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磊 国际金融杂志 2023-02-25 08:00 发表于北京
本文聚焦多重冲击下中国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首先阐述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所处的经济周期不同方位，之后进一步探讨内外部周期错位下的全球货币金融动荡和人民币的相关表现，最后结合历史经验和当前形势，提出应对外部多重冲击的具体措施。
全球经济总体面临增长动能衰减风险。从世界银行2022年6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可以看出，全球经济可能进入了长期增长疲弱和通胀上升的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2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同样指出，全球经济活动普遍放缓且比预期更为严重，经济增长率预期将从2021年的6.0%下降到2022年的3.2%和2023年的2.7%；通胀处于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全球通胀预计将从2021年的4.7%上升到2022年的8.8%，2023年可能下降到6.5%。具体来看，主要国家正在经历着不同的经济周期。
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通胀压力，通胀幅度和原因各不相同。美国正处于由前期大力度宽松经济政策所形成的高通胀与低失业率组合。美国的通胀率从2020年7月开始出现上升，到2022年6月份达到了9.1%的历史高位，目前逐步小幅回落至10月份的7.7%。劳动力市场持续强劲，10月份的失业率是3.7%。可见美国经济当前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收紧货币政策以控制经济过热下的高通胀压力。需要注意的是，也有分析认为疫情冲击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持续性的供给收缩，由于目前时间序列较短，美国宏观经济的特性还需要持续观察验证。欧洲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在长期持续的低增长环境下，又遭遇了乌克兰危机。由于初级产品遭受到供给冲击，2022年11月份的欧元区通胀率高达10%，同时货币政策收紧下的经济衰退风险也比较大。日本的情况更为特殊，长期处于收益率曲线控制下的低利率、低物价、较低增长的流动性陷阱状态，当前的通胀形势基本处于物价反弹的状态。因此，日本央行尚在坚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通胀水平明显分化，部分国家的通胀形势严峻。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2年4月，新兴经济体通胀率上升至9.4%，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国家间由于资源禀赋和经济韧性的差异而呈现明显的分化。一些资源性经济体可以在2022年的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中获利，另外一些经济韧性较强、宏观经济政策较为合理的金砖国家通胀压力比较小，例如印度、南非和中国的通胀都比较平稳。此外，也有一些新兴经济体由于政治经济稳定性较弱、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而面临恶性通胀风险。例如，斯里兰卡自2022年7月开始连续5个月的通胀超过了60%；土耳其从8月起连续4个月通胀超过了80%；阿根廷2022年3月通胀都在50%以上，10月份更是升至88%的相对高位。在当前通胀和经济下行压力全球蔓延的态势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当前仍需巩固回稳向上基础。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通过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等组合手段，保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当前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回稳向上基础仍需巩固。生产端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回落，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和商品房销售相对比较疲弱。投资方面，地产投资持续下行，制造业、基建投资增速放缓。我国没有处理通胀问题的迫切需要，劳动力市场也没有出现紧张局面。从相关数据可以看出，2022年11月CPI同比增速降到了2%以下，PPI同比增速连续两个月负增长，与国外所处的经济周期明显不同。因此，我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产能利用率和要素就业率的提升。我国近期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并持续推动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全面落地生效，释放出“稳经济”“促增长”的强烈信号，增强了市场信心。美联储出于稳定国内通胀考虑领先加息。世界银行的研究指出，全球主要央行2022年以50年未见的程度同步加息，这一趋势大概率会延续至2023年。其中尤以美联储的快速加息最为突出，美联储借助低失业率的有利条件，集中精力治理通胀；自2022年3月以来累计加息375个基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11月份议息会议后称美联储正在以历史性的速度提高利率。从美国自身的角度看，美联储加息引发了美债利率大幅上行，压制了利率敏感性较高的各类需求，房地产市场、加密货币交易等都明显降温，这有利于其国内宏观经济稳定。但是，从全球角度看，美联储加息造成了较大的风险外溢。2022年以来美元指数迅速上行，并于9月突破了110大关，创近二十年新高。与此同时，多数非美货币应声而落。值得关注的是，与之前的美元强势周期有所不同，2022年以来发达经济体货币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贬值，日元兑美元贬值近15%，英镑贬值近9%，欧元贬值也超过了6%，前期一度跌破了1∶1。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贬值情况呈现分化的态势。斯里兰卡卢比贬值幅度超过40%，阿根廷比索贬值达到了38%，土耳其里拉贬值33%，但是俄罗斯卢布、乌拉圭比索、墨西哥比索等少数新兴经济体货币对美元升值。总的来看，全球约90%的货币兑美元有不同程度的贬值，三分之二的货币贬值幅度超过了10%。从根本上看，在非均衡的全球货币体系下，货币政策的本国性和金融市场的全球性间存在着深刻矛盾，强美元既造成了各国通胀压力的异质性，也给非美国经济体造成了融资成本的上升和经济增长动力衰减的冲击。反观人民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保持稳定，这体现了我国外汇市场的韧性在不断增强。面对国内外经济周期处于不同阶段的挑战，我国加大了宏观政策的统筹协调，以较低的国内利率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同时以更加具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吸收复杂多变的外部市场冲击，即低利率+弹性汇率的政策组合。从数据上看，2022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在强势美元下出现了一定的贬值，10月份一度下探到了7.3。近期，离岸与在岸的人民币汇率都回到了7以内，可见低利率+弹性汇率的政策组合发挥了比较好的作用。这也说明从基本面上来看，我国的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随着疫情防控措施进一步优化，我国经济回稳向好的态势将继续巩固，抵御外部冲击的基础和条件将更加坚实，跨境资金流动和外汇市场有望延续平稳有序的发展格局。面对持续存在的外部冲击风险，我们应从哪些方面来着手应对？从1994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我国成功应对了数次重大汇率和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冲击。结合历史经验和当前形势，可以总结出三方面的重要着力点。
第一，优化短期政策，注重预期管理。在加速演进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跨境资金流动更加复杂多变，且市场预期的变化比资金流动更加迅速灵活，是导致货币金融风险不断深化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容易在外汇市场出现单边走势时出现一致性预期，引发市场超调或非理性大幅波动。因此，有必要积极有效管理市场预期，打破风险的自我强化和负向螺旋。此外，也要注重在日常管理中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增加政策可信度，减少不透明的行政干预，保持政策“不翻烧饼”，实现政策的稳定性、一致性，夯实预期管理的基础。第二，持续推动中长期改革开放，培育有深度、有弹性的外汇市场。市场的深度和弹性不但反映其自身的恢复能力，也影响政策效力。一直以来，外汇管理部门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培育开放多元、功能健全、竞争有序的外汇市场。有必要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高市场活跃度。尤其要降低企业套保成本，支持各类市场主体更好管理汇率风险，降低企业在外汇风险管理方面的顺周期性。第三，着力市场主体建设，确保金融机构的健康性。包括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在内的诸多历史经验都表明，保持金融机构健康稳健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重要一环。2022年第二季度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结果显示，全国高风险金融机构数量较峰值已压降近半，并已逐步建立起适应国内金融形势的压力测试框架。后续金融机构应进一步统筹平衡业务拓展、盈利增长和风险防范，保持稳健合规经营、专注主业，打通金融向实体经济的传导，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如何在复杂形势下实现中国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重要命题。需求面、供给面的各种冲击在2023年也许是常态，但相信随着短期政策不断优化、中长期制度建设持续推进、金融市场主体稳健性与日俱增，我国将更有基础也更有条件稳妥应对各种外部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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