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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拉斯基观点的看法(2002.06.07)
作者:贺力平    发布:2004-04-16    阅读:3047次   

对拉斯基观点的看法

  
  (50人论坛·北京)近来围绕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数据的可信度出现了一场世界瞩目的争论。美国皮兹堡大学教授,长期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托马斯·拉斯基在英文刊物《中国经济评论》2001年12月号发表了专谈中国近年来GDP数据的可靠性问题的文章。围绕这篇文章,引起了国内外许多议论,其中一些议论已经超出了对统计数据可靠性程度或可信度问题的范围。本文仅针对统计数据涉及的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关于中国乃至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总量统计数据,从来都存在一个不断提高可靠性程度的问题。在这方面,有的国家做得好些,有的国家做得差些,或者有的国家进步得快一些,有的国家进步得慢些。学者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各国统计数据质量的评价并提出改进建议。除了国外学者,近年来也有国内许多学者关注中国统计数据的质量并提出了改进建议。这种讨论和交流应当继续进行下去。
  
  有一些国际人士可能别有用心地引用拉斯基 的观点,企图引申出其他政治结论并影响国际舆.论,这是值得警惕的。但就学术讨论而言,应当承认拉斯基的文章的确指出了一些值得我们认真注 意的统计数据问题。而且,拉斯基本人的研究也引用了若干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他所提到的孟连和王小鲁博士在2000年发表一项成果,以及任苦恩教授在1997年发表的一项成果。此外,他还引用了若干中国政府官员及政府统计机构工作人员的观点或研究成果。
  
  一些学者对拉斯基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有意见说,用诸如中国能源消费或交通运输量这类数据及其变动去推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情况,这是很武断、不科学的做法。本文作者认为,不能笼统地这样说。估算一国的GDP,最好的、科学的方法是汇总该国GDP各个组成部分的报告数和估计数。但这个方法仅适用于该国中央统计机构的工作人员。对大量的“局外人士”来说,他们显然没有运用这种方法的条件。然而,即使没有这样的条件,也不等于说他们就不可以从事对该国GDP数据的科学估算工作或对已有的GDP数据进行符合科学原则的评价或修正工作了。借助于一些具有显著相关性的间接指标来估算目标对象的数值及其变动,正是科学研究的一个特征。在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大量类似事例天文科学家们现在使用高精度的专制望远镜来研究外星和各种天文现象,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一些使用低倍数望远镜甚至肉眼来进行天文观察的人士就不是在从事科学的天文研究工作了。借助于科学方法,地球上的人不需要步行到太阳才能测算出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这正如说,现代统计科学工作已离不开电子计算机,但统计科学(包括国民核算体系)正是在手工计算时代诞生的。方法和工具的精化是科学进步的表现,但对缺乏必要客观条件的人士来说,科学研究工作也可使用精度较低的方法或工具。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如果已经有了精度较高的方法和工具,就不应再使用精度较低的方法和工具了,后者只有在缺乏前者的情况下被使用。
  
  用能源消费或交通运输量数据去推测GDP数据有点类似于这种情形。如果人们公认现在已有比能源消费或交通运输量更好的数据,即与GDP数据存在更大相关性的指标,那么,就应当放弃使用能源或交通运输量数据去推测GDP变动。否则,即使拉斯基不去这样推测,别的一些学者和研究者也会这样去推测。
  
  已有学者正确地指出,用一个变量的数据(例如能源消费量)去推测另一个变量(例如GDP),这中间存在一个相关性随时间而变化的问题。在许多研究文献中,这种问题已被称之为“结构系数破裂”。从我国近20多年的历史看,GDP的能源消费系数,各年都不一样。检查《美国统计摘要》,也会发现那里存在类似的情形。因此,按照一成不变的相关
  系数从能源消费量变动去推测GDP变动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带着违反科学常识的风险。但是,如果一个研究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做到了以下两点,其结果则不应当被认为是武断的,非科学的。这两点是:(1)允许关于相关系数的不同假设,即不仅仅使用一个相关系数数值;(2)将推测的时间范围仅仅限制在短时期中,即用最近几年的历史数据去推测此后一两年或最多两王年的情形。
  
  具体就中国GDP的情况看。《中国统计年鉴》上记载,1998年的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为0.36(即当年一个百分点的 GDP增长伴随 0.36个百分点的电力消费量增长)。这比1997年的系数0.55低很多。对此,有人怀疑说1998年的GDP被高估了,也有人可能说当年的电力消费数被低报了。还有反对意见说,1998年的系数之所以比1997年低那么多,原因是中国经济在1998年出现了显著结构性变化,例如节省电力的经济活动大量增加,所以,完全不应当用1997年的电力消费系数去推测1998年的GDP数据及其可靠性的降低是因为技术进步等结构性因素所致,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过程将持续下去,即低的电力消费系数将同样出现在1999年和2000年的统计中。然而,公布在《中国统计年鉴》的情况是,1999和2000两年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分别为0.86和1.17,比1998年系数大幅度提高。显然,按照上述看法,后两年的变化是得不到解释的。
  
  之所以举出这个事例,根本上是为了说明,我们的一些统计数据可能存在问题,或至少存在一些让经常使用统计数据的人士感到其困惑无从得到解释的地方。在上面这个事例中,可能出现显著误差的不一定是GDP,也有可能是电力消费数据。此外,还有可能是1998年电力消费数据和GDP数据都没有出现显著误差,只是当年的经济在电力消费上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情形。
  
  比上述电力和能源消费与GDP相关性问题更能说明已有统计数据可能存在问题的另一个事例是工业产出。按公布的统计数据,1998年中国GDP按可比价格比 1997年增长了 7.8%,同时,作为GDP一部分的工业比1997年增长了8.9%。
  
  对这个8.9%工业产出增长率,人们可能抱有较多的怀疑。这种怀疑,不是来自其他任何间接指标的暗示,而是直接来自构成工业产出的各个工业本品按实物量计算的增长率及其与总量数字之间形成的显著反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第445-6页上公布的94种中国主要工业产品1997和 1998年产量数据,可以算出它们在1998年实物增长率。具体情形是,在94种工业产品中,53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在1998年比1997年绝对减少,41种工业产品的产量比1997年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在剩种其产量增加的工业产品中,仅有15种产品的增长率超过了8.9%。显然,这与上述8.9%增长率所给出的印象有距离。
  
  拉斯基在他的文章中引述了这个事例,但不够准确。对这个事例需要一些补充说明。上面所说94种工业产品,其中不少属于重复计算项目。例如,“汽车”项下既列出了全部汽车,也分别列出了载货汽车,客车和轿车,“成品钢材”项下既列出了成品钢材总量,也分别列出了11种成品钢材产品。严格的检查工作应当剔除重复计算因素。按照不重复计算,不涉及子项目的原则,上述94种工业产品实际为习种工业产品。在这刀种工业产品中,1998年产量增长者有28种,产量减少者有4S种;在28种产量增长者中,仅有9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增长率超过了8.9%(电子计算机产量是增长率最高音,达到73.4%)。28种工业产品的算术平均增长率为12.8%。45种其产量减少的工业产品的算术平均增长率为-23.4%(天然气产量是负增长率最高者,达到-89.8%)。全部刀种工业产品算术平均增长率为-10.0%。若按照简单的加权平均计算方法,要从上述两个平均数得出工业总产出增长率为8.9%,一个必须的条件是上述28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占全部工业产量的比重为89.2%,其余45种工业产品的产品占全部工业产品产量的比重为10.8%。大概不必列出具体的工业产品就可以明白这个比重划分条件是很难得到满足的。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提出,作为GDP之一部分的工业产出增长率指工业增加值的增长,不是揩工业总产值的增长,按实物量计算的工业产出增长率在概念上接近于工业总产值而不是工业增加值。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但是,也应该指出,工业总产值与工业增加值虽然内涵不一样,但从历史数据看两者在变动程度上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现代工业经济变化的一个特点是,工业增加值增长率通常会稍低于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后一点也意味着,如果1998年工业增加值的实际增长率是8.9%,当年工业总产值的实际增长率很可能高于这个数;倘若如此,则上面通过工业实物产量算出的增长率与工业总产值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反差就会显得更大。总之,工业实物产量变动数据对考察工业增加值的变动是有参考意义丸
  
  借助工业实物产量数据来评价工业增加值变动数据,隐含一个假定,即实物量数据可能比价值数据在可靠性程度上要高一些。这个假定本身也许不成立。实物量统计数据也可能因各种原因而出现误差。不过,因为价值量统计数据比实物量统计数据包含更多人工劳动因素,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价值量统计数据出现误差的概率高于实物量统计数据。
  
  还值得指出的是,现有一些统计数据使用了定义不够明晰的概念而影响了其可信程度。在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事例是“可比价格”这个概念。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可看到,在凡涉及价值指标的实际增长率方面,统计解释一律说计算工作根据“可比价格”。但对究竟使用了什么样的“可比价格”,则毫无说明。稍有统计知识的人士都知道,计算两个相邻年份之间价值指标的实际增长率,至少可用三种‘可比价格”:一是基期的价格水平,二是尾期的价格水平,三是基期与尾期价格水平的平均数。按不同的可比价格,可得到不同的实际增长率数据。如果统计数据覆盖较长时期,例如从1990到2000年,”可用的“可比价格”指标就更多了。统计数据的编辑者和使用者都需要知道在编制实际增长率数据时,具体使用了什么样的“可比价格”。在这里笼统地说“可比价格”,仍给人以不清不楚的感觉。
  
  缺少必要的说明或解释,又现在许多统计数据的一个常见问题,而这也是影响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的《中国统计年鉴》在这方面已做了许委改进工作,但显然还不够。值得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
  
  1970年代及其以前,我们缺少统计信息,国际社会那时很关注中国的人口和粮食产量数据。20多年后的今天,国际计会关注中国的GDP数据,其实这本身就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进步,反映了中国国民经济总体规模的扩大。正如本文在前面所指出的,并不是只有国外人士才关注包括GDP在内的中国全国性统计数据及其质量。统计数据首先是为国内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统叶要更好地服务于国内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不断地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和司信度,缩小与国内公众和研究者预期的差距。
  
提高统计数据的质量和可信度,统计部门需要进行大量工作.遵循更加严格的科学统计方法和程序,仔细鉴别各种数据来源的口径和可靠性,并对所发布的统计数据提供必要技术说明。尤为重要的是,应该减少一些具有行政权力的部门和基层干部对统计部门工作的干预和不正常影响,从制度上并在实践中保证统计数据的公正性和客观性。曾经有学者针对国外的情况指出过,某个经济变量一旦成为政策目标时,该变量的行为就可能发生改变。从这个观点看,在我国,很可能也存在类似情形,即当某个经济指标成为党政机关考核干部的依据时,一定范围内该指标的数值就可能走样。诸如GDP或工业产值这样的指标往往会是这样。为了避免这类问题的出现,领导机构还应当尽量减少使用这类指标来考核干部。如果在考核干部时一定需要参考一些经济指标,则应当多用一些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指标。 

(经济学消息报,贺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