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经济形势若干问题的认识

陈东琪

　　（50人论坛·北京）1、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比去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有人担心全年会出现再度下滑，低于去年的水平，从近几个月内、外需情况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7.6％，虽然低于去年一季度的8.1％，但高于第四季度和去年全年的7.3％，回到了第三季度的水平，季度性回升较为明显，估计这个回升趋势不会中止，再度下滑的可能性不大，如果下一步政策操作灵活、得当，全年实现7.5％或略高一点的增长速度仍是可以预期的。
　　经济自1991年见底以来，形成了一个较为明显的双底形态，“W型”季度周期正在构筑之中。一般来讲，双底形成后回升趋势成立，而且回升力度比较大。多年不振的固定资产投资实际上从去年一季度就开始逐步转好，增速都在两位数，只是今年一季度明显加速，不含集体和个体部分的增速月均25％左右（2月24.5％，3月26.1％），如果将集体和个体加进来，今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9.6％）比去年高7.5个百分点，是不低的。按照以往的习惯，投资增长这么高是要进行宏观紧缩的，只是因为目前通货紧缩和失业问题比较突出，消费增长不很稳定，才不得不让投资保持高速增长。估计今年后三个季度投资保持两位数增速没有什么问题。这里的重要原因是国债项目收尾工程的推动，如果结转到今年完工的4000个在建项目、剩余工作量6700多亿元全部完工，对今年投资增长的贡献将会非常突出。另外，工业增长也开始出现转强信号，今年一季度比去年同期的9.9%高一个百分点，接近前年的11.4%。随着第三产业投资高速增长（不含集体和个体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4％，提高9.8个百分点），今年后三个季度服务业增长会明显加快。消费方面，虽然名义增长速度（8.4％）比去年同期的10.3％减速近2个百分点，但将物价因素考虑进来后，实际值增长都超过了9％，只要能够稳定在9％左右，就是很不错的了。令人信心大增的是出口方面。一季度出口增长出其不意地达到9.9％，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后大家担心外部环境趋紧从而影响出口，现在这种担心可以基本消除。美国一季度经济增猛5.8％，全年估计增长3％左右，除日本外的亚洲经济回升明显，欧盟经济也可能随全球经济复苏而转强，因此我国今年后三个季度的外需形势不会比去年差，全年出口有可能增长10％左右，如果后几个月多进口一点，争取实现8－10％左右的进口增长率，在一季度贸易盈余实现72.6亿美元后，后三个季度若保持月均盈余15、16亿美元，全年就可以达到甚至超过去年225亿美元的盈余水平，这样，今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可以稳中有升。
　　总之，今年经济形势可以谨慎看好，可以为党的“十六大”召开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在驾驭今年的宏观调控时，多注意一些问题是对的，但不应夸大问题，更不能将正在转好的形势看得很悲观，过于悲观了会影响我们的政策信心和市场信心。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全球经济一样，首先需要的是信心，是人气。气可鼓而不可泄！
　　2、一季度财政收入只增长了3.4％，是短期现象？还是意味着财政收入增长将出现趋势性衰退？我认为是短期现象，全年的赤字计划不会超过很多，更不会出现财政危机。
　　一季度财政收入（3808亿元）增长（3.4％），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出现了负增长，比前几年明显减速。这是连续几十个月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后出现的新情况，大家议论比较多，尤其是搞财政的同志担心这会使财政陷入困境。我认为，对这个增长数字要全面看。在前期GDP增速“7上8下”、企业步履艰难（千方百计脱困）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增长那么高，一般都在20％左右，而且高增长持续那么长时间，现在某个季度出现下降，就象登山一样登到半山腰停歇一下，是正常的。财政高收高增决不能像抽鸦片一样上瘾，应当与整个经济发展保持动态协调、平衡。即使出现超高速增长后的低速调整，也不要过于急躁、担心，还是先看一看好，看看这种减速是短期现象还是趋势性转折现象。据我看，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急剧减速只是一个短期现象，有一些短期因素在集中起作用，不要过早下财政将出现危机的结论。
　　一季度，集中了一些影响税收的短期因素。一是关税税率下调，同样进口量实现的关税收入减少。二是企业会计计提制度调整，影响企业帐面收益从而影响短期税收。三是金融保险营业税率下调影响税收总量增长。四是集中使用出口退税指标，退税量激增，造成已纳税减少。五是进口增长下降使得可纳进口关税税源减少。六是证券市场低弥，印花税减少。此外，还有一些其它的短期因素。据财政部的同志讲，扣除这些短期因素后，一季度财政收入增长估计实际增长14％左右。这些短期因素的影响会逐渐衰减，有的因素会随着政策措施的调整而消除。比如适当增加一点进口，保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搞活生产、消费和市场交易等，都会改善税收环境。从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看，今年达到10％以上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赤字规模控制在计划的3098亿元，赤字率控制在3％以内，还是比较有把握的。在一季度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的情况下，收支相抵也有近297亿元（3808－3511）盈余，即使后三个季度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性开支和用于低保、教育、国防等方面的经常性开支增加，也不会导致财政赤字危机。
　　3、在短期财政收入增速正常调低情况下，财政政策操作还有不有空间？有。尽管今年全面减税不是时候，但可进行结构性调税，以刺激短期投资和消费需求。
　　由于短期内财政收入较前几年偏紧一些，而支出又有刚性和惯性效应，尽管农民和企业税费负担重，也很难在近期推出全面减税的政策。一般来讲，实施全面减税方案在财政较宽裕时期（比如去年）比较好，财政收入明显减速时全面减税会使本已偏紧的财政一下子陷入困境。这是宏观决策者不得不权衡考虑的，但并不排除实施结构性调税措施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只要紧紧围绕搞活市场、增加内需、调节差别、提高效率来增减短期税收内容，对哪些限制竞争、抑制需求、扩大差别、影响效率的方面实行加税，而对哪些促进竞争、刺激需求、平抑差别、改进效率的方面实行减税，不仅不会显著地影响税收总量，而且有利于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和扩大需求。
　　比如，个人所得税以800元为起征点已经20多年了，这期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大约三倍半（以1978＝100，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2000年为476.6），现在的实际起征点在300元左右，接近低保线。目前凡是拿工资的人纳税一分钱不会少，而越是有钱的人越是非工资收入高越是承担较低的实际纳税义务，你到北京餐馆吃饭餐馆经常不给你开税务发票是一个普遍现象。不该交税的交了，该交税的逃了。这就是为什么一边是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农民非常困难，而另一边是银行一季度居民储蓄存款超常规增加5000亿元的缘故。这种“治穷帮富”的个人所得税政策，既加大了收入分配不公，扩大了差别，影响了社会稳定，而且也减少财税，抑制了大众消费需求，阻碍了经济回升。建议实行结构性调税政策，在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建议从800元调高到1501元或2001元以上）基础上，严格实施高额累进税制，大幅度提高高收入的课税率。这是一项稳定税收、实现公平、刺激大众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箭四雕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又比如，目前的农业税实际上和封建社会的田亩税、人头税差不多，自给自足也要交税，它不是按市场交易量来计算的。这个“抑农税制”既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又没有很好地利用WTO可以利用的“绿箱政策”。我们能不能下决心将这两、三百亿农业税减免掉，用别的办法比如增设财产、遗产税来补偿财税的缺口呢？我认为，这也是一项在关心农民生活的同时促使城乡居民增加消费的结构性调税政策。
　　除了个人所得税、农业税和遗产税方面的结构性调税措施外，在生产、交易、消费和其它领域都可以探讨结构性调税的可能和途径。在实施这种结构性调税政策过程中，财税偏紧时，减项少、加项多；财税偏松时，减项多、加项少，用这种相机抉择的操作方式可以保证财政收入增长的动态稳定性。
　　4、“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的呼声日渐升高，是不是明年就不增发国债了？如果这样，会出现投资快速下降，影响“三农”政策实施。建议加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力度
　　最近，要求“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的呼声越来越高，搞财政的同志也在一些公开场合多次表态要“逐步淡出”。我认为，总的方向是对的，因为任何国家财政扩张政策实施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凯恩斯的赤字政策主张也有一个“相机抉择”的选择。问题是，什么时候“淡出”、以多大的力度“淡出”？这主要要看四个前提和条件：其一，通货紧缩压力是否已经消除，取而代之的是比较显著的预期通货膨胀；其二，实际下岗失业率是否由“明显提高”转变成“稳定”或“下降”；三是投资方面是否已经出现民间投资对政府国债投资的替代，非政府投资增长是否出现机制性回升；其四，经济增长回升趋势是否已经明显确立。如果这四个条件不具备，或者有两、三个不具备，“淡出”就不合时宜，或者“淡出”不能力度太大。从目前各方面的情况看，这四个条件一个也不具备。
　　目前，通货紧缩反弹压力增大。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化去年一季度和全年都是0.7％，今年一季度变为－0.6％。PPI（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在去年－1.6％基础上，今年头3个月几乎月月达到－6％，工业品出厂价月月在－4％以上。后两个指标显示目前的通货紧缩程度很深，说明工业生产投资需求仍然相对不足，特别是设备制造投资景气度不高，这会影响今后工业增长的持续性，增加目前已经很大的下岗、失业压力。虽然国债投资和FDI（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强劲，但国内民间投资景气回升不显著，集体、个体投资分别增长12.6％和9.1％，比去年同期分别提高4.5和3个百分点，这是在去年基数较低基础上实现的，整个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形势并不像媒体宣传的那么乐观。在目前的形势下，如果下半年积极财政政策开始“淡出”，缩减国债项目，明年大幅度减少或者停止增发国债，可能会出现投资增速快速下降，通货紧缩深化，经济回升出现反复，失业和社会不稳定问题更为突出到情形。
　　主张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学者原来担心的是由高赤字带来高通货膨胀，这种担心在短缺经济下是非常正确的，在短缺经济转变制造品过剩经济、生产能力过剩越来越普遍的新形势下，实际通货紧缩压力大于预期通货膨胀压力。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不是缺货、缺人，而是缺市场，缺需求，只要哪里有一个新需求，没有两天东西就生产出来了，这是一个惊人的变化，说明我们的生产率比以前大为提高了。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们不应当老是抱着旧财政观点不放，谈赤字色变。从稳妥的观点看应当努力将赤字率控制在3％这样一个国际警界线以内，但这是一个平均趋势，不排除某个年度暂时超过3％，实际上美国自罗斯福“新政”以来也有不少年份的赤字率超过了这个数字。我们回想一下，如果美国没有20世纪30－50年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高潮，那会有后来的持续增长呢？况且在经济调整时期利率低，国债融资成本低，如果将本应在这个时期实施的公共基础设施工程拖到经济繁荣时期去搞，不仅成本高，而且同样一个赤字率会带来更大的通货膨胀风险。所以在财政安排时，要有长远眼光，既要适当考虑当前的短期平衡，又要替后代人着想，为今后的持续稳定增长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从国债资金的用途看，除了一些必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还要继续投资外，下一步建议增加对农村中小型水利、物流等服务业发展设施、农村教育和基本医疗设施、农业科技培训等方面进行政府投资。另外，有计划地发行社会保障债券也是当务之急。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收支平衡的公共财政体制。
　　5、通货紧缩反弹压力增大，有不有货币、信贷政策偏紧的原因？不仅有，而且比较突出。货币、信贷效率明显下降，使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时间不得不拉长。
　　工业出厂品价格连续四个季度、生产资料价格连续三个季度出现负增长且逐季提高，说明目前通货紧缩压力明显增大，在总量上的根本原因是信贷和货币政策操作过紧，货币信贷效率下降，银行资金不活，货币缺乏流动性，金融资源配置不当。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债融资和企事业自筹资金，银行直接放贷和资本市场融资都不理想。到3月末，全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水平和去年相比基本持平（从11.6％提高到11.9％），低于1999年和去年的12.5％和13.4％。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对投资增长贡献同比增长32.6％，而银行贷款贡献增长（15.7％）明显落后。与偏紧的信贷投放紧密联系的是货币供应偏紧。3月末，狭义货币M1增长10.1％，明显低于前3年（17.7%、16％和12.7％的增幅），流通中现金M0增长连续3年在8％左右徘徊。从经验数据看，这两个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增速明显偏低。
　　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我国还不可能真正出现“资本过剩”现象，但现实情况是居民和企业的人民币、外汇都在大量流向银行滞留不用，外汇储备也在逐月增加，总的印象是资金流不畅，金融资源闲置浪费严重。最近几年，各界对国有资产部分闲置带来的浪费和流失非常关注，其实大量金融资源滞留在银行闲置不用带来的损失更为巨大。因此，在防范金融风险前提下，如何用活、用好宝贵的金融资源，是下一步货币、信贷政策操作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
　　在通货紧缩背景下，央行货币供应量政策仍按“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的原则来操作似乎已不合时宜。我们当然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方针，但这是一个涵盖时间比较长的政策选择，并不排除短时期内具体操作的弹性变化、相机抉择和因时制宜的微调，在通货紧缩压力较大时增加货币供应。敏锐地根据形势变化调控供应货币量，以适应经济稳定增长的需要，是非常重要的。目前金融机构法定一年期存款利率名义值是年率2％，而实际值在4％以上，贷款的实际年率估计超过了8％。这两个指标说明，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的机会成本和企业投资的实际成本是比较高的，应当采取措施改变消费和投资的成本预期。重点是通过逐步取消对民间投资主体的融资限制，降低信贷门槛，扩大民间投资需求。同时，还应当逐步取消直接融资市场对民间企业融资的各种限制，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前向民间企业开放，包括按照同样的核准制允许民企和国企无歧视地上市融资。今年，还可考虑着手调整外资并购国企的政策限制，原来定的外资股不能超过51％的原则，建议根据<<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适当的、逐步的调整，稳定外资增长对全社会总投资需求增长的贡献。在国际资本出现更多地流向非美经济体，特别是更多地流向市场潜力更大的发展中经济的新形势下，灵活调整外资控制政策，对促进我国经济回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6、如何改变脱困企业返亏状况？长期措施是深化国企和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改变金融资源配置过度集中格局；短期措施是放松民企信贷限制，发展民间金融，扩大直接融资
　　目前影响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的深层原因是企业效益下降，原来一些脱困企业出现返亏，或者出现利润减少。在去年企业效益下降（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每股收益下降32.84%）的基础上，今年1－2月，工业实现利润增长－11.3％，其中，石油、石化为－66％，企业所得税502亿元，同比只增长了1.9％（前两年头两个月均在50％左右）。企业效益下降既有供求结构不对称、物流不畅、营销困难等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企业生产、流通的外部成本提高，其中税费负担较重。回过头来看，前几年财政收入持续增长20％左右，大大超出同期经济增长，无疑有打击走私、减少跑、滴、漏、逃等方面的成绩，但对企业收税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透支”现象，收了一些“过头税”。短期收税过头、透支，虽然当时的日子好过，但迟早会产生“杀鸡取卵效应”，在企业效益下降时导致财政收入减少，现在这个效应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了。要从长期角度改善财政状况，保持稳定增长，增加就业机会，最根本的途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益的外部环境，特别是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融资环境。
　　现在我们的银行有钱，各类存款加在一起大约14万多亿，但银行有钱可贷不等于农民和企业有钱投资，不少钱在银行这个大水池里停留下来了。企业、居民都给银行送钱（人民币和外汇），股市低弥使得券商把一、二级市场的大量滞留资金也放进银行，银行进多出少。据我粗算，目前银行存贷差达3.5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么多钱闲置不用不仅造成国家金融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也会影响银行的效益，甚至使一些银行陷入实际该破产的境地！我认为，当前经济形势中最核心的问题是金融效率低下，资金流的渠道不畅造成资金超常规闲置；同时，金融资源都集中到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风险全部压到政府身上，这是很危险的。因此，建议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改变金融资源配置过度集中的机制，推进金融资源配置市场化。近期可以考虑：加快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化进程；在加强金融立法基础上着手发展私人银行和其它正常的民间融资机构；在建立健全担保制度基础上开通多种形式的信贷渠道，特别是拓宽农民和中小企业的投融资渠道和消费信贷渠道；稳定和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加快直接融资步伐。今后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减少政府金融风险有两个重要途径，一个是逐步改变国有银行垄断金融资源的格局，建立健全民间投融资机制；另一个是大力发展证券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重。
　　7、当前消费形势的主要问题，不是总量增长放慢，而是结构矛盾突出，关键是农民、低收入群体消费疲软，今后消费政策的重点应是努力增加农民、低收入群体的消费
　　一季度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名义增长（8.4％）比去年同期（10.3％）要低，但实际增长比较接近，因为去年CPI正增长0.7％，今年CPI负增长0.6％。目前消费需求形势中的主要问题不是总量增长放慢，而是结构矛盾突出。主要表现为：城乡相比，城镇正常，农村不足；贫富相比，富者正常，贫者不足；强弱群体相比，强者正常，弱者不足。这几年，机关事业单位连续几次增加工资后，职工预期收入大幅度增加，消费也随之增加。同期，农民收入增加很少，有的甚至下降。比如从1999年到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由2210元提高到2253元，只增加了43元，扣除当年CPI上涨（0.4％）因素，实际下降了0.2％，去年比前年也只是微增。而且农民的实际失业率要大大高于城镇居民，他们的就业和收入预期都很低，购买力增很少。因此，目前消费需求明显不足的是占总人口60％的农民。这是消费需求结构矛盾的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是城里的低收入群体特别是低保群体的消费明显不足。因此下一边步刺激消费的政策重点应当放在农民和低收入群体上。尽管增加富人的消费比如汽车、旅游、住宅等方面的消费还有潜力可挖，但如果收入和消费刺激政策的重点不转到农民和低收入群体上，不仅不利于持续扩大内需，而且会加剧不平等。相反，如果农民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上去了，既可以扩大内需，又可以实现平等和增长的兼顾。
　　8、全年出口形势可以谨慎乐观，可考虑通过适当增加进口带动出口增长，在稳定外贸盈余规模前提下，为保税、保增长、保就业、保稳定作出贡献
今年一季度的外贸形势比去年同期要逊色一些，但比年初预期的要好，全年也会好于“力争有所增长”的计划口径。出口虽然由去年一季度的14.7％降到9.9％，但进口减速大于出口减速，结果月均实现了24亿美元盈余。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偏低的进口增长不仅会影响短期税收，而且对经济增长、就业和出口都不利。为了保税、保增长、保就业和保稳定，可以考虑在继续限制消费品进口的同时鼓励增加设备进口，特别是增加大型机电设备和各种形式的技术设备进口，促使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加速实现技术的进口替代。在目前外汇存底相对比较充裕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利用增加进口作为同一些贸易伙伴进行扩大出口的谈判筹码，达到带动出口增长的目的。目前我们有22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是抵御外部金融风暴冲击的有力武器，但从增殖和效用考虑，既要搞好外汇币种投资（如适当减持美元增持欧元）和其它形式的投资，又可巧妙地用来调节进出口贸易，推动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和升级，实现持续、快速增长。（5月5日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