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了战略安排，提出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将迈上新的大台阶。届时GDP要翻一番，人均可支配收入要翻一番。同时，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就是说人均GDP要从2020年的一万美元左右达到两万多美元。根据这两个指标，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经济增长率年均要在5%以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也要在4.7%以上，到2035年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但是，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甚至近年出现趋势性下降。综合分析，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变化的既有短期变量，又有长期结构性因素。

2019年底新冠疫情暴发之后，我国经济波动状况很像一个不规则的K形变化曲线，经济增长率最低值在2020年第一季度，为-6.8%，最高值是在2021年第一季度，为18.3%。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22年经济增长率为3%。

从需求侧看，2021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货物出口同比增长率均呈下降趋势。出口波动幅度较大，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2022年，出口增长从7月的23.9%下降到12月的-0.5%。投资也在缓慢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从1—3月份的9.3%下降到12月的5.1%。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从6月的6.7%不断下降，10月降至-0.5%，11月和12月分别降至-5%和-1.8%。总体看，在需求侧外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变弱，投资需求动力不足、增长偏低，消费需求缺乏增长支撑处于疲软状态。

从供给侧看，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呈波动性下降态势。我国工业增加值是从2021年1—2月的19%下降到2022年4月的负值以后，9月份回升到6.3%，10月趋缓为5%，12月进一步降至1.3%。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速度下降幅度较大，从2021年1—2月份的178.9%增长率直线下降到2022年1—12月的-1.3%。服务业生产指数从2021年3月一直下滑，2022年3—5月为负增长，此后转为正， 9月为1.3%，12月又转为-0.8%。2022年10月份，我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指标分别为49.2%、48.7%，均处于临界点之下，其中制造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比上月下降1.9和1.7个百分点。说明我国制造业景气度回落，增长基础并不稳固。总之，虽然工业增长进入合理区间，但增长基础还不稳定，特别是服务业一直处于低位运行。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率下行至少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企业活力不足，市场不景气，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下降，各级财政面临一定困难。另一方面，房市、股市、汇市、猪市及大宗产品市场、黄金市场等重大市场出现异常波动。2022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1.9%、4.2%，而上年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1.2%、8.7%。收入增长率下降引起消费增长乏力，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增长-0.2%。经济增长率下降必然影响各级财政收入。2022年前11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增长按自然口径下跌3%，地方财政收入下降3%；2022年1—8月，全国31个省（区、市）财政只有上海盈余112亿元，其他30个省市全部为负增长，赤字近7万亿元。

从短期看，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率下行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中美贸易摩擦等引起的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二是当上述因素形成供求冲击下拉经济时，各级政府在同一时段相继出台一些规定形成了“合成谬误”。每项规定看似正确，但在同一时段合在一起，却对经济运行形成了紧缩效应。在上述短期因素影响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失效或被减弱的风险。尽管2022年初相关部门提前下达了一批“两新一重”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出台20条促消费举措，还提前下达了地方专项债券额度，到2022年6月已完成了3.4万亿元发行任务，同时加大了货币供给，但是经济增长短期内依然难以恢复。

实际上，中国在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增长已出现趋势性下降。GDP年均增长率从2010年的10.6%降至2019年的6.0%，到2022年降至3%。经济增长率下滑是必然现象吗？可以做一个对比分析。从下面的几组数据分析，把世界四种收入类型国家按照四个十年增长速度做个比较就会发现，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收入类型国家是上中等收入国家，在过去四个十年里上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率均高于其他收入类型国家。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处在上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最快的。然而，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看，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时期并不是上中等收入阶段，而是在中低收入阶段。1978—1998年中国处于低收入阶段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为9.8%；1998—2010年处于中低收入阶段时，年均增长10.14%；2010—2021年处于上中等收入阶段时，年均增长只有6.9%。与世界一般经济体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时期出现在中低收入阶段。而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却出现提前下降。

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东亚几个发达经济体看，当这些经济体在临近或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其经济增长率才出现趋势性下降。日本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进入高收入国家，韩国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高收入国家。日本在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前的十年里经济增长是上升趋势，只是在跨入高收入国家以后经济增长才出现持续性下降。韩国经济增长在1970年之后是上升趋势，在1990年之后出现趋势性下降。中国台湾地区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在进入高收入经济体之前，其经济增长速度也是上升的，之后出现持续下降。

对比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下降趋势比一般发达经济体提前了一个发展阶段，这必将给当前及未来中国经济带来深刻影响。

我国经济增长出现长期趋势性下降是由结构转换迟缓引起的，带有机制性下降特点。结构转换迟缓的主要表现是：在需求侧，由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转向消费引领的转型不及时；在供给侧，由中低端制造转向高端制造的进程滞后；在科技创新方面，由原始自主创新替代大规模复制创新过程受阻；加之人口结构过早过快出现老龄化以及外部环境突变等。这些都是影响我国经济长期走向的重要因素。

 (一)需求结构失衡，消费需求明显不足

当前，我国GDP中贴近消费的比例太低，而偏重于基础设施和中低端产业的投资部分比重太高。可见，无论中国经济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征都很明显。2005年，当我国还处在中低收入阶段时，与同等收入类型国家相比，最终消费率明显偏低，投资率明显偏高。2015年，中国处于上中等收入阶段时，最终消费率低于同类型国家，投资率高于同类型国家。2020年，中国已十分临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当年最终消费率为55.3%，投资率为43.4%，而高收入国家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分别为76.8%和22.3%。

当前，我国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遇到的难题是，投资规模偏大、结构不优，投资空间变窄。经过几十年的大规模投资建设，我国路水电气网房港口码头机场高铁建设空间趋于饱和，边际效应出现大幅度下降，急需寻找新的投资空间。从一般经济增长经验看，一个经济体不可能长期依靠投资规模扩张拉动经济增长。当一国（地区）临近或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后，在投资空间趋近饱和的情况下，都必须转向依靠消费引领经济增长，即贴近消费福利的国内生产总值份额是持续上升的。

但是，中国消费需求增长缺乏动力支撑，难以推进需求结构转型。第一，过去十多年时间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放缓，购买力不足抑制了消费增长。第二，社会保障虽然实现全覆盖，但保障水平不高，城乡、地区之间还存在较大差别。第三，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也抑制了消费合理增长。当前，我国以扩大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因素是中等收入人群占比仍不高，低收入群体人口规模很大。一个经济体临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值时，中等收入人群占社会比重至少要在50%以上，进入高收入门槛值后应达到60%以上。按照世界银行标准，目前我国低收入人口规模接近总人口比重的50%，中等收入人群规模仅为30%多。要想扩大消费需求，我国面临的矛盾是，低收入人群规模大但消费能力不足，中等收入人群有能力消费但因保障乏力、规模不足而难以发挥应有作用，高收入人群消费能力高但消费意愿下降。

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就遇到这样一个结构转型难题：一方面，需求结构转型需要消费合理增长，但由于缺乏动力支撑而增长缓慢；另一方面，社会总储蓄加快增长，对投资不断扩张形成强有力支持。2010—2021年，人民币储蓄余额从73.34万亿元上升到238.61万亿元，增长了2.25倍；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从15.21万亿元增加到44.08万亿元，增长了1.95倍。社会消费规模与储蓄规模差距明显扩大。2010年储蓄是消费的4.82倍，2021年已扩大到5.41倍。从长期趋势看，储蓄等于贷款，贷款等于投资，投资最终会成为产能。当产能无限扩张，如果国内消费需求跟不上，一旦外需出现萎缩，就会导致国内供求矛盾越来越突出。

(二)供给结构转型迟缓，高端制造发展不足

与同等收入类型国家相比，我国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偏高，而服务业比重偏低。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越过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中间区域，十分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水平应该接近高收入类型国家。以此衡量，中国的工业比重、制造业比重远远高于高收入国家，但服务业比重却显著偏低。这说明我国服务业发展不充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够。一个经济体在临近或迈进高收入阶段后，产业结构高级化更多地体现为轻型化、服务化，经济增长将越来越多地依靠服务业发展取得。显然，在临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值时，我国经济增长依然过多地依赖工业乃至制造业拉动，由此使我国经济增长空间因服务业发展不充分被结构性挤压。

当前，我国制造业在动能转换方面正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制造业的“下挤”压力在不断增加。即我国的中低端制造业由于劳动成本上升，正在受到东南亚、南美等地区的替代，挤出效应越来越明显。如2010—2020年，我国制造业城镇非私营企业平均年工资水平由30 916元增加到82 783元，年均增长10.13%。目前，我国制造业劳动工资水平分别是越南、印尼、泰国、印度的3～5倍，墨西哥的2倍，巴西的1.5倍。在低成本优势和更加优惠的外资政策吸引下，世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迅速向这些国家转移集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这些国家迅猛发展。这些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多以出口为导向，对我国同类制造业形成了明显的市场替代和挤出效应。二是“上压”风险在不断提升。即我国高端制造业正面临美欧的高端压制，发展高端制造面临“断供”“断芯”“脱钩”的风险。一般来说，向发达的高收入国家迈进，制造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型是必然选择。但是，由于美欧等发达国家纷纷实行再工业化，鼓励发展本国中高端制造业，支持本国企业从海外回撤。同时，由于担心中国利用制度优势大力支持中高端制造业发展，美欧等发达国家还在投资、贸易、科技等方面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形成了诸多遏制。

（三）大规模复制创新难以为继，自主创新严重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大规模复制创新，将经济发展水平从低收入类型国家提高到中高收入类型国家。1978—2021年，人均GDP由156美元增加到12 556美元，GDP总量也从1495亿美元增加到17.73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比重由1.73%上升到18.45%。但是，要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继续依靠复制创新已难以为继，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

目前，我国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五方面难题：一是重大技术装备质量性能不高，供给不足；二是核心基础零部件对外依赖严重，可控水平偏低；三是工业软件、控制系统等基础薄弱，较大程度上受制于发达国家；四是关键基础材料卡脖子问题突出，安全可获性风险大；五是质量检测标准、仪器检测设备等大多依赖于外部。要解决这些难题，采取传统的创新方式显然行不通，必须采取新的创新方式，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不断提高原始创新能力。

当今世界科技创新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从0到1的创新，即原始自主创新；另一种是1到N，即复制创新。从0到1的创新很大程度上是“从无到有”，创新周期长、难度大、投入成本高、见效慢，需要的基本条件严格；而从1到N的创新是“从少到多、从多到好”，创新周期短、成本低、难度小、见效快，需要的基本条件简单。比如，从0到1的创新需要的三个基本制度条件是：自由的创新体制、分散的决策过程、没有垄断的市场进入门槛。这些必要的制度条件就要求我们要减少审批和行政许可，减少买方和卖方垄断，给予创新者自主决策的权利和取得价值尊重的机会。显然，提高从0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要达到上述要求，我国的体制机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向前推进。

（四）过早过快的人口老龄化导致创造财富的劳动力在减少，而消耗财富的人口数量在增加

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就已达到7%，按照联合国的定义已经进入老龄型社会；2021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超过两亿，占人口比例上升到14.2%，65岁以上人口抚养比高达20.8%。东部沿海和中部一些省区农村65岁以上人口抚养比甚至高达30%左右。我国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时人均GDP仅为959美元，而高收入国家在同一阶段人均GDP已达5000～10 000美元。“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使创造财富的人口减少了，而需要消耗财富的人口增加了，这给经济增长带来较大冲击。

以上四大结构性矛盾是影响我国经济出现趋势性下降的机制性因素，这些因素在短期内不可能很快消失，将会长期影响经济增长。

另外，从外部环境分析，国际形势变化也存在着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因素。首先，面对世界性通货膨胀，各大经济体均采取紧缩货币的宏观政策，这将使世界经济面临二次衰退，经济衰退必将带来需求收缩，需求收缩会给我国外需带来较大冲击，使我国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难度大幅增加。其次，美国对中国的经济遏制打压可能会进一步具体化、系统化和制度化，对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的限制近期内不会有大的改变。俄乌冲突、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使世界产业链、供应链向内向化、多中心化和政治伙伴化方向演变，也会给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带来风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看，当前我国要高度关注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为此，必须加快转变增长方式，以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消费引领、制造业高端化为导向，重新塑造经济增长新动能。

（一）宏观政策宜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方向是结构性扩张，将财政实现增量扩张的部分主要用于民生，补内需短板和用于消费需求方面。货币政策相对稳健主要是货币总量供给稳定，政策重点是加强普惠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覆盖，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民企、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力度。财政资金来源可以从三方面筹集：国企股份化筹集一部分，发行国债筹集一部分，国有金融机构的利润上交一部分。

（二）宏观政策要将扩大消费、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引领作用作为支持重点

扩大消费的前提和基础是增加居民收入，因此首先必须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在初次分配中不断提高劳动报酬比重。在再分配中，重点瞄准低收入人群，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社会保障补助标准，向低收入者发放阶段性现金补贴。为应对当前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困难，可发行特殊时期一般地方债券。还要抓紧清理制约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为扩大消费创造良好的环境。总之，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过程中，政府将公共资金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可产生最大的消费效应。

（三）从长期视角看，设立两个“十年倍增计划”

设立两个“十年倍增计划”，即从2023—2032年，使现有低收入群体的人均收入水平翻一番，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一倍。通过不断提高低收入者的劳动技能，设立就业工程，发展富民产业，改善生活条件等，帮助和支持他们稳定增加收入，使其能有机会成长为有购买力的中等收入者。另外，“稳中”也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十年倍增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要为中等收入群体创造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构建橄榄型社会的中坚阶层，是拉动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是支持创新的有生力量，也是社会结构转型过程的稳定器，能在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带，对消除收入差距起到调节阀的作用。因此，应在住房、子女教育、就业、就医、养老等方面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的支出成本，在收入及财产保护方面以法律手段提高他们的获得感和安全感。同时，适时调整个人所得税，自2018年个税起征点提高至每月5000元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经上涨了8.6%，尤其是住房、教育、医疗等支出价格上涨更高，建议再次提高个税起征点，将个税起征点由每月5000元提高到8000元。

（四）优化投资结构，引导增量投资向强民生补短板、培育未来潜在增长力方面倾斜

在公共投资上，确定投资方向要考虑有利于增加居民就业，有利于居民增加收入和消费。在产业投资上，既要考虑市场前景，也要考虑社会就业岗位。2022年4月，中央财经委第11次会议明确提出了基础设施建设的五大重点方向：交通、能源、水利等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把联网、补网、强链作为建设重点；信息、科技、物流等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建设新一代超算、云计算、人工智能平台、宽带基础网络等设施，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市群交通一体化，有序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加强防灾减灾、公共卫生应急设施和智能、智慧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基础设施现代化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投资的项目。在规划和安排上述投资项目时，建议将增加居民就业岗位作为一个衡量指标。

（五）将制造业转型升级作为支持重点，不断增强制造业的根植性

从科技、成本、融资、能源、税费、体制、营商环境等方面支持制造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发展的支持体系。运用智能化、数字化和3D打印技术、低碳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培育传统产业竞争新优势。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协调国家创新和民间创新关系，大力支持社会、民间开展自主创新。在未来较长时间里，紧紧围绕从0到1的创新，建立自主创新体系，完善创新链条，营造科技成果转化的良好环境，大力培育人才队伍，构建能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激励机制。同时，通过制度型开放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倡导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为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六）适当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比如，为生育二胎、三胎家庭提供生育补贴、医疗补贴、住房补贴等奖励政策，让能创造财富的劳动力合理增长。系统推进包括劳动力市场政策在内的应对人口老龄化顶层设计并优化具体政策，构建科学高效的社会老龄服务体系。

（本文原载于《经济纵横》2023年第2期，编发时有删减）

引用格式：马晓河.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的短期变量和长期结构性因素[J].经济纵横，2023（2）：35-42.

责任编辑：张佳睿

网络编辑：刘维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