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昉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字表明，2022年末中国人口总规模为141175万人，比2021年减少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意味着，中国人口于2021年达到峰值，从2022年开始了负增长。国内国际经验表明，人口特征和动态是影响宏观经济格局最重要的长期因素。一方面，人口格局为经济增长设定了方向和路径，即一定时期的潜在增长能力；另一方面，这个潜在增长率为宏观经济确定了基准，即周期性波动之后经济增长应该回归的常轨。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潜在增长能力也会发生改变，发展方式和增长动能也应该随之转变。

中国人口在2021年达峰和随后的负增长，是人口转变阶段的自然结果和必然归宿，所带来的全新和严峻的挑战必须予以正视和重视。虽然稳定生育率乃至促使其反弹的任务也十分重要，但是，这方面政策既需从长计议，政策见效也待假以时日。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取决于供给侧驱动力和需求侧拉动力，人口负增长的影响也分别体现在这两侧。本文重点讨论如何应对人口转折点对经济增长的冲击。2023年是中国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关键一年，也是应对人口负增长第一轮冲击的关键一年。在疫情后经济增长回归常轨的同时，人口负增长抑制需求的长期趋势，与疫情短期冲击造成的消费预期减弱形成同频共振，构成双重压力和挑战。短期应对政策和长期制度建设应该有机结合、双管齐下。本文简述供需两侧冲击因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的供给侧驱动力就是潜在增长率。与人口年龄结构相关的人口红利，显著地决定潜在增长率水平。理解这个转折点和冲击，需要澄清两个认识误区。第一，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在于人口总量而在于增长率的符号。即人口正增长、零增长还是负增长，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在方向上南辕北辙，在程度上天壤之别。第二，认为人口红利仅仅意味着劳动力丰富，实际上是一种盲人摸象式的理解，不仅难以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还可能导致于事无补的政策误导。

2011年之前，即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期，劳动力得到充分供给，人力资本得以快速改善，高储蓄率（投资率）和高投资回报率均得到保障，生产率改善幅度也很大。对应这些方面体系的人口红利，当时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都达到两位数。2011年之后，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人口红利加速消失，潜在增长率也逐年下降。由于直到2020年人口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已经降低1.3之前，国内外预测者大多采用1.6到1.7的生育率假设，联合国直到2019年的预测，还以为中国人口峰值将于2025年-2030年到来。因此，我的同事据此预测的2021年-2035年期间潜在增长率为年均4.84%。既然人口峰值已经提前到来，无疑需要依据新数据重估潜在增长率。显然，我们预期由此得出的潜在增长率将进一步降低。

这是因为，在人口进入负增长之前和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速度大不相同。根据联合国于2022年发布的最新预测，在2011年-2022年期间，中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的速度为0.14%，在2022年-2035年期间，这个速度将大幅度提高到0.83%。与此同时，新数据预测的老龄化程度和提高速度，都比此前预测高得多。据此进行的经济增长预测表明，2021年-2035年期间的潜在增长率，预计降低到只有4.53%。更低的潜在增长率和更快的老龄化速度相结合，将会使中国所具有的“未富先老”特征，转化为更为不利的“慢富快老”（见图1）。

不过，我们也不必像一些预测者那样，由此产生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悲观预期。经济预测的目的，在于揭示一个在“其他条件不变”假设下的变化趋势，以便在政策上未雨绸缪，通过改变“其他条件”而避免不利的结果。实际上，重新预测的潜在增长率与此前的预测相比，仅仅降低了0.31个百分点或0.4%，对如期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即按人均GDP衡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没有颠覆性的影响。

更进一步来说，如果加快出台酝酿已久的关键领域改革，特别是加大改革的力度，可以使全要素生产率的未来增长速度上一个台阶，尽早转换经济增长动能。按照这种更大力度改革方案预测的话，在2021年-2035年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可达到4.80%。也就是说，如果在重新预测的潜在增长率基础上加上改革红利，可以预期的经济增长潜力，与此前预测的常规速度也就相差无几了。更何况，改革红利不仅体现在生产率的提高上，譬如增加要素供给的改革同样具有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换句话说，通过赢得改革红利，可以达到“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的效果。

人口负增长的最大冲击力，在于需求因素特别是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因此，可能阻碍中国经济以合意速度增长，从而实现预定的现代化目标的因素，越来越在于需求侧。经济增长的需求侧拉动力，由出口、投资和消费即所谓的“三驾马车”构成。消费的主体是居民，因此，人口因素对消费的影响，主要通过人口增速减慢、人口总量减少和年龄结构变老产生。可以从三个统计结果来观察。

首先，中国的人口、经济和消费增长相互影响、互为因果，近年来已经同步减速。例如，人口自然增长率、GDP增长率和居民消费增长率，分别从2001年-2011年期间的6.5‰、9.7%和8.3%，降低到2011年-2019年期间的6.0‰、7.0%和8.0%。根据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预期，人口开始负增长后，这三个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负面冲击力更趋明显，在一定时期以更大的力度抑制居民消费的增长。

其次，老龄化不利于消费的扩大，更深度的老龄化具有抑制消费的效应，既是一般规律，也与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相关。老年人偏低的就业率、劳动收入、养老保障水平，最终都表现为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下降。就业人口也面临三重负担，即为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赡养家庭老人和进行预防性储蓄，因此，他们的消费支出也随年龄增长而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于2016年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在年龄达到23岁时，平均消费支出达到整个生命周期的最高水平（52809元）；随后消费支出便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在年龄达到85岁时，平均消费支出达到最低水平（16951元）；在23岁到85岁的这个生命区间中，城镇居民个人的年龄每提高一岁，平均消费支出降低1.8%。

最后，国际经验表明，人口因素特别是老龄化对消费的冲击，在统计意义上存在一个转向显著增强的引爆点。长时期跨国数据显示，在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老龄化率）超过14%这个进入老龄社会的门槛水平之后，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即居民消费率，趋势性地进入下降的轨道（见图2）。对中国来说，2021年老龄化率为14.2%，标志着进入老龄社会，同年总人口也达到峰值，可以说已经进入这个居民消费趋于疲弱的轨道。

人口转变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的人口不可能再回归正增长，老龄化也将日益加深，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抑制消费的效应不可避免。然而，通过改革扩大居民消费仍有巨大的潜力空间。由于中低收入群体具有更高的消费倾向，收入分配向这些群体倾斜，可以提高社会总消费需求。也就是说，提高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覆盖面和均等化程度，以及实施旨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改革和制度建设，既直接有利于实现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也是挖掘居民消费潜力、扩大社会总需求，进而保障经济增长实现潜力的重要手段。

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与人口效应产生一种同频共振现象。经济活跃度导致持续的高失业率，部分岗位永久性消失；许多中小微企业归零，创业者和劳动者的持久性收入流减少，导致居民资产和财富缩水，资产负债表受损；社会流动性降低，使适龄人口的创业和就业能力，或者广义人力资本受损。鉴于存在着收入分配和储蓄分布的巨大不均等，一方面，一些群体收入绝对减少，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下降；另一方面，超额储蓄却主要集中在高收入群体，难以转化为补偿性消费，不足以支撑总需求的复苏。应对人口负增长和居民消费预期转弱造成的第一轮冲击，要求把刺激消费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重点，相应调整政策优先顺序，在提高民生保障水平的基础上，促进消费尽快回升。

短期政策应着眼于通过既有渠道，以更大的扶助力度和真金白银的补贴形式，稳定和增加居民收入，修复失衡的居民资产负债表，扭转预期转弱的趋势。疫情后复苏的政策刺激不仅着眼于投资领域，更重要的是直接惠及家庭，促进居民消费回归正常。这方面的渠道包括：巩固脱贫成果的延续性措施，最低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等的足额乃至扩大范围发放，提高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的补贴和发放水平，等等。

加快出台酝酿已久的一系列关键领域改革，以其立竿见影的改革红利，为保持合理增速保驾护航。例如，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业劳动力进一步转移，促进已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可以从供需两侧收获“一石三鸟”的改革红利：第一，增加非农劳动力供给，缓解工资成本过快提高的压力，以及资本替代劳动节奏过快造成的投资回报率下降现象；第二，促进劳动力跨城乡、跨地区、跨产业流动，释放资源重新配置的生产率潜力；第三，提高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解除其后顾之忧，释放其消费潜力。

从拆除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促进市场主体的进入和退出，以及加强社会政策托底等方面入手，营造“创造性破坏”的环境，实现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重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越是把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在社会层面予以托底保障，就越是可以无后顾之忧地拥抱创造性破坏，因而无需对落后的产能、低效率的企业乃至过时的岗位进行保护，从而避免资源配置的僵化和退化。

鉴于需求因素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因此，以中国式福利国家建设为目标的制度建设，也亟待进入加速快行的轨道。即通过再分配明显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使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迈上新台阶。换句话说，分好蛋糕已经成为做大蛋糕的前提。一方面，保障和改善民生已经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再是彼此割裂的两个领域，供给侧和需求侧也越来越具有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财力保障，归根结底在于经济保持合理增长。所以，说到福利国家建设的资金来源，只要经济总量、生产率和人均收入能够保持合意的增速，旨在提高人民福祉的必要社会性支出，应该且能够做到“水涨船高”。从打破需求侧常态制约的需要来看，这类支出并不是一种负担，而是可以随着GDP这个分母的扩大，在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中保持可持续性。“瓦格纳定律”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特别是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重趋于提高。更进一步分析表明，在人均GDP从1.2万美元向3万美元过渡中，这种政府社会性支出的提高速度最快。

中国人均GDP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2万美元，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远景目标，也要求中国人均GDP达到2.3万美元到3万美元之间。可见，今后10年到20年期间，中国恰好处于“瓦格纳加速期”。建设中国式福利国家，大幅度提高政府社会性支出占GDP比重，既是一般规律的要求，也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例如，政府社会性支出比重显著高于中国、人均GDP处于这个区间的其他国家，在2006年-2019年期间，人均GDP的平均增速只有1.21%。然而，在2021年-203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的潜在增长率预期可高达4.53%-4.80%。

（作者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本文来源：《2023全球经济信心指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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