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银行业把脉

吴敬琏

　　
　　（50人论坛·北京）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
　　“目前业界对银行业的一些统计数字仍在争论，我并不认为这个争论有足够的依据，”吴敬琏说，“但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是不是隐藏了很大的风险，具有脆弱性？答案是肯定的。”
　　之所以说银行体系的稳定和效率对中国至关重要。吴敬琏认为首要的原因是在目前和可以预见的未来，银行的信贷融资是企业融资的主要形式。
　　资料显示，中国企业的外援融资的绝大部分是银行贷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占96.2％，到现在仍然接近90％。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融资形式。
　　那么这种状况是否会很快有所改观呢？最近几年社会各界提出，由于现在金融风险过于集中于银行体系，应增加直接融资���债券、股票的比重，在今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也提出了这个观点。
　　“事实上，这个要求被学者、银行家们提出来已经有好几年了，进展却并不明显，从可以预见的未来，要把证券市场变成主要融资渠道是不现实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银行的信贷仍然是主要的融资形式。”吴敬琏说。
　　第二个原因，从历史经验上看，如果金融系统危机不波及到银行系统，这个危机的深度和广度是有限的，否则就会大大升级。
　　吴敬琏举例说，比如美国1929年开始的大衰退，就是从金融体系开始的，那场经济危机破坏力极强，影响深远。相比而言，前年发生的纳斯达克的崩盘，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就小了很多，两者的区别就在于，1929年，美国银行体系高度暴露，并卷入证券市场，因此危机一旦爆发，银行体系就很快崩溃。这之后，为防止类似情况再度发生，美国通过立法等手段，将银行体系相对保护起来，使其没有直接受到纳斯达克崩盘的波及。
　　“因此，银行体系的安全不仅仅局限于本身，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根本问题是制度缺陷
　　鉴于国外的历史教训，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为了保持银行稳定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降低企业负债率、减少银行不良债权和提高资本充足率、审慎的财务制度以及减少银行对股市的风险暴露等等，但这些举措在吴敬琏看来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中国的银行体系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在这种前提下，寄希望于采取一些个别的措施来解决银行业的问题是不牢靠的。”
　　吴敬琏表示，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已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首先表现在银行结构���包括其贷款结构���和国民经济的企业结构严重不对称。
　　20多年改革的一个成果是民营企业的崛起，国企和民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已经发生变化，一个相当有力的数据是，现在国企在GDP中的贡献只占到30％左右。
　　“但我们的银行体系在结构上却没有相应地发生变化，”吴说，“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大量的中小企业融资非常困难，尽管从风险来看，前者的偿还能力更为低下。”
　　目前，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和贷款占全部银行的资产和贷款的75％左右，结算业务则超过80％，处于绝对垄断的地位，这使得国民经济中最富活力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受到限制。
　　其次是国有银行本身存在致命的制度缺陷，“从产权结构来看，四大国有银行都是100％的国有独资企业，在内部组织上的所谓官本位一套东西，在国有银行中仍然继续，这使得我们的银行成为一种准行政性的机构，而非企业化运作，”吴敬琏认为，“这造成了其目标不是盈利，而是按照上级行政机关的要求办事，当后者要求其增长时，前者就乱放贷，最近几年领导强调安全性，结果又导致了不贷或者少贷。显然，效率被牺牲了。”
　　
　　“三步走”走得太慢
　　针对产权不明晰，治理结构缺陷等问题，央行已经提出了改革的时间表：第一步，在保持国有独资的前提下，让银行进行商业化经营；第二步，改造成为国有控股的股份公司；第三步则是在海内外上市。央行的目标是：用5年时间把国有银行改变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真正银行。
　　但短短5年能实现金融现代化吗？和很多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不同，吴敬琏和鲍泰利均表示忧虑。
　　在吴敬琏看来，这个设想显得太缓慢，不适应入世之后的新形势，也不适应现在国内经济的发展速度的需要。他的理由很简单���早在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政府就已提出“保持国有独资的前提下，让银行进行商业化经营”的改革思路，但迄今近9年，进展甚微。因此吴认为，应该把三个步骤的前两个结合起来进行，否则要想在保持国有独资的前提下，改变银行的经营行为相当困难。
　　问题在于，银行的改革存在一个连环套。“有人寄望通过逐步增长盈利来消化不良资产，但由于银行的根本问题在于制度，如果制度问题不解决，即便旧的不良资产消化了，新的不良资产又会发生。而另一方面，银行有这么巨额的不良资产存量，要改组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就比较困难。要打破这个连环套，政府必须主动采取一系列措施，快刀斩乱麻地尽快解决。”
　　
　　鲍泰利则认为，中国政府眼下迫切需要的是建立一个整体的解决计划，“也许你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但你需要一个整体的布局，才能把各种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整体把握、互相照应。”
　　“入世以后会给中国的银行体系一定的紧迫感来促使改革进行。但事实上，这种急迫感并非来自入世本身，而是中国自身的经济状况。”他说。
　　
　　银行业是否对民间资本开放？
　　除了解决国有银行自身的产权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都与大力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有关。吴敬琏和鲍泰利对此表示了肯定。
　　但发展民营金融机构首先需要回答的是：银行系统是否能对民营企业开放？对于这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吴敬琏有自己的看法。
　　他说，表面上看，中央政府对此一直没有松口，但事实上，允许银行资本上市实际上就是允许民间资本可以介入。
　　更为重要的信号出现在去年年底，“国家计委出台了一个关于鼓励民间投资的文件，规定凡是向外国资本开放的领域，都应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另外，国务院办公厅又转发了国家计委关于在‘十五’期间大力发展服务业的一个文件，其中列举的服务业范围就包括金融业。”
　　吴敬琏认为：“尽管没能引起传媒和经济学家的重视，但这两个文件其实都已经对‘银行业是否对民间资本开放’这个问题作出了新的解答。因此从政策上说，结论已经不言而喻，剩下的就是具体怎么做的问题。”他希望很快能看到比较实际的动作。
　　
　　重建县域（包括农村和一些城镇）金融体系也是个重要的“药方”。
　　吴敬琏说，民间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中最富活力的部分，但很多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民间中小企业发展受阻。原因就在于县域金融体系薄弱，甚至处于停滞的状态。
　　“过去一些信用社、投资基金的确出现过一些问题，但遗憾的是，在整顿的过程中没有恢复他们的活力，致使这些地区民间中小企业的发展非常困难。而在我看来，民间中小企业的发展是解决许多困扰我们已久问题的关键。”
　　为了重建信用体系，政府的办法是以县级信用社联社为单位逐步完善信用体系，对此，吴敬琏持不同看法，他认为，过去信用社之所以出现问题，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些信用社实际上是官办的，信用社的社员对信用社完全没有监督作用，所以要办成真正的合作信用，而不是一个变相由内部人控制的信用社，要解决的还是体制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利用外资也是个不错的主意。鲍泰利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变革较为独特的背景优势是：由于经济增长强劲，吸引了强大外部力量的介入���相当多的海外资金急切地希望进入中国市场，可以利用一些来解决内部的坏账等危机，“如果仅仅是放在国内来解决，又不希望改变所有制，那么问题将仍然存在，只是从左口袋放到右口袋而已，如果让外国资本来解决的话，可能比前一种方法更有效。”
　　鲍泰利的观点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对全国性的网络其实并不感兴趣，他们的兴奋点在区域性的银行网络，他建议：中国的银行应该关注区域性的网络建设，为将来的银行合资创造优势。
　　
　　（徐兴堂　潘清 南方周末）
　　(鲍泰利是前世界银行驻北京的中国事务部负责人，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