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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银行业把脉(2002.05.17)
作者:吴敬琏    发布:2004-06-23    阅读:5296次   

为银行业把脉

吴敬琏

  
  (50人论坛·北京)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
  “目前业界对银行业的一些统计数字仍在争论,我并不认为这个争论有足够的依据,”吴敬琏说,“但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是不是隐藏了很大的风险,具有脆弱性?答案是肯定的。”
  之所以说银行体系的稳定和效率对中国至关重要。吴敬琏认为首要的原因是在目前和可以预见的未来,银行的信贷融资是企业融资的主要形式。
  资料显示,中国企业的外援融资的绝大部分是银行贷款,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占96.2%,到现在仍然接近90%。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融资形式。
  那么这种状况是否会很快有所改观呢?最近几年社会各界提出,由于现在金融风险过于集中于银行体系,应增加直接融资���债券、股票的比重,在今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也提出了这个观点。
  “事实上,这个要求被学者、银行家们提出来已经有好几年了,进展却并不明显,从可以预见的未来,要把证券市场变成主要融资渠道是不现实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银行的信贷仍然是主要的融资形式。”吴敬琏说。
  第二个原因,从历史经验上看,如果金融系统危机不波及到银行系统,这个危机的深度和广度是有限的,否则就会大大升级。
  吴敬琏举例说,比如美国1929年开始的大衰退,就是从金融体系开始的,那场经济危机破坏力极强,影响深远。相比而言,前年发生的纳斯达克的崩盘,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就小了很多,两者的区别就在于,1929年,美国银行体系高度暴露,并卷入证券市场,因此危机一旦爆发,银行体系就很快崩溃。这之后,为防止类似情况再度发生,美国通过立法等手段,将银行体系相对保护起来,使其没有直接受到纳斯达克崩盘的波及。
  “因此,银行体系的安全不仅仅局限于本身,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根本问题是制度缺陷
  鉴于国外的历史教训,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为了保持银行稳定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降低企业负债率、减少银行不良债权和提高资本充足率、审慎的财务制度以及减少银行对股市的风险暴露等等,但这些举措在吴敬琏看来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中国的银行体系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在这种前提下,寄希望于采取一些个别的措施来解决银行业的问题是不牢靠的。”
  吴敬琏表示,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已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首先表现在银行结构���包括其贷款结构���和国民经济的企业结构严重不对称。
  20多年改革的一个成果是民营企业的崛起,国企和民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已经发生变化,一个相当有力的数据是,现在国企在GDP中的贡献只占到30%左右。
  “但我们的银行体系在结构上却没有相应地发生变化,”吴说,“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大量的中小企业融资非常困难,尽管从风险来看,前者的偿还能力更为低下。”
  目前,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和贷款占全部银行的资产和贷款的75%左右,结算业务则超过80%,处于绝对垄断的地位,这使得国民经济中最富活力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受到限制。
  其次是国有银行本身存在致命的制度缺陷,“从产权结构来看,四大国有银行都是100%的国有独资企业,在内部组织上的所谓官本位一套东西,在国有银行中仍然继续,这使得我们的银行成为一种准行政性的机构,而非企业化运作,”吴敬琏认为,“这造成了其目标不是盈利,而是按照上级行政机关的要求办事,当后者要求其增长时,前者就乱放贷,最近几年领导强调安全性,结果又导致了不贷或者少贷。显然,效率被牺牲了。”
  
  “三步走”走得太慢
  针对产权不明晰,治理结构缺陷等问题,央行已经提出了改革的时间表:第一步,在保持国有独资的前提下,让银行进行商业化经营;第二步,改造成为国有控股的股份公司;第三步则是在海内外上市。央行的目标是:用5年时间把国有银行改变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真正银行。
  但短短5年能实现金融现代化吗?和很多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不同,吴敬琏和鲍泰利均表示忧虑。
  在吴敬琏看来,这个设想显得太缓慢,不适应入世之后的新形势,也不适应现在国内经济的发展速度的需要。他的理由很简单���早在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政府就已提出“保持国有独资的前提下,让银行进行商业化经营”的改革思路,但迄今近9年,进展甚微。因此吴认为,应该把三个步骤的前两个结合起来进行,否则要想在保持国有独资的前提下,改变银行的经营行为相当困难。
  问题在于,银行的改革存在一个连环套。“有人寄望通过逐步增长盈利来消化不良资产,但由于银行的根本问题在于制度,如果制度问题不解决,即便旧的不良资产消化了,新的不良资产又会发生。而另一方面,银行有这么巨额的不良资产存量,要改组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就比较困难。要打破这个连环套,政府必须主动采取一系列措施,快刀斩乱麻地尽快解决。”
  
  鲍泰利则认为,中国政府眼下迫切需要的是建立一个整体的解决计划,“也许你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但你需要一个整体的布局,才能把各种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整体把握、互相照应。”
  “入世以后会给中国的银行体系一定的紧迫感来促使改革进行。但事实上,这种急迫感并非来自入世本身,而是中国自身的经济状况。”他说。
  
  银行业是否对民间资本开放?
  除了解决国有银行自身的产权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都与大力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有关。吴敬琏和鲍泰利对此表示了肯定。
  但发展民营金融机构首先需要回答的是:银行系统是否能对民营企业开放?对于这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吴敬琏有自己的看法。
  他说,表面上看,中央政府对此一直没有松口,但事实上,允许银行资本上市实际上就是允许民间资本可以介入。
  更为重要的信号出现在去年年底,“国家计委出台了一个关于鼓励民间投资的文件,规定凡是向外国资本开放的领域,都应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另外,国务院办公厅又转发了国家计委关于在‘十五’期间大力发展服务业的一个文件,其中列举的服务业范围就包括金融业。”
  吴敬琏认为:“尽管没能引起传媒和经济学家的重视,但这两个文件其实都已经对‘银行业是否对民间资本开放’这个问题作出了新的解答。因此从政策上说,结论已经不言而喻,剩下的就是具体怎么做的问题。”他希望很快能看到比较实际的动作。
  
  重建县域(包括农村和一些城镇)金融体系也是个重要的“药方”。
  吴敬琏说,民间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中最富活力的部分,但很多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民间中小企业发展受阻。原因就在于县域金融体系薄弱,甚至处于停滞的状态。
  “过去一些信用社、投资基金的确出现过一些问题,但遗憾的是,在整顿的过程中没有恢复他们的活力,致使这些地区民间中小企业的发展非常困难。而在我看来,民间中小企业的发展是解决许多困扰我们已久问题的关键。”
  为了重建信用体系,政府的办法是以县级信用社联社为单位逐步完善信用体系,对此,吴敬琏持不同看法,他认为,过去信用社之所以出现问题,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些信用社实际上是官办的,信用社的社员对信用社完全没有监督作用,所以要办成真正的合作信用,而不是一个变相由内部人控制的信用社,要解决的还是体制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利用外资也是个不错的主意。鲍泰利认为,中国的银行业变革较为独特的背景优势是:由于经济增长强劲,吸引了强大外部力量的介入���相当多的海外资金急切地希望进入中国市场,可以利用一些来解决内部的坏账等危机,“如果仅仅是放在国内来解决,又不希望改变所有制,那么问题将仍然存在,只是从左口袋放到右口袋而已,如果让外国资本来解决的话,可能比前一种方法更有效。”
  鲍泰利的观点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对全国性的网络其实并不感兴趣,他们的兴奋点在区域性的银行网络,他建议:中国的银行应该关注区域性的网络建设,为将来的银行合资创造优势。
  
  (徐兴堂 潘清 南方周末)
  (鲍泰利是前世界银行驻北京的中国事务部负责人,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