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黄群慧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审时度势做出的、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重大现代化战略部署，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对于我国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促进世界经济繁荣，都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高度重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方面，把主动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总结概括为过去五年和过去十年的一项伟大成就；另一方面，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安排，要求在未来五年这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要求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要形成新发展格局。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发展的核心主题和重大任务要求。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第四部分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全面论述了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方面的重大任务，凸显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于我国发展的重大意义。

从中国式现代化角度看，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现代化战略部署和战略路径选择。在新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劳动力等要素低成本的比较优势确立的现代化赶超战略，已经不适应现代化进程需要，关键核心技术受限、内需亟待开拓等弊端日益明显，极大制约国内国际经济循环，需要通过扩大内需、打破关键核心技术依附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从而形成基于新的比较优势的经济现代化新战略路径。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具有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比较优势，需要利用好大国经济纵深广阔的比较优势，使得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充分发挥，尤其是发挥好超大规模市场这个全球最稀缺的资源优势，通过扩大内需和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从而实现从成本驱动的数量增长型经济循环模式向创新驱动的质量提升型经济循环模式的转变，推进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的是，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冲刺阶段，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环境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风险，我们必须通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确保国内大循环畅通无阻、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以稳固的国内经济循环吸引全球要素资源，同时以国际循环持续提高国内大循环质量，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的更高质量和更为安全的发展，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进程不被迟滞和中断。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内涵。要科学把握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内涵，需要注意以下三方面认识问题。

一是要从“三新一高”有机联系的角度认识新发展格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有机联系的，不能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割裂考虑，要充分认识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发展主题要求所决定的。把握新发展阶段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依据，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经济高质量发展则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和结果。因此，关于新发展格局，必须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三新”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一高”有机地、系统地放在一起理解其深刻内涵。

二是要从经济循环的内外协调辩证认识新发展格局。一方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不能片面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主张在对外开放上进行大幅度收缩；另一方面，我国已经超越了主要依靠外资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从成本驱动、出口导向、高速度工业化转向创新驱动、内需导向、高质量工业化，不能固守“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旧思路。

三是要从经济发展的全局协同高度认识新发展格局。必须充分认识到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战略和路径的重大战略调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包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多个环节的全国统一的大循环、大市场，不能只考虑建设本地区、本部门、本区域的小市场和小循环，更不是简单地搞低层次物流循环。这要求在宏观经济治理上，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将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协同起来，不能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主要是扩大内需、形成国内大市场，而忽略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或者是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只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而忽略了加强需求侧管理，对扩大内需的长期性认识不足。

当前我国经济循环质量不高的主要表现是内需体系不完善制约内需扩大而造成经济循环不畅问题突出，高水平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高而造成经济循环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明显。在未来的现代化新征程中，需要通过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从而整体上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推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高质量国民经济循环推进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体而言，围绕着实现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和提高经济循环内生动力，应该沿以下三方面战略路径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

第一，“自主创新驱动路径”——以提升高水平自主创新能力为着力点，以加快建设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战略路径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

在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中，产业体系发挥了生产和再生产的关键作用，具有驱动经济循环畅通无阻的动力地位，高质量的国民经济循环需要现代化产业体系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应具备两方面特征，一是创新驱动发展特性，体现为技术创新能力强、高技术要素和产业占比高、处于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等方面；二是协调发展特性，体现为产业之间和要素之间协调匹配，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能够实现协同发展。

从创新驱动看，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制造业创新能力提高、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产业体系中，最具创新能力的产业是制造业，制造业是创新能力的产业载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快速地推进了工业化进程，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已成为制造业第一总量大国，制造业体系完整，制造业增加值已经是美国、德国和日本之和，这在很大程度上有效支撑了我国经济韧性，新冠疫情冲击背景下，我国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对经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整体附加值还较低，总体上处于全球分工格局和全球价值链中的中低端地位，中国制造业总体上是规模大而创新能力不强，还存在众多“核心能力短板”“关键能力短板”“基础能力短板”，存在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没有突破。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工业四基”自主化程度低，关键共性技术缺失，产品质量和可靠性难以满足需要，包括试验验证、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信息服务等在内的基础服务体系不完善，信息社会背景下的基础软件、操作系统、计算机算法等现代产业的核心基础更是主要依赖国外。这种关键的、基础的、核心的制造能力短缺不仅严重影响了我国国民经济循环质量，使我国国民经济循环内生动力不够强大，而且在逆全球化趋势下会造成产业链安全问题，制造业的“能力短板”成为国民经济循环体系的“韧性短板”，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的可靠性。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无疑对我国提高国内经济循环内生动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协调发展看，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着力点是解决近些年经济存在的“脱实向虚”趋势，努力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中国式现代化要使占世界18%的人口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强大的实体经济，就不能形成现代化的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从而也就难以沿着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崛起。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并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导的根基。围绕着实体经济发展，要遏制“去制造业化”的“脱实向虚”趋势，要求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同时要大力推进产业的融合发展战略，包括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和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尤其是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机制和能力，从体制机制上纠正我国经济结构“脱实向虚”趋势；要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数字经济产业化和产业经济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为此，建设以新型基础设施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以新型基础设施促进产业融合至关重要。相对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总量和经济总量而言，我国基础设施总体上还属于短板，尤其是适合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和绿色化要求的新型基础设施发展还不充分，“新基建”投资是有效投资，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还十分必要，短期有稳增长作用，长期有优化经济结构的意义，以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和高质量城镇化发展，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高经济循环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扩大内需拉动路径”——以持续建设超大规模市场为着力点，以不断完善内需体系、扩大内需为战略路径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

在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中，市场体系是在分工基础上生产产品及服务在各主体之间进行交换，并以价格机制保证供给满足需求的系统。市场体系是否完善，是能否实现高质量经济循环的一项决定性因素。高质量的经济循环体系，要求市场体系容量巨大、结构合理、运行高效、统一开放、主体活跃、竞争有序，要求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市场化改革，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市场体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对于经济循环体系健康发展发挥了基础性的支撑作用。但是，从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要求看，我国市场体系建设还任重道远。相对于产品市场，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还存在明显的短板，妨碍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比较突出；从国内地区市场看，仍存在不少地方政府设置进入壁垒、对外地企业设置不公平竞争条件，影响了地区市场的统一开放、公平竞争，不利于国内大循环畅通和统一大市场建设；从市场体系基础制度看，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社会信用制度等都需要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些原则要求还需更好地贯彻。2020年4月和2022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相继出台《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这两个意见对于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国情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已经发展成具有14亿人口、超过4亿人口的中等收入群体、超过100万亿元经济总量、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备依靠扩大内需持续做大经济循环流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条件。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围绕扩大内需，加强需求侧管理，深化经济体制机制改革，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释放内需潜力，通过持续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形成不断扩大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和内需主导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源泉。这要求着力扩大消费以完善内需结构，提高我国消费在需求结构中的比例，实现内需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发挥内需潜力更重要的方面是调整内需结构，扩大居民消费在内需中的比重。应释放制度红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健全信用体系，扩大信贷消费；调节税收手段，刺激广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通过健全消费法律体系保障居民的消费；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打造居民金融消费、扩大互联网商业在打造新业态、新模式上的作用，发展数字服务业弥补消费的供给与需求结构不匹配的现状；在全社会创造消费型社会，以扩大消费畅通内循环，实现内需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

在认识到持续提高我国需求结构中消费占比之重要意义的同时，还需要重视投资在扩大内需、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价值，不能简单地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要实现投资驱动转向消费拉动，就忽视投资的现实意义。我国有关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农业农村、公共安全、生态环保、公共卫生、物资储备、防灾减灾、民生保障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还存在发展不平衡方面的大量短板，还需要在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工业化和高质量城镇化发展、科研教育发展等领域针对发展不充分问题进行大量升级型投资，总体上有效投资缺口还十分巨大，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有效投资。从经济循环角度看，当期的有效投资恰是未来的消费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投资的全生命周期的回报。这要求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既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协同联动，跨周期与逆周期宏观政策有机结合，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紧扣结构性问题，做到宏观经济政策更加精准有效。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原则下，需要加快形成一种供给政策与需求政策动态平衡、结构政策与总量政策有机结合、改革政策与管理政策有效协同、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统筹配合、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共同发挥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和经济运行机制。

第三，“内外循环联动路径”——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着力点、以强化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为战略路径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承担了三个角色，一是深度参与者——深度参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分工；二是积极促进者——积极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合作创新者——共同推进全球新一轮技术创新与产业革命。在未来的现代化新征程中，需要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国内和国际经济循环的相互促进。高质量的国民经济循环一定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必须强化国内国际市场和资源的联动效应。一方面，要促进“由内向外联动”，积极主动挖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通过构建强大的国内经济大循环体系，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体作用，塑造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形成对世界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吸引和利用更多国际产品和要素资源，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另一方面，要促进“由外向内联动”，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深化产品、资金、人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规则、规章、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尤其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规则和标准的联通，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在全面开放新格局下进一步促进中国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以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提升促进国内经济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高，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高质量经济循环体系。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联动效应，尤其要注重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关键作用。自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至今，我国已先后分六批累计设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协调、陆海统筹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版图，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先行先试的重要探路引领作用。要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进入新发展阶段后，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寻找自己的新定位，要在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中发挥新作用，充分发挥自贸区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试验区功能，使自贸区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一是自贸区要成为高水平自主创新高地，围绕构建开放创新生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积极推进制造业、服务业的开放，在推进中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二是自贸区要成为高素质要素汇集高地，具有吸引数字、知识、人才、资本等各类全球高端要素的充足能力；三是自贸区要成为高标准规则测试高地，通过在自由贸易区对先进经贸规则进行压力测试，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自由贸易区形成新规则冲击的有效缓冲带。尤其是自贸区要对标国际高水平营商环境，强化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方面的开放，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规则和标准的联通，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WTO、CPTPP、RCEP、DEPA等）中提出更多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