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3年及今后一段时间的经济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都表明了保持经济合理增长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一、现代化建设任重道远，保持经济合理增长是基本要求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有量的要求，没有经济合理增长就不能实现目标。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得到极大提升。以GDP衡量，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GDP总量为17.73万亿美元，占到美国的76.06%。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第一步目标，对速度有明确的内在要求。如果我们说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但经济发展水平还在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底部，这是难以接受的。202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741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线大致是1.3万美元。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收入水平肯定要有明显提高。以人均GDP1.3万美元作为高收入国家的起点线，以美国的人均GDP7.3万美元作为顶点线，将这个高收入区间五等分，初步实现现代化至少要进入倒数第二档，即人均GDP进入2.5万至3.7万美元之间，按2.5万美元这个下限算，就要求在未来13年保持大约年均5%的增长率，这个计算中还要考虑国内外通胀因素、人民币汇率变化以及人口变化等。乐观预期，如果能实现年均5%的增长率，再加上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到2035年我们有望达到人均收入3万美元左右。但同时还要考虑各国人均GDP也在同步增长，即高收入各个区间段的标准也在提高。即使到2035年之后，我们也应该努力保持较快增长。2021年韩国人均收入约为3.5万美元，我们需要努力在2035年后不久能达到今日韩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如果将3%-5%设定为中速增长区间，要努力将增长速度保持在这个区间的最高位，才能保障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

保持经济合理增长有新的挑战和压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具备许多有利条件，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较高，很少为增长速度着急。最近三年虽然经济增速较低，但疫情影响是一个重要原因，少有人还认为速度下行有基础面变化的影响，各方面都期待疫后复苏会有较强反弹力量。因此，社会上对进入现代化建设阶段后经济增长仍保持合理速度的可能难度存在理解不到位的倾向。

而实际上，在疫情之前，经济增长速度向下的压力就比较大。2009年之前的30年，我们平均增速在10%以上，2009年依然保持着10.5%的增速。但此后就一路下行，2019年疫情暴发前就感受到保持6%左右增速的压力很大。疫情中速度继续下行，但与之前的下行趋势相比并非特别突出，因此疫情之后仍然会持续存在保持合理速度的压力。究其原因，是支撑我们过去高速发展的条件发生了改变。现在，要在12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的总量上增长，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就需要1.2万亿元人民币的增量，保持5%左右的增长需要的增量规模巨大。从国际经验看，在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后，增长速度减缓的压力会持续存在，因此要高度重视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可能压力和挑战。

二、发展条件发生变化，实现经济合理增长要应对新的挑战、抓住新的机遇

过去的发展条件发生变化。以下几点变化都很显著：一是劳动力成本变化。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明显提高，与发达国家劳动报酬的差距明显缩小，并明显高于一些后起发展中国家。继续靠低成本劳动力大量生产中低档产品并大量出口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二是劳动力数量减少和人口发生结构性变化。现在我国劳动力数量开始下降，人口抚养比迅速提高，人口结构从轻负担型迅速转为重负担型，人口红利带来的增长能量明显减弱。三是资源结构变化。我国一些自然资源短缺，在经济总量不大时尚可基本满足需求。现在，一些重要的资源禀赋如土地、淡水、石油、天然气等的拥有量显然已经成为各种要素中的明显短板，成为制约发展和影响安全的突出问题。四是人民群众诉求变化。社会收入水平较低时，将大量资源配置到经济增长中，社会共识度高、凝聚力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升，人民诉求日益多元多样，资源配置要兼顾各方需求，用于支撑经济增长的资源虽然比例仍然较高但权重在下降。

新的有利条件形成，提供新的增长机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们积累了新的有利条件，面临新的机遇。

一是科技能力显著提高。2021年中国R&D经费支出达到27864亿元，仅次于美国，居于全球第二位，占GDP比重提升至2.44%，已接近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现在，我国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已经进入跟跑（学习跟进）、并跑（同等水平）和领跑（水平领先）并重的阶段，而且并跑、领跑的比重持续上升。例如，2021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为660万台，我国销量为330万台，占比高达50%。我们有条件在更多赛道上实现并跑、领跑，在更高技术水平上寻求新的增长空间。

二是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从消费看，我国有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升，国内消费快速增长。然而，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仍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服务性消费所占比重较低，是未来消费的重要增长点。从生产看，我国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相对完整，分工体系效率较高，应对全球经济波动和不确定事件的弹性和韧性较强，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我国人力资本仍然具有综合竞争力。虽然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但劳动力质量也显著提升，“十三五”期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约为14年，其中超过50%接受过高等教育。综合考虑数量、成本和质量，我国人力资本在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中仍然有较强竞争力。

四是数字经济发展快规模大。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良好，2021年数字经济产出达到45.4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9.8%，产出规模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数字经济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最显著的行业，中国有最多消费者和最大规模的产业基础，未来成长空间和带动传统产业升级、提升增长质量空间广阔，潜力巨大。

三、以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将机遇转化为现实增长率

继续用足用好各项政策措施，促进疫后复苏。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经济工作作出明确部署，各项政策都有较大力度，支持经济增长回到合理区间。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三是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四是要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加快实施“十四五”重大工程，加强区域间基础设施联通。五是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总之，在疫情后复苏这个特定阶段，要继续加大政策力度，力求取得更多实效。

同时，要看到疫情三年中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充分动用了各种政策工具，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持续扩量和提前到位、提前实施重大工程项目、加大和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各项税费和社保缴费减免和延迟缴纳等，可以说与供给侧相关的可用政策工具被深度挖掘、足量使用和提前使用。消费增长则与收入及各方面预期相关，动用短期工具的作用有限。还要看到，长期叠加使用扩张型政策措施，会降低政策的实际效果，还可能带来后续动能不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这三点是政策正确发力的重要基础，也是把握政策合理边界、不带来长期负面影响的根本遵循。

以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培育可持续的新动能。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部分的第一条，就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改革摆在首要地位，要求改革开放形成发展新动能。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一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这是长久之策，不是权宜之计”。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要在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保护、市场准入和市场竞争等经济活动全域全链中，对国企和民企一视同仁，特别要扩大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扩大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开放。

从创新在今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看，发挥两个积极性尤为重要。一方面，我们在愈来愈多的产业领域进入了并跑或领跑地位。以往跟跑发展时期，有许多技术可以引进，产业链和市场等确定性强，因此政府可以作相应的科技发展规划。但当我们站在前沿甚至进入“无人区”后，技术发展方向、产业链关系、市场开拓等方面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政府指定由哪些企业发展哪些技术这种模式难以实施，需要市场上千百万个企业不断去试探试错和开拓创新。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创新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大型头部企业和海量中小企业构成的创新及应用网络，是各类数字技术的主要创新源泉和应用场景。头部数字企业知晓链条上各个环节的强项弱项，知道新技术应用对全产业链的影响，能够瞄准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基于数亿级消费者、千万级企业用户构建一个即时、在线、低门槛的新技术扩散市场。由于应用网络规模巨大，头部企业可以进行巨额投入，研发内容覆盖所需技术体系。在这个新模式下，民营企业特别是数字平台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的地位日益重要，中国研发投入规模前三强都是数字平台企业。面对上述两方面的变化，必须极大激发各类企业特别是广大民营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才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要求。

二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仅要消除对民营经济的歧视政策，还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安排，除为数不多、需要国有资本独资经营的特定企业外，普遍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只有国有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无需采取特殊产业政策给予优待就能生存发展，才能真正确立“国企民企公平竞争”的基础性地位。今后除了对为数不多的特定行业和企业实行进入限制或经营活动管制外，其他行业和企业一律实行公平准入和公平竞争，任何类型的企业都不能从免于竞争的保护中获取特殊利益，这是形成公平竞争环境的重要前提。

三是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一是更加注重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化环境。过去多年的“放管服”改革重点是新企业的准入便利。现在市场主体期望为各类企业创造更公平的营商环境，对新进企业和在位企业、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对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一视同仁。二是更加注重建设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环境。这些年各部门和各地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和鼓励措施。调研显示，同类政策多次迭加会导致政策的边际效应下降。市场主体更希望今后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能够相对稳定和透明，企业能提前清楚知晓未来政策尺度松紧，以便作出恰当的投资与经营决策。三是更加注重营造市场配置跨境资源的国际化环境。在今后的发展中，出口和进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都很重要，因此，要扩大开放让市场在跨境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实现高质量的内外循环融通。

以开放推动国内改革和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系。党的二十大和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要继续以开放推动改革，要求积极加入一些高标准经贸协议，如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要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这些贸易协定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等。对标这些规则和标准，就是要继续深化改革，构建更高水平市场体系，这是不断提高国内国际双循环效率和水平的基本要求，更是增强市场主体信心、稳定预期和鼓励长期投资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