，马歇尔的（经济体内）“知识外部效应”（马歇尔，1890），阿罗的“干中学”（阿罗，1962），罗默的“知识溢出”（罗默，1990；霍韦特，2007），等等，都是要说明人们的生产与投资行为本身，不断内生地创造出新的知识与技术，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从而不会发生资本增长率递减“归零”的情况。

与此同时，罗默等人所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资本”的概念一般化与多样化：在他们看来，一切可以再生的、可以积累起来在今后加以利用的东西，都可以看作资本，因此，一切知识（包括技术），在经济学理论模型中，都可以以资本的形式出现。首先就是”人力资本“，由教育体系传授的知识，积累成为劳动者的技能，作为一种资本在生产与增长的过种中发挥作用（卢卡斯，1988，1990；本哈比、斯彼格尔，1994）。罗默等人则提出企业的“知识存量”的概念，并认为“知识具有纯资本品的性质”，是可以在企业中由一个“研发部门”生产出来的产品（卡西曼、伍格勒，2002）。而这种由企业生产出来的知识的外部性或“外溢效应”，则导致知识“报酬的递增”，从而导致社会生产函数的报酬递增（左大培、杨春学，2007）。一切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干中学）和研发活动所创造出的新的知识，也就是在经济体内部相互交流过程中所产生、所“溢出”的知识，则构成这个经济体在一定时期的知识增量（罗默，1986，1990）。内生增长“AK理论”当中的“K”，已经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资本，而是“资本的综合指标，如物质资本加上其他形式的可再生资本”（瑟尔沃，2011）。物质资本或金融资本的价值会随着经济周期而波动，但知识可以不断增长和积累，只会增不会减（cumulative），下一代人一定会拥有比当代人更多的知识。有了这样的要素增量，我们就可以假定经济可以持续增长，从而论证发达国家不会因（物质）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而停止增长。这样，知识作为一种资本，也就成为了一种生产要素或增长要素；增长要素，现在不仅有劳动力和物质资本，还有人力资本和“知识存量”！不仅是物质资本的增长，改变着、提升着要素结构，知识的增长，也改变着、提升着要素结构！

笔者以为，这种把“知识”与其他生产要素并列，作为生产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进步，反映了当今时代知识增长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重要（最重要）源泉的事实，也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要素：所谓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就是落后国家可以在发展本国教育与科研来改善要素结构同时，还可以通过学习和引进，通过“国际间知识溢出”这一机制使自己得以更快地增加知识资本、提升要素结构，得以更快地增长！

在此基础上，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的差别，也就清晰起来：发挥比较优势指的是能否用好现有的要素，根据自己现有的要素结构“选对产业结构”，而后发优势则是通过学习、引进、消化、吸收，通过更多外部要素的“溢入”，更快地增加知识与技术要素，更快地提升要素结构本身！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最终是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是人力资本的差距，是知识结构和创新能力的差距。一个国家通过物质资本的积累，形成了资本密集型产业占主导的产业结构，在19世纪可能就已经是一个前沿发达国家了，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它可能刚刚到达中等收入的水平，还没有进入更高级的阶段，即人力资本密集或知识资本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占主导地位的阶段。

内生增长理论出现之后难免受到的一个批评是这一理论在如何度量“知识”或“技术”本身及其在增长中所做的贡献，面临困难。如何度量知识、技术等等一些“无形”但重要的要素，还有待理论与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理论的进步不可避免会出现计量方法“逐步跟上”理论假说的过程。过去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也是只能直接分析劳动和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然后用计量分析的“残值”来表示知识增长或技术进步对增长所做的贡献（即“全要素生产率”），也是实证分析方法发展的一种尝试。我们现在对知识要素的度量与检验，最初可能也只能用一些间接的方法进行，比如根据教育水平计算出的各种“人力资本指数”，或者“设备与中间产品进口”等变量，作为衡量知识引进的数量指标（布罗达等，2017），等等。但我们首先必须使理论面对现实：当代经济就是在知识进步、技术创新的推动下快速发展的，而且越来越依赖于这些要素。发达国家创新能力强，并不断发挥这方面的比较优势实现持续的增长，而那些成功实现发展的落后国家，无一不是一方面重视自己的教育和科技研发，另一方面发挥后发优势，富有成效地在开放的过程中从世界上学到了大量的知识。

对知识溢出理论的另一个批评是它似乎没有比原来的“外生”（技术进步）增长理论更能够说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帕兰特，2001）。在笔者看来，这可能与人们更多关注发达国家知识增量的产生、却忽视研究落后国家通过学习导致知识增长的效果，没有把知识增量的理论应用于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现在正确的提问，首先应该是为什么有一些落后国家能在到达刘易斯拐点之后继续增长，走向趋同，而另一些落后国家却没能做到，而是被“锁定”在一些初级产业，掉入了“比较优势陷阱”？

三、“趋同”：落后国家怎样才能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

发展经济学研究落后国家如何发挥相对优势实现经济增长，最终都是为了回答一个“终极性问题”：能否在处处落后的条件下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增长，从而缩小差距，实现“趋同”或“收敛”（convergence）！

许多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都确认了趋同的难度。“有条件趋同”是可能的（比如说欧美要素结构相近国家之间），“无条件趋同”的案例却很少（姚洋，2018；瑟尔沃，2011）。发展经济学要想为落后国家提供“趋同”的理论与政策建议，首先就要认真分析趋同所需要的增长率的差异是由什么决定的？究竟是什么才能使落后国家能够持续地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增长？

在“趋同”的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思路。一种思路是“发达国家会减速”，即新古典增长理论所说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导致发达国家增长速度越来越慢。落后国家虽然也受收益递减的支配，但由于当前人均资本较少，收益率较高，增长速度较快，由此走向趋同。但是，前面所说的“内生增长理论”，试图论证由于知识的内生增长和外溢效应，资本收益可以不变或是递增，从而论证发达国家的增长是可以持续的，从而在理论上论证了通过“发达国家减速”这条路走向趋同的不可能性，并由此给了现实（即不存在趋同）一个理论的说法。

另一个理论思路，就是“越落后，可以增长得越快”，也就是所谓的“追赶理论”。那么，落后国家为什么会增长得更快？经济学界的回答其实相当一致：这不是因为落后国家发挥了要素的比较优势，而是因为有了“技术扩散”、“吸收、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或“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后发优势”（托达罗、史密斯，2008；张培刚等，2009；瑟沃尔，2011；哥穆卡，1971，1990；阿布拉莫维茨，1986；多里克，1989；阿玛博，1993）。

一个国家要想增长，不违背比较优势当然是必要的，这保证你不会亏损和停滞，不会“不增长”。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点上，都会有一个符合自身要素结构的“最优产业结构”。问题是，落后国家的最优结构，是否会产生趋同所需要的、比发达国家的最优结构更快的增长？前面我们已经说明，落后国家拥有的初级要素丰裕的比较优势，是相对脆弱的，不久就会发生衰减，而一旦这个因素消失，落后国家一时还难以拥有其他优质要素（资本、人力资本、知识存量、创新能力等等）的相对优势，增长速度就会下降（见第一节的分析）。这里还要说明的是：第一，落后国家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发达国家也在发挥比较优势。发达国家同样有一个“结构正确”的问题，而不是落后国家才有。早年李嘉图模型中的葡萄牙在各产业中都拥有绝对优势，但它按照比较优势专注地生产葡萄酒，然后与英国交换，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在“列昂惕夫悖论”中的美国，则是发挥了自己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丰裕度较高的优势，才有了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在出口结构中占有主导的地位。第二，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的要素比较优势，是“优质要素”的比较优势，可以依靠不断产生的“可积累、可再生”的知识增量实现持续增长，还会不时地发生一些革命性的科技创新实现更快的增长。总之，落后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业结构可能仍然是“正确的”，没有犯“大跃进”之类的错误，但仍会出现没有任何“丰裕要素比较优势”从而无法维持较高增长速度的情况。而发达国家却持续地拥有它们的“优质要素丰裕”的比较优势。大家都发挥比较优势，可能发达国家的增长更可持续。比较优势并不是发展经济学特有的理论，它是一个由李嘉图开创的“一般理论”，不仅对后发国家适用，对发达国家也同样适用。

所以，落后国家要想持续地快速增长，最终实现趋同，不是因为有初级要素的比较优势，而是可以发挥（落后国家独有的）后发优势，也就是在自己努力发展教育与科研的同时，以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学习、模仿、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的知识与技术。直观地说，在知识爆炸、技术革命不断发生的今天，如果落后国家只能靠初级要素来积累一些物质资本，不能在“知识”这一要素上与发达国家加速“趋同”，由其要素结构所决定的产业结构和收入结构，是不可能与发达国家实现趋同的！国际上少数几个在近几十年相对而言实现了趋同的经济体，如韩国、台湾等，其重要特征正是因为它们很好地发挥了后发优势，努力学习并善于学习，以较快的速度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增量”！而后发优势理论对于落后国家的“政策含义”也非常明确：我们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如何吸引知识“溢入”、如何扩大知识存量和提升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四、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二者发挥作用的“阶段分析”

首先，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在经济发展的“起始阶段”，是同时发挥作用的。在这个时期，一个新的产业或一种新的分工出现，标志着经济起飞的开始。我们假定这个新兴产业符合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比如，以中国1980年前后的情况为例，新兴产业主要就是一些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这个产业的形成，与发达国家早期不同，那时它们是靠自己国内某些要素的作用而“内生”地形成了这样一个产业，而作为后发国家，特别是工业革命两百年之后的后发国家，新的产业的出现，往往是因为引进了外国的技术和经验（包括有关体制方面的经验），以及引进了外国的资本。它们并不是什么“高新科技”，而就是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使用在国际上已经很成熟、很“便宜”的技术，但对于这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它的出现，也是发挥了后发优势的结果：后发国家以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较少的弯路，获得了这个产业所需要的技术、设备与商业模式，不必从头做起。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个产业这时所获得的较高的利润，是由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的共同带来的。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全要素生产率”，是由两种因素联合发挥作用而不能仅归结为其中的一种因素。在这个初级阶段上，比较优势的确较为重要：落后国家落后的越多，发达国家可以“扩散”的技术就越多，但你能搞哪个产业，要根据你有哪些要素来决定。

接下去，我们可以假定该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高投资阶段”：一方面初级要素劳动力的丰裕程度仍然存在，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仍在，利润率会处在较高的水平，储蓄率较高，投资率较高，资本积累导致要素结构提升，这时就会内生地产生出“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比如开始发展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但这时，落后国家产业结构提升的过程，在现实中会遇到一个障碍，就是可以称作“产业特质要素”缺失的障碍。通过原有优势产业的发展，我们可以积累资本，从价值量的角度可以满足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业的需要。但是要进入或者“跳升”到另一些产业，往往需要不同技术特性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其实就是一些特殊的知识与技能，而这种产业特质要素并不是原有产业可以内生地生产（供给）出来的。也就是说，比较优势可以提供要素升级和产业升级的资本价值，却无法自动地形成产业升级所需要的特殊的技术和知识要素，从而无法实现产业升级（张，2009；林毅夫等，2019）。要克服这种“产业特质要素瓶颈”，就需要“后发优势”的“帮助”或“协同”，也就是要引进、购买、模仿、吸收先进技术，包括进口设备和中间产品。如果没有这种“协同”，就可能出现有了资本积累，但产业结构却无法顺利升级的情况。这在现实中会表现在“产出投入比”的下降，也就是投资多了，资本多了，但是因产业特质要素瓶颈的存在而不能实现真正的产业结构升级，强行进入，却缺乏产出效率（这实际上是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都曾经或多或少出现过的一种现实情况）。从二者的关系上看，由于这时产业结构升级的“瓶颈”在于“特质要素”，因此后发优势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通过发挥后发优势引进了适当的技术和中间产品，才能升级到“正确的产业结构”。

在这个阶段我们也可以看到两种相对优势的相互关系。比较优势的作用在于以较低的生产成本取得竞争优势从而创造出产业升级所需要的资本价值，后发优势的作用则在于以较低的研发成本吸取他人积累起来的、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技术和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比较优势”决定着落后国如何合理地用好已经拥有的要素，而“后发优势”则关系到落后过积累了更多的资本要素之后，能否顺利实现产业升级。落后国如果不顾自己以初级要素为主的要素结构发展适当的产业，而是靠国际债务或财政赤字，发展一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则落后国的产业升级不符合比较优势，不可持续。而如果落后国积累了资本，努力进入一些新的产业，却关起门来一切自力更生，搞贸易保护和进口替代，在没有走到“前沿”或不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时候就投入大量研发成本搞自主创新，则说明落后国没有有效地发挥后发优势，增长也不可持续，增长速度不久就会放缓，甚至因研发成本过高而出现财务危机。

然后，经济的发展会进入下一阶段，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初级要素的就业水平跨越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的价格开始上升，初级要素比较优势开始衰减。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资水平由落后国家的劳动力收入水平决定，当失去简单劳动力这种初级要素的比较优势时，又尚不具备发达国家优质要素的比较优势的情况下，“正确的产业结构”本身这时已无法产生比发达国家（同样正确的产业结构）更高的增长速度。这时，要想维持较高的增长，能否发挥后发优势就成了关键。因为这时产业结构升级已经不再靠比较优势带来的利润和物质资本投入，而主要地取决你的知识要素是否能持续增长并由此带来要素结构的升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掉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产业升级不成，经济增速下滑，被“锁定”（locked in）在一些低端的产业当中。

然后，如果一切顺利，一个国家会进入追赶的后期阶段，即利用后发优势的同时开始自主创新的阶段。这时，后发国家总体上仍然落后，所以仍然有许多东西可以学习，节省自己的研发成本，但与此同时，由于多年的努力学习，同时投资教育、发展科研、体制改革（由于本文的主题限制，我们没有更多地讨论这些“自我提升“的努力，但不否认这些都是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后发国家自主创新的能力逐步提高，会在一些领域内首先接近”前沿“，开始自主创新，并逐步扩散到更多的领域。总之，从一开始，后发优势与比较优势就一起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但“要素比较优势”主要在增长的初始期和早期阶段发挥较大的作用，当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初级要素的比较优势就会衰减，必须更多依靠后发优势才能提升要素结构并实现较高的增长，增长速度就越是取决于你可以以多快的速度增加你的知识要素。这个阶段可能会很长。一个假说是，与发达国家“要素结构”、“科技水平”的差距越大，或者说距离产业技术前沿越远，处在“前沿内部”的时期就越长，需要发挥后发优势的时期就越长。而我们追赶所需的时间越长，发达国家产生颠覆性技术革命的概率就越大，又会加大我们追赶的难度，需要我们更加持久地努力学习。越到后面，后发优势就越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最终的“趋同”，当然取决于我们自己是否也具备了不断创新的能力，但同时也取决于我们能否发挥好后发优势，在学习中更快地进步！

以上的分析也说明，两种相对优势虽然有时会同时发挥作用，但是各自有着相对独立的特征，可以独立地发挥作用，并不是只有发挥了比较优势才能发挥或“释放”后发优势。

五、结束语

我们之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研究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相互关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落后国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占据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还会利用“非市场手段”来遏制落后国家的发展，而遏制的方法，不是要阻止其利用要素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初级产业甚至是重化工业（那些不构成对它们的威胁，他们反正也不做那些产业了），而是要阻断其利用后发优势学习、引进、吸收先进技术和知识的各种渠道。那些“断供”、“脱钩”、“禁运”、停止科学交流的手段，都是为了达到阻断后发优势的目的。这也反过来使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后发优势才是最重要的。

本文只是给出了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说。它们还有待量化分析的实证。这是我们后续文章要做的工作。

文章刊发：

樊纲：《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管理世界》，2023年第2期，第13~2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