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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作者:刘伟、范欣    发布:2023-04-03    阅读:10654次   


 刘伟、范欣 管理世界杂志 2023-04-01 07:55 发表于北京



作者:

刘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范欣(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文章刊发:《管理世界》2023年第4




摘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做出的一项重大理论创造,也是党和国家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实践总结。综观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不同国家的现代化不仅具有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具有特殊的实践路径,致使现代化进程中既有不可逆转的成功案例,也有逆转的经验教训。作为后发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是理论基石、经济基础、制度保障三者有机统一、互为助力的结果。新时代新征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深刻塑造了当前中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战略机遇的内涵发生了新的变化。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应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主动作为、迎难而上,在始终遵循“五大坚持”重大原则的基础上,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高质量发展  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不可逆转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世纪疫情影响深远等多重因素叠加,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我国发展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是党中央审时度势,从大历史观对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做出的重大判断,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对中华民族发展前景的规律性把握。作为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从国情出发,针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和内在要求。为此,运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视角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梳理和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探讨如何更好地以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不仅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解答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有助于我们牢牢把握新征程上的战略机遇,主动作为、迎难而上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存在逆转现象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其相关理论在时代发展中不断丰富与完善。在经典的现代化理论中,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认为后发国家应通过学习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文化观念等来实现追赶,以期达到西方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课题组,2022)。由于不同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制度环境等存在差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现代化既有共同特征,但又各具特色。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有些国家顺利迈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但也有部分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曲折前行,出现停滞、中断或倒退现象。为此,正确理解以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首先应从大历史观看世界范围的国家现代化进程,厘清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并对现代化国家形成的历史条件和世界现代化进程出现逆转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有清晰的认识。

(一)现代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动态发展过程,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是发展规律性与现实多样性的有机统一。从绝对发展状态来看,现代化反映了一国或地区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迈进的发展过程,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自身经济实力的跃升。从相对发展状态来看,考虑到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不一,现代化体现了一国或地区特定时期在全球所处的相对发展水平,直接表现为该国或地区距离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实际上,现实化的实质就是要缩小这一发展差距,实现增长跨越和发展赶超(韩保江、李志斌,2022)。

回顾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现代化浪潮发端于14世纪、15世纪的西欧,后扩展至中东欧、北美,再传递至世界各地,体现了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历程。现代化作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性潮流,也逐渐成为了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孜孜以求的共同目标。在此过程中,每一次的科学技术变革均带来了生产方式的革新,成为了一国或地区实现增长跨越,朝着现代化国家迈进的根本动力。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煤和铁、蒸汽能源、蒸汽机等被广泛应用,开创了“蒸汽时代”。这也使得原本落后于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英国的工业快速发展,经济结构得以优化,一跃成为了世界文明的中心。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的现代化实质上是从英国向西欧诸国扩散的工业化过程,其动力来源是以物质技术革命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变革和以大西洋革命为重要标志的政治革命(刘伟,2023)。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与钢铁、内燃机和电动机等为主要标志,成为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开创了“电气时代”。这使得以工业化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范围迅速扩张,从西欧延伸至中东欧、北美等基督教文明世界的国家,也波及日本这一东方世界的国家。至此,后发追赶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美国在一战前开始取代英国的经济地位,多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开始形成。第三次工业革命以石油能源、人工合成材料、微电子技术等新能源、新材料、高科技为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开创了“信息时代”。这不仅推动了发达经济体工业化的再升级、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也使得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开始在追赶中发展,全球现代化浪潮开始形成。但不可否认的是,前三次工业革命也带来了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为破解这些问题,新一轮技术革命应运而生。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人工智能、新材料技术、量子信息技术、清洁能源、生物技术为新的物质技术基础,以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为主要特征的绿色工业革命。以美国为代表的科技领先国家或地区虽然仍处于排头兵的位置,但是中国以及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也第一次成为了现代化浪潮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在发展中追赶和赶超。

从大历史观看现代化,现代化不仅是指从传统农业农村社会向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也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系统性、复杂性、长期性、革命性的转型过程(亨廷顿,1971;吉尔伯特·罗兹曼,2010)。经济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而技术变革则是国家现代化乃至世界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每一轮的技术变革使得技术在迭代中升级,致使经济结构在发展中不断优化,现代化的内涵也在时代发展中不断调整与丰富。

(二)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逆转现象

现代化进程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变迁过程,是一场最为丰富而深刻,但又复杂且不可预测的增长跨越历程。在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在曲折中前行,部分国家顺利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但也有部分国家的现代化出现逆转现象。这种逆转现象不仅表现为部分国家或地区无法摆脱“贫困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方面,也体现在部分国家或地区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后,无法实现现代化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跃升。

根据2021年世界银行关于高中低收入的划分标准,全球218个国家或地区中共有28个低收入国家、109个中等收入国家、81个高收入国家或地区。从低收入国家来看,在1987~2021年间,阿富汗、埃塞俄比亚等22个国家一直处于低收入阶段,占比高达78.57%。苏丹、叙利亚等6个国家进入了下中等收入阶段,虽进入时间、持续周期、变化趋势等各有差异,但后又均跌至低收入阶段。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来看,自身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政局不稳定、内战爆发、自然灾害频发等因素阻滞了其现代化进程。再加之新冠疫情冲击下国际援助下降、旅游业等支柱行业冲击严重等,使得这些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跌回至低收入阶段。

随着后发国家的不断追赶,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摆脱“贫困陷阱”,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在中等收入国家中,现有54个下中等收入国家和55个上中等收入国家。由于部分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动力机制无法顺利实现转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现象随着一国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越晚,被锁定在该区间的概率将越大(刘伟、范欣,2019)。从1987~2021年间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的变化趋势来看,虽然印度、柬埔寨、老挝等部分国家从低收入阶段跨越至下中等收入阶段,顺利摆脱“贫困陷阱”。但是,也有部分国家或地区呈现出波浪式变化,如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呈现出“下中等收入阶段—低收入阶段—下中等收入阶段”的变化趋势,印度尼西亚、伊朗等国家呈现出“下中等收入阶段—上中等收入阶段—下中等收入阶段”的变化趋势。从1987~2021年间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的变化趋势来看,虽然有保加利亚、中国等部分国家从下中等收入国家顺利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也有阿根廷、俄罗斯等部分国家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跌出,还有格鲁吉亚、土库曼斯坦等少数国家从下中等收入阶段跌回至低收入阶段后再次回升至上中等收入阶段。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部分发展中国家开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那么,高收入国家都是现代化国家吗?如何科学衡量一国或地区的现代化水平?从已有研究来看,目前现代化并没有明确的定量标准。实际上,现代化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调整与丰富,其标准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考虑到全球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等现实情况,结合我国“两步走”战略中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借鉴盛来运和郑鑫(2017)、刘伟和范欣(2019)等学者们的具体做法,我们以美国的人均GDP作为参照系,将全球81个高收入国家或地区划分为准现代化阶段、现代化低级阶段、现代化中级阶段和现代化高级阶段来加以分析。当前,已有新加波、荷兰等16个国家进入现代化高级阶段,德国、英国等12个国家或地区进入现代化中级阶段,日本、意大利等13个国家进入现代化低级阶段。从1987~2021年间准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趋势来看,匈牙利、波兰等国家或地区较长时间处于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未进入或稳定在现代化国家行列。希腊、葡萄牙等国家虽然曾进入现代化低级阶段,但近些年又跌至准现代化阶段。此外,从现代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趋势来看,多数国家或地区虽然长期处于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但也有不少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现代化水平上波动。

可以看出,世界范围内的国家现代化并非一帆风顺,逆转现象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时有发生。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开始进行现代化实践探索时,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逆转现象。

(三)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逆转现象出现的深层次原因

从大历史观看现代化,现代化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不可逆转的动态发展过程。但由于不同国家的基本国情、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制度环境、国家治理能力等存在较大差异,这也使得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呈现出非同步性、发展多样性等特征。可以看出,逆转现象的出现,是一国或地区在政党领导下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实践道路过程中制度因素、技术因素、自然因素等综合作用的结果,且不同阶段的主导因素也有所差异。总的来看,政府治理质量不高、发展动力机制的不可持续性、经济脆弱性较高是阻滞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原因。

第一,政府治理质量不高。政府治理质量的高低是一国或地区的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直接关乎一国或地区的发展前途和民族命运,是能否顺利开启和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保障。综观一国或地区的发展历程可知,作为国家经济社会稳定的核心,政府治理质量与现代化建设互为支撑,相辅相成。政府治理质量高有助于推动现代化建设,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腐败、制度缺失等问题也需要政府做出相应的规避性制度安排,这点在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加剧的情形下尤显重要。从当前仍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国家来看,无论是曾经跨越至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跌出的国家,还是长期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国家,其现代化进程受阻与政局不稳定、内战频发、社会矛盾激化等政府治理质量较低息息相关。英国、瑞典等西方发达国家革新党的理论和纲领、注重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协调性等维护政权稳定的措施,也为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通过世界银行治理指数分析可知,这些出现逆转现象的国家或地区的话语权与问责制、政治稳定与安全、政府效率、规制质量、法治、腐败控制等指标得分相对较低,且增速相对缓慢,甚至出现下降。为此,习近平指出:“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可以看出,尚未建立起与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是这些国家出现逆转现象的重要原因。

第二,发展动力机制的不可持续性。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不可持续性不仅体现在原有的动力机制出现弱化,也表现为新旧动力机制无法及时有效转换。实际上,一国或地区的现代化不仅会带来经济规模扩张和总量增长,也会带来经济结构质态的升级,而这都依赖于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可持续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现代化建设的不同阶段,其动力机制也有所差异。具体来看,对于身处低收入阶段的国家而言,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依靠要素驱动的动力机制开始衰减,如果无法实现有效转换,容易陷入长期经济停滞(吉尔、卡拉斯,2007)。从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事实来看,部分国家由于动力机制无法及时有效转换,容易被锁定在中等收入阶段,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以一国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能否30年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标准,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分别有19个、21个、24个上中等收入国家,但未能成功跨越至高收入阶段的国家占比越来越高,分别为26%43%50%(张德荣,2013)。当一国或地区进入准现代化阶段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技术进步仍是现代化水平实现跃升的重要动力。基于PWT10.0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方法测算结果显示,现代化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虽呈现波浪式变动,但多数国家总体上呈现正向增长。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来看,技术进步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技术效率的作用效果不一,这表明技术进步已成为现代化国家能否实现跃升的重要动力。概言之,发展动力机制的可持续性是一国或地区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第三,经济脆弱性较高。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外在冲击或干扰引起的损害的承受能力的重要体现,经济脆弱性不仅是衡量一国或地区发展是否健康和稳定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化能否顺利推进的重要影响因素。综观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往往都在某些产业上位居世界前列且具备完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如美国的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德国的汽车、先进装备制造业等。与此相反,一些国家或地区之所以现代化进程出现停滞、中断或后退,重要的经验教训在于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不完备,难以抵御外在冲击。这点在一些经济结构较为单一的国家或地区表现尤为明显。从人类发展史来看,重大的突发性公共事件等外生事件时有发生,如雅典瘟疫、黑死病、Sars等瘟疫和病毒的肆虐,还包括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性冲击等,都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一些经济脆弱性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此外,无论是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全球经济危机,还是当前仍在持续的乌克兰危机等国际政治军事冲突,都对一国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带来极端环境风险。在此过程中,能源供应问题、资产价格波动问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完备性等都面临较大的风险,这不仅影响当事国,也给其他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科学依据

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表明,国家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与具体国家的特殊性的有机结合。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在理论探索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也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一重大论断的提出,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基础之上,是历史与逻辑、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统一。这不仅宣告着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也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一)“两个必然”思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中分析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运用唯物史观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科学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范畴,“两个必然”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的一个重大发现,也成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关于“两个必然”思想,早在《共产党宣言》中便有所体现。“《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同时,也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表述主要是针对欧洲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成为了“两个必然”的最初表现形式。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东方社会并没有经历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其发展具有自身特色。东方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俄国的土地公有制使其无法直接照搬西方模式。“那么试问:俄国农民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换言之,俄国的农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不难看出,“两个必然”思想的理论外延得以扩展,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此基础上也对其不断进行丰富和完善。

实际上,“两个必然”思想是建立在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通过分析资本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科学揭示剩余价值的产生、来源、本质等问题。这不仅可以体现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导的现代化下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也为“两个必然”思想的理论论证提供了理论前提。“资本家阶级的存在,从而资本的存在本身,是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但不是以绝对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而是以相对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这种生产率是以相对的生产率为基础的,即工人不仅补偿原有价值,而且创造新价值,他在自己的产品中对象化的劳动时间,比维持他作为一个工人生存所需的产品中对象化的劳动时间要多。这种生产的雇佣劳动也就是资本的基础,资本存在的基础。”这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要素均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需要,是“到达一定点”并超过“一定点”的价值形成过程,是预付资本价值的补偿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与调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成为了社会化生产发展的障碍,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生产、消费与生产环境之间的矛盾等社会经济问题。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将为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提供物质前提(溥德书,2022)。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为资本主义灭亡、共产主义的胜利规划了时间和方向,是对“两个必然”思想的有益补充。事实上,从资本主义社会迈向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新旧社会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发生转变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列宁曾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还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基本解决剥夺者的任务后,“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没有这个条件,劳动摆脱资本桎梏这整个解放事业就不可能获得成功,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获得胜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的性质和目的决定了劳动生产力表现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在此过程中,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与生产过程的社会主义结合方式将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世界格局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与变化,时代也在变化中发展。“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两个必然”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坚持与发展“两个必然”思想,将为我国顺利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卡夫丁峡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奠定理论基石。

(二)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和使命,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基本矛盾和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明确阶段性任务,借此制定符合实际的战略目标及其寻找相应的有效途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刘伟、范欣,2022)。“两大奇迹”的创造,不仅实现了中国经济总量的提升和质的飞跃,也为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总路线,进行“一化三改”,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但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这一阶段的基本纲领出现了调整与变化,国民经济也因此遭受严重损害。但总的来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经济虽然呈现出大起大落的波浪式变化,但整体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不仅为我国经济独立自主的、持续的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从经济总量上看,在1952年到1976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从679亿元增加至2965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19元增加到319元;从经济发展速度来看,在1953年到1976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5.9%,其中钢铁、原油、原煤、汽车产量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均实现了较快增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也明确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面对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等现实情况,提出“三步走”战略,并为此制定一系列的战略举措来加以推进,以期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20世纪末总体上建成了小康社会,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内主要矛盾开始转变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为此,中国共产党根据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针对当前的阶段性矛盾,坚持以新发展理念来破解新时代发展难题,试图通过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战略举措来推动经济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以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从经济总量来看,在2012年到202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114万亿元,年均增长6.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98万元增长到8.1万元。从经济结构来看,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与优化,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数字化水平、工业化程度、农业现代化水平等方面。在产业结构方面,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从2012年的45.5%提高至2021年的53.3%。从城镇化水平来看,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3.1%提高至2021年的64.72%。从数字化水平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稳定器”的作用凸显,2021年数字经济规模高达45.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39.8%。其中,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规模分别为8.4万亿元和37.2万亿元,同比增长11.9%17.2%。从工业化程度来看,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各区域正有重点、有差别地践行“新四化”,努力实现成熟的工业化与“新四化”同频共振。从农业现代化水平来看,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从2012年的33.49%下降至2021年的22.87%,但这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下降空间。当然,经济总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均离不开发展条件的支撑。从当前阶段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已经有较为充足的资本规模,人力资本红利渐趋显现,产业体系日臻完备,交通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等。在资本规模上,我国资本规模快速增长,资产规模从2012年的745.32万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1695.02万亿元,增长了127.42%,创造了“资本积累奇迹”。在人力资本方面,教育资源配置不断优化,教育形式日益多样化,人力资本得以快速积累。在产业体系方面,我国产业体系涉及的门类最为齐全,制造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在基础设施方面,高铁、高速公路、港口、机场、信息等基础设施规模化、网络化进一步增强。以高铁为例,截止到20229月,我国高铁的运营里程和在建里程分别为4.05万千米和1.31万千米,分别占世界高铁里程的68.79%66.28%,位居世界第一。在创新能力方面,全社会研发投入从2012年的1.03万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2.79万亿元,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中壮大,专利申请受理量和申请授权量稳步增加。数据显示,在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中国位列第11名,在国内市场规模、本国人专利申请等9项指标上排名第一,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这些成就的取得,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提供了完善的制度保障

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涵盖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是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孙正聿,20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换言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征程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制度保障,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实践探索中不断进行改革创新,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与发展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等各方面制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国情民情的不断变化带来的不同时期中心任务的差异,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党如何领导政权问题。在党与政权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明确强调“党是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在政党间的关系问题上,针对不同时期中心任务的差异,开展了国共合作等,为后续确立党的领导地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不同时期的实践探索,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进一步明确了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可以看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伴随着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得以确立,这为党领导国家体制奠定了宪法基础。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并举的路线,通过“一化三改”,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展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范畴也被正式提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开始提出,并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也成为了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不仅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关注其结构变革和实现形式,也关注收入分配方式及其实现方式,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制度层面的探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

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特征、新契机与新挑战,社会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转变。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表现为对物质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体现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多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习近平指出“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这对新时代加强制度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更加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的系统性研究。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辩证法,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当前与长远、重点与非重点等各种复杂关系,突出改革的系统性与协同性,在统筹协调中全面深化改革,使改革成果和制度建设更公平的惠及全体人民。经过十年的制度建设,“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全面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这将为新征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三、科学把握新征程的战略机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时代新征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深刻塑造了当前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战略机遇的内涵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越接近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前行的道路越不可能一帆风顺,风险挑战也会越大。为此,我们应系统梳理战略机遇的演变路径,正确认识新征程战略机遇的科学内涵,牢牢把握“五大坚持”重大原则,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新征程“战略机遇”的内涵发生新变化

战略机遇期是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根据我国社会发展战略环境所做出的综合判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内外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战略机遇的科学内涵也在时代发展中演变。

关于战略机遇期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历史发展背景来看,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对中国当前所处阶段和历史方位的清晰认识和科学研判。1985年,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和平问题是东西方之间的首要问题,事关一国或地区的生存问题,是发展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苏为代表的东西方阵营形成了相对均衡的态势,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乒乓外交”等方式开启了中美交流并建交,和平问题有了阶段性缓和,这也为我国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创造了条件。在此情况下,“南北问题”便开始凸显,发展问题随之成为了主要问题。在资本主导的发展逻辑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客观要求产业分工跨越国界,在世界市场上形成产业链供应链,而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庞大的市场规模等,这不仅为国际资本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投资机遇,也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机遇。为此,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研判国内外环境,主动作为,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在“三步走”战略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力性,不断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提前实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进入21世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了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世界之变主要体现在苏东剧变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中心—边缘”世界霸权格局得以形成,而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世界格局和世界力量发生了新变化;时代之变体现在新一轮的技术变革带来的生产方式革新,经济社会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地球村”加速形成;历史之变则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在较量中变化,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辛鸣,2022)。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入剖析国内外环境,发现和平和发展仍是大势所趋,明确指出21世纪的前20年仍是重要战略机遇期,并制定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虽然我国在发展中也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等冲击,但如期完成了既定目标。那么,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后,我国发展是否还有新的战略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当时提出来时指的是本世纪头20年。在20年后的今天,对战略机遇期如何判断,是一个重大问题。”

新征程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东西问题”和“南北问题”交织演进,战略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相较而言,过去战略环境相对平稳,而现在战略环境变幻莫测,风险挑战难以看清;过去战略目标下合作领域居多,现在战略目标下竞争领域增多。战略环境和战略目标的双重变化必然赋予战略机遇新的内涵。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从战略环境来看,国内外环境均给我国发展带来潜在影响。从国际环境来看,新兴经济体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力量发生深刻调整,新兴经济体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世界力量“一边倒”的格局被打破,开始呈现出相对均衡的态势;世纪疫情影响深远,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不断加大;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乌克兰危机等局部冲突和动荡带来的不确定性,等等。总的来看,当前世界已经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从国内环境来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一些新的矛盾风险挑战开始凸显。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卡脖子”问题依然突出;初级产品供给保障和防范金融风险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依然严峻;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等等。可以看出,新征程面临的战略环境更加复杂严峻,我们需要增强忧患意识,主动作为,在战略与策略的辩证统一中谋求自身发展。再结合当前阶段的战略目标来看,新征程上我们面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和任务,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一方面,新征程面临的风险挑战可能增大,更具复杂性和全局性。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牵涉的利益越来越多,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问题躲不开、绕不过,不少“硬骨头”需要啃;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要坚决防止政商勾结、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等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伴随着我国企业和产品实力的增强,竞争领域的增多,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卡链”、“断链”的风险加大,给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带来重大风险挑战;近些年来,从互联网泡沫破灭到全球金融危机,从埃博拉病毒爆发到世纪疫情,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另一方面,我国发展也具有自身优势和有利条件,机遇更具有战略性和可塑性。新征程上,我国发展已经具备了较好的物质基础,资本充裕、人力资源丰富、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制度优势显著,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抗风险能力强等。面对战略环境的动荡复杂,新征程战略目标下的发展机遇变得更具战略性意义上的发展趋势性,可塑性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挑战前所未有,应对好了,机遇也就前所未有。”这意味着机遇并非无条件的,只有满足应对好了风险挑战这一前提条件,机遇才会应运而生。为此,我们需要增强底线思维和风险防范意识,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采取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来应对好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我国发展创造新的战略机遇。

(二)牢牢把握“五大坚持”重大原则为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提供重要保障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有机统一,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探索之路。“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和特征为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应对风险挑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新征程上,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过程中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我们应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树立机遇意识,迎难而上,因势利导,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应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把握“五大坚持”重大原则。

第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领导权问题始终是科学社会主义政党学说的重要问题之一。政党这一概念隶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由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也能反过来引领社会发展。在人类现代化文明史上,一国或地区的政党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都会带来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革,但其背后也体现了不同阶级所代表的生产方式和阶级根本利益的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始终代表着最为广大的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领导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具有无比坚强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和执行能力,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将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之中,才能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正确方向。历史和实践均证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能从战略上认识、分析、判断当前阶段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战略策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实现新的跨越,创造新的奇迹。可以看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第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创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路。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世界现代化的实践经验表明,世界上并不存在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不同国家的国情民情各不相同,道路选择理应有所差异。作为现代化在中国的真实写照,中国式现代化是后发的现代化,是一般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依靠技术变革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需要进行生产关系的革新,制度创新和变革成为了其特殊性的重要体现。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创新用资本主义制度代表封建主义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不同,我国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也表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本国发展的客观实际,做到“两个结合”,才能探索出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可以看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路径。

第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综观当前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两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实质上是社会大部分物质生产力以资本的形式掌握在少数资本家的手中,体现的是资本生产力,生产的目的是攫取剩余价值,以期满足资本家利益最大化的需要。事实上,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才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这表明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于人民,人民的实践活动构建了整个社会存在与演进的逻辑框架。作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共产党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引的生动体现。毛泽东同志也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才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力量,这已经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被证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工作方针。作为人民普遍关注的焦点议题,民生问题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内容,是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所在。只有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民群众对覆盖面更广、受益面更大的民生保障的期冀,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行稳致远。可以看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取向。

第四,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动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四十余年里,从新时期的开启到新世纪的跨入,从新起点出发到新时代进入,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化,不仅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不断释放出制度红利,创造了两大奇迹,成为了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和最壮丽的气象。新时代新征程,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开始转向制度建设、体系建构的历史阶段。“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这就需要坚持问题导向,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民生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第五,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创造历史,也在斗争中赢得未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人是在斗争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这种斗争精神贯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百余年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的考验挑战,中国共产党勇担历史重任,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内战、抗美援朝等,同国内外强敌开展浴血奋战。面对国际上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严重冲击,国内发生了1989年政治风波等问题,中国共产党采取果断措施,打赢了这场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也坚定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也在那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变化中倒塌了,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失败了,那社会主义实践就可能又要长期在黑暗中徘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也必然会被打断。”新征程上,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可能会增大,也会越来越复杂,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不断增多,这就需要我们把握斗争精神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规律,加强战略谋划、把握大势大局,主动作为,方能把握战略机遇,化危为机、转危为安,夺取新征程上伟大斗争的新胜利。

(三)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经济现代化,而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需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表明新时代新征程坚持新发展理念,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着力点在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虽然我国已经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全面建成新发展格局还任重道远。面对新征程上战略机遇内涵的新变化,“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胜利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首先应明晰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来看,新发展格局是新时代新征程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内在结构的外在综合表现,直接表现为新的生产格局、新的供需格局、新的贸易格局等。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作为一个人口众多且具有超大市场规模的大国,国内经济循环是根基,也是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基础。新时代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的堵点主要体现在需求结构性变化带来的产能相对过剩、供需不匹配、“卡脖子”技术问题(谢富胜、匡晓璐,2022)。新征程上,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核心是打造一个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这也是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坚实基础。为此,我们应立足本国国情,抓住主要问题,坚持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有机统一,统筹发展与安全,制定行之有效的战略举措,加快建设国内经济循环体系。

第一,秉持城乡融合发展逻辑,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扩大内需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基点,而以县城建成环境为重要抓手来夯实县城运行基础支撑是挖掘内需潜力的重要手段。近些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在1800多个县市中常住人口超过9亿人。按照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预计还有2亿人左右进入城市生活。同时,农民工流动半径缩小、就近就地择业成为了新趋势。为此,针对防灾减灾等城乡基础设施存在明显短板等实际情况,我们应以县城为重要载体,坚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和以产业兴旺为基点的乡村建设“双轮驱动”,在协同发展中重塑城乡关系。这不仅有利于化解产能过剩问题,也有利于实现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打造县域内需体系。首先,以重点县城为目标。考虑县城经济发展水平、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等现实情况,以120个县城建设示范地区为建设重点,以承接产业转移和发展特色产业为目标,有次序、分步骤开展县城建设。其次,以重点领域为抓手。当前,县城建设应重点推进县城建成环境建设,为产业转移和特色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作为一项长期建设项目,县城建成环境建设可重点加大县城的防洪排涝、公共卫生、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这将吸引大量的投资和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在化解过剩产能的同时,也能促进县域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最后,以核心问题为突破口。针对县城与城市和乡村产业协同薄弱、收入差距较大等问题,要将县城融入所属城市群的产业分工体系之中,因地制宜地开展撤乡设镇等工作来扩大市场规模,打造小城镇产业集群,推动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同发展,形成城市(中心城市)、县域(中心城镇)、村庄(中心村)的联动融合发展。

第二,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为主攻方向,实现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要求经济活动中资本、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中有机衔接、顺利流转,这将有利于增加物质产品、增进社会福利等,从而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但若经济循环中出现堵点、瘀点等,将阻滞其顺利运转。这不仅在宏观层面表现出经济增速放缓、失业增加等现象,也会在微观层面表现出企业产能过剩、居民收入下降等问题。实际上,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在于供需是否相适应,核心在于有效供给能力能否与多样化的需求相适配。为此,我们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继续完成“三去一降一补”的重要任务等基础上,补短板强弱项,以自主可控、优质有效的高质量供给来满足和创造需求,形成“提高供给质量→满足现有需求并挖掘潜在需求→促进需求升级→引领供给升级→……”的动态良性循环体系。具体来看:针对基础软件、核心硬件等这些对外依赖度高,随时可能存在断供断链的领域,要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挥举国体制集中办大事的优势,加快补齐短板;针对优质品牌商品、健康养老、文化创意等多样化生活性服务业,研发设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应加强政策引导,加快制度建设,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调整和优化供给结构;针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变化、新机遇,要借此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打造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发展,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第三,以创新为驱动力,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依靠创新驱动来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新征程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约束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发生变化,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全面上升。虽然我国在科技事业上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已经成为了创新型国家。但不可否认的是,仍有不少高新科技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受限于人,“卡脖子”问题依然严重。加强科技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来打破产业瓶颈,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为此,要全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战略部署,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优势资源,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体制机制,夯实基础、补齐短板、锻造长板,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在创新攻关过程中,政府应根据项目性质做好分类,精准施策。针对战略性、全局性紧迫领域的项目,政府应主动作为,组织优势资源进行集中攻关。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要勇担重任,做好表率,充当现代产业链的“链长”,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到创新攻关中来,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针对竞争性和局部紧迫性领域的项目,政府应给与全力支持,创新能力强的行业龙头企业要充分发挥带头作用,联合科研院所、行业上下游企业进行攻关,共筑创新生态系统,以创新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

四、结语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全球性、不可逆的世界历史进程,但具体的实践过程则由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历史实践构成。综观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均具有自身实践道路特征。有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顺利摆脱“贫困陷阱”、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等,不断实现现代化水平的跃升;但也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充满曲折,出现停滞、中断或倒退。究其原因,无不与政府治理质量、发展动力转换机制的可持续性、经济脆弱性等息息相关。作为全球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为人民为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坚持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有机统一,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以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是历史与逻辑、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统一。“两个必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理论基石,强大的经济实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制度保障。理论基石、经济基础和制度保障共同为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基础保障和内生动力。

新征程上,中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只有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主动作为、迎难而上才能掌握主动权,方能化危为机、转危为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始终遵循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竞争等“五大坚持”重大原则,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百余年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新征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应坚持的重大原则。在此基础上,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着力点,力争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文章刊发:

刘伟、范欣:《以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管理世界》,2023年第4期,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