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有些观点认为5%的预期增长目标偏低。的确，去年经济增长3%，基数偏低。但是，今年外需面临的不确定性比以往大得多，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风险，全球大变局在加速转变，产业链供应链去全球化的趋势明显，对我国供给造成冲击。当前，内需低迷的势头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未来要真正扩大消费，政策层面手段不多。因此，5%左右的增长目标是比较务实稳妥的。当前要稳预期提振信心，不能只靠设定较高的增长目标，需要靠具体的政策措施和改革举措。

刘尚希：为了应对当前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今年宏观政策突出了一个“力”字，力度是加大的，财政政策强调要加力提效，货币政策要求精准有力。从可用资金的角度来看，2022年专项债可用资金中的一部分是从2021年转移过来的，所以2023年专项债名下的实际可用资金可能不及2022年。专项债规模适当提高，既考虑了当前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需要，也考虑了中长期政府债务风险的可控性。

刘尚希：这五年是风高浪急的五年，超预期因素超出想象，像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暴发。这五年宏观政策的基本逻辑就是，避免大规模的企业破产，避免大规模的失业，以此来实现经济大盘和社会大局的稳定。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就是致力于促成这样一个目标。

    如果没有这五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可能难以推动稳经济稳就业等目标实现。不过，当前税收占GDP比重降到14.3%，对应着较轻的宏观税负。从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企业成本调研来看，部分样本企业所有税收加总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是5%-6%，近些年这个比重在不断下降。因此，对于这些企业而言，进一步减税降费的空间不大，而且企业的获得感也越来越弱，也就是说政策效果在边际递减。

    对于今年，由于当前经济恢复基础并不牢固，对于既有的减税降费政策，该延续的要明确延续期限，临时性举措要转为制度安排的要尽快转，不延续的要说清楚，这样有利于稳定预期。完善减税降费的工作有很多，当前政策重在完善。后续减税降费可能重点在改革，以此来推进税收制度和社保制度的完善，不能只是从减负的角度来考虑。比如，部分税种的税基可以拓宽，相应地其税率可以下调，这样不至于影响整体收入规模；社保制度也存在类似改革空间，在扩大缴费基数的基础上，部分费率可以适当下调。

刘尚希：财政收入和经济形势密切相关，但是其间的关系并非是线性的。我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受价格影响较大，比如去年内蒙古、山西等省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主要就是矿产品、原材料等价格上涨带动。产业结构不同，其财政收入的出产效果也不同。比如，我国服务业增值税税率要低一些，服务业增长较快对经济拉动明显，但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可能不及二产。

    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增长6.7%，的确要高于经济5%左右的预期增长目标。这主要跟去年低基数有关，去年财政收入增速为0.6%，税收收入是负增长，财政收入在较低基数上有望实现恢复性增长。

刘尚希：投资和消费要关联起来看，如果没有消费的扩大，投资的乘数效应相对有限。政府要想发挥公共投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需要从投资的乘数效应来综合考虑。

    对于政府可以着力的公共投资和消费而言，需要紧扣服务于“人”这个关键。人往哪里流动，基础设施就往哪里布置，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随之跟进。人往发达地区流动，农民向城市流动，这是我国推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上台阶的内在动力。因此，推进人口的城镇化、农民的市民化，是政府公共投资的重要方向。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在空间上不是均质的，已经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经济中心，也相应形成了区域人口中心，因此项目和服务应该往这些地区倾斜。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不应该一刀切地要求各个乡镇或县市都应该配备相应数量的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而应该考虑到未来产业集聚、人口布局等变化。

    扩大居民消费，很难有直接的手段。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发放消费券的方式，短期刺激一下。但是，影响消费最重要的是就业和收入问题。政策层面要创造条件，来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减少公众对未来的担忧，给予家庭以更大的确定性。随着经济的复苏、预期的改善，投资创业的人在增加，居民收入也会随之增加，供需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消费才会逐渐恢复。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扩大内需战略需要加快人口的城镇化和农民的市民化，当整体居民生活在改善、整体消费在升级，国内需求的量级自然就提上去了。政府扩大消费、投资，都需要从短期措施和长期战略统筹考虑。

刘尚希：房地产行业跟银行、家庭、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紧密相关，我国居民很多财富积累就放在房地产上，银行持有相当比例的房地产贷款，房地产市场的下行也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资产价值。

    当前，防范化解风险重点在于房地产，要改善房地产行业的资产负债表，避免行业风险外部化、系统化和公共化。当前要高度关注房地产头部企业，避免风险外溢。当前，房地产依然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应该对房地产行业的资产负债表有准确的分析和预判，然后对症下药。房地产业转型发展势在必行。当前，要推动经济平稳向好，做大经济蛋糕，必须寻找更多新的产业增长动能。

刘尚希：当前我国老龄化的加剧，主要是少子化带来的。我国老龄化的问题，在于压力来得太快。少子化老龄化进程过快，这会加剧家庭功能的变化。随着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快速推进，原来由家庭承担的养老功能，将快速转移给社会，进而转移给政府，财政的压力会加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少子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当前我国应对的办法，就是让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进程变慢一些，让这个过程平滑一些，鼓励生育是很重要的应对举措。通过鼓励生育，来减缓少子化的过程，进而避免过快的老龄化，需要通过政策来平滑这个进程。

刘尚希：数字经济是未来经济的主体形态，要提高国家竞争力、实现民族复兴，数字经济是绕不开的。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国作为14亿人口大国，市场需求比较大，数字化从消费端开始，然后延伸到各行各业，是比较自然的路径。数据未来将变成越来越重要的生产要素，不言而喻，未来产业和企业将更多靠流量（数据）赚钱，掌握和挖掘数据的能力将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数据也是智能升级的基础，通过大量数据投喂来训练人工智能，实现迭代升级。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离不开头部企业，以后国际竞争也需要靠大企业。所谓中小企业富民，大企业强国。尽管我国经济体量很大，但是我国企业并没有成为全球主要产业链、价值链的“链长”，未来要加大“链长”企业的培育，以在国际竞争中变被动为主动。当前对于平台经济的认识存在一定偏颇，传统实体企业需要借助电商平台、移动支付等来更好实现供求匹配，数字经济其实是新型实体经济。

    针对数字经济的监管政策，应该要朝着透明化、可预期的方向发展。大大小小的平台企业，都是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要鼓励这些企业敢闯敢干敢投，避免错过数字化发展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