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张文魁 中国新闻周刊 2023-03-02 07:00 发表于北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月份显著上调对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从去年秋天的4.4％调高到5.2％，反映了对中国优化疫情管控政策之后的乐观态度。但奇怪的是，在2月份发表的研究报告中，IMF下调了对中国未来五年经济增速的预测，不但把2024年的预测值下调到4.5％，而且把2025年和2026年预测值大幅下调了0.9个百分点，预计2026年中国经济增速首次降到4％以下，2027年则只有3.8％。其理由是，中国经济增长将遭遇一些中长期逆风（headwinds）,会导致生产率提升的放缓。IMF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如何提振较为疲弱的生产率，而一些重大的结构性改革，譬如提高增长的普惠性，强化社保从而促进居民消费，延长退休年龄从而增加劳动力供给，推进国企改革从而缩小国有和民营部门的生产率差距，都非常有用。其测算表明，这些改革可以使中国未来五年的收入水平提高大约2.5个百分点。IMF突然大幅下调对中国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与中国经济学界的预测存在较大差异。在中国经济学界中，很少有人预测2026年中国经济增速会降到4％以下。很难说IMF的分析预测是否更加周密和准确，但显然，其对中国经济增速预测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结构性改革推进的快慢。而这一点，却与国内许多专家的研究结果比较吻合。我曾就中国国企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模拟结果显示，即使实施比较温和的国企改革，每年也可提高零点几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这比出台刺激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放任债务扩张和杠杆率上升，副作用和后遗症要小得多。如果仅仅盯着今年，IMF似乎比国内许多专家对中国经济更乐观。IMF很可能是对的，因为疫情管控措施实质性解除之后，中国内需支出的扩张，包括住户部门在商品和服务消费方面的支出扩张，比许多专家预想的要更加有力。在生产端，恢复的情况截至目前也不错。因此，即使从较有把握的态度出发，中国今年经济增速应该定为5％。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中央把“稳增长”摆在“三稳”首位，很可能并不只是着眼今年这一年，而是着眼更长远。二十大就提出，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把“稳增长”摆在首位，应该就体现了二十大提出的质与量互促的战略思维。因此，我们需要从战略视野、中长期视角，来认识、来落实“稳增长”要求，也就是说，“稳增长”不仅仅是对今年经济工作的要求，更是对未来五年甚至十几年经济工作的要求。为什么需要这样认识和理解“稳增长”？二十大深入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概念和推进方略，以及各阶段的重要目标。到2035年的目标是，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发达国家尽管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IMF等国际组织也没有相关衡量标准，而且国内学者对此也有不一致的认识，但仍然可以认为，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于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指标。我做的一些研究显示：如果按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的情形来看，将当年人均GDP为2万美元左右的国家视为中等发达国家，是比较合适的；而如果将世界上一些主要经济体未来十余年的通胀率和汇率变化的情景考虑进来，到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基准线，将达3万美元左右甚至更高。人均3万美元左右，并不只是一个纸上的数字，它实际上是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核算汇总，也是社会生产力的真实体现，并反映了高质量发展的自然结果。中国2022年人均GDP约为1.27万美元，与2035年的3万美元左右还有很大距离，这非常直观地解释了中央为何把“稳增长”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从2023年到2035年有13年时间，但未来五年将决定着实现2035年现代化目标的基本盘。如果在这五年里，中国经济增速如IMF预测的那样滑落到4％以下，那么五年后人均GDP可能只有1.7万美元左右；而且，由于存在趋势性因素，一旦“下掉”，便难“上翘”,此后经济增速便很难回到4％以上，并有可能继续滑落到2030年之后的3％左右或更低，那么到2035年，人均GDP就难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只有在这五年里，把中国经济增速稳在明显高于4％、力争保持在5％以上的水平，才可能使人均GDP在这五年内超过1.8万美元或更高，才可能使五年后以及2030年后的经济增长，建立在较高速度的基础之上，那时即便出现规律性的自然下滑，也可以保持在4％左右或略低一些的水平，从而能够如期实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如果这五年的基本盘比较牢固，那么第一步，中国将迈入世界银行所划定的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世界银行2022年公布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线为13205美元，预计2023年还将因全球通胀率高企而显著上调，如果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速能够稳定在5％以上或左右，大约两三年内即可迈入高收入行列。而第二步，就是要往人均GDP 2万美元水平靠近，要进入高收入安全区。国际经验教训方面的研究显示，即使一些国家迈入或触碰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也有可能再掉下来，譬如俄罗斯和土耳其，都曾在2012年前后迈入或触碰高收入门槛，但后来却“降级”为中等收入国家。我个人将高于高收入门槛线1/3以上的区域，设定为高收入安全区。中国经济只要基本盘稳固，就可以在两三年之后仍然保持一定的增长动能，力争在2030年前后进入高收入安全区。只要这两步走得稳，中国实现2035年现代化目标就大有希望，到本世纪中叶就一定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需要将5％以上的经济增速维持得尽量长一些，最好能从今年开始连续保持五年，即实现“双5”增长。那么，中国有可能实现“双5”增长吗？从已经发布的许多机构的预测分析报告来看，似乎不太可能。但是，进行经济增速的分析预测，决不能忽视重大政策对经济增速的抑制或提振作用；在中国，尤其要考虑重大改革对经济增速的影响。我们不能静态地、机械地分析潜在增速。如果看不到中国民间蕴藏的巨大增长潜力，就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发展前景。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证明，只要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制度型开放，只要充分释放企业家精神和民间活力，经济增长就会比较有力。事实上，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一些研究机构，包括非常著名的研究机构，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就曾被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巨大增长动能“打脸”。譬如，在上世纪末，许多国内和国际机构对中国“十五”时期经济增速的预测值大都在6％～7％，而实际上，由于在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释放出巨大的开放红利，加之上世纪末国企改革释放了巨大的改革红利，“十五”期间平均增速达到了9.5％，“十一五”前两年均超过了10％。所以十六大的时候，中央作出了一个战略判断：综管全局，21世纪头二十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现在回头再看，中央的判断以及相应的发展部署，是何等正确。因此，只要我们下决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国不但可以把今年经济增速保持在5％以上，而且确有可能把这个增速维持5年。“双5”增长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现在的关键，是要把谋划一年经济增长与谋划五年经济增长结合起来，并扎实地实施下去。实际上，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要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既要做好当前工作，又要为今后发展做好衔接。中央明确提出这个“衔接”，就属于战略性、前瞻性思维。在实际工作中，应该从战略高度看待“稳增长”，应该把谋一年与谋五年相衔接，才能把政策资源在一年和五年之间进行合理分配，才能避免过于重视如何把今年的经济增速搞上去，而忽视如何把五年的增长动能放出来。如果确立了“衔接”的战略部署，似乎不应该把过多的精力、过多的资源、过多的政策放在今年，因为根据目前的形势和趋势来看，不需要过多的精力、资源、政策投入，譬如并不需要显著增加各类债券发行和货币投放规模，更不需要为了快上重大项目而放松环评程序和标准，即可以实现5％以上的经济增速。IMF把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上调0.8个百分点，很可能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过度集中于不太需要发力的今年，而不去筹划和实施一两年甚至两三年之后才能见效的重大改革与开放政策，那么“双5”增长就难以实现。只有从今年就着手谋划“双5”增长，才能避免中国经济增速在五年内滑到4％以下，才能筑牢中国经济基本盘。谋一年与谋五年相衔接，实现“双5”增长，比把今年增速搞到5％以上，要难得多。“双5”增长部署，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化改革、制度型开放部署。中央对市场化改革、制度型开放非常重视，二十大报告有很多相关论述。二十大报告以及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就应该成为“双5”增长的重要抓手。推进一些重要的结构性改革，不但可以理顺诸多重大关系，还可以直接为需求扩张提供有力支撑。而毫无疑问，内需扩张，特别是住户部门消费需求的扩张，是“双5”增长的重要基础。要扩大居民消费，虽然实施税费减免、发放消费券、创造新消费场景等举措可以起到短期刺激作用，但从中长期来看，根本还是在于提高居民可预期的可支配收入。如果只为了今年保增长，政策上似乎应该继续采取上述短期举措以刺激消费，但为着谋一年与谋五年相衔接，由于去年消费基数低，今年反弹动能较强，当下这一年的消费增长并没多大问题，此后几年的消费增长才是大问题。因此，应着眼于中长期如何提高居民可预期的可支配收入。这就需要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构建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特别是营造一个让广大中小微企业有稳定感、有安全感、有自主感的营商环境，从而有效地增加居民就业和收入，有效地提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当然，就扩大内需而言，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强化社会保障，并探索形成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劳动者报酬持续提高的良性机制，而这些良性机制的形成，也涉及到企业部门的生产率能否得到持续提升、企业部门投资与债务的螺旋式上升能否受到节制、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之间的关系能否得到改进，等等。总之，整个企业部门的改革，以及企业部门与政府部门之间关系的改革，至关重要。这无疑需要进一步推进国企的市场化改革。国企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很可能是开启许多重大改革的枢纽。国企市场化改革所能带来的正面效果，并不完全限于IMF在前述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缩小生产率差距（close the productivity gap）。尽管国企产出占中国GDP的比重并不太高（约为30％左右），但在许多重要产业中占有主导地位，对市场的开放性、竞争的公平性、企业进入和退出的顺畅性，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深化国企市场化改革，有助于纠正资源错配和市场扭曲，有助于非国有企业在大致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发展壮大，有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扬光大。中央早已指出，国家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国企改革，不仅仅是国有部门自己的事，也是关乎整个市场化改革和公平竞争环境的事。更进一步，国企市场化改革能否继续推进，也涉及到中国既有经济增长模式能否顺利转换。在过去若干年里，中国国企债务有了比较明显的新扩张，特别是一些地方的国企工具化、国资担保化的倾向较为严重，使得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财务边界更加缺乏清晰性和透明度，蕴藏了较大的宏观风险。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为什么难以摆脱债务推动？中国不同企业为什么有着不同的流动性策略和态度？企业部门的流动性策略和态度所导致的宏观结果是什么？也许宏观经济学家只关心宏观指标，而并不在乎和关注这些问题，但一些经济学家，譬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本特·霍姆斯特朗和让·梯若尔等人从微观经济学视角得到的研究结论，足以让我们更加认识到微观部门改革对于宏观经济的意义。如果忽视企业部门改革，仅从宏观经济角度来寻求增长模式转换的方案，是难以如愿以偿的。实现“双5”增长，还需要我们坚持走开放的道路，特别是要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制度型开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与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密切相关。而且，开放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中国与外部世界走向“隐形脱钩”。那就不仅仅会影响到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开放性和全球化，不仅仅会影响到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速，而且也会影响到其他许多方面。中央指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定，并要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来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只要我们更加有力地推进这些工作，相信中国的制度型开放会取得新进展，而“双5”增长也会有更好前景。（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发于2023.3.6总第108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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