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随着疫情防控较快平稳转段，稳经济政策效果显现，我国经济处于疫后修复和政策靠前发力的复苏上升期。一季度，我国内需呈现较快回暖迹象，但外需仍在走弱、结构性失业问题依然存在。近期，欧美通胀同比读数继续回落，但环比读数走高，为对抗通胀欧美央行继续选择加息。目前，全球经济仍处在一些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所形成的紧缩阶段，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较高。综合国内外经济形势，应正确认识我国经济修复所处的阶段，加快扩大内需政策的接续落地，持续巩固经济向好势头；在劳动力供给结构以及受过高等教育人口就业分布变化的情况下，应针对就业研究制定专项政策；同时，应进一步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国内大循环增强吸引聚集全球优质要素的能力，持续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产业间和产业内合作。

随着疫情防控较快平稳转段，我国经济进入了疫后修复阶段，居民出行和部分服务类消费较快增长；同时为有效推动经济较快回稳向好，按照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有力，我国多项政策靠前发力推动经济进入复苏上升期。

受基建投资增速加快、制造业投资保持高韧性以及房地投资降幅收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实现较快增长。2022年，一批“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陆续落地实施，2022年下半年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撬动了大量社会资金；同时，2023年提前批新增专项债券额度达到2.19万亿元，相比2022年增长50%。从已披露发行计划的省市看，2023年第一季度新增专项债发行计划已达1.29万亿。项目和资金相对充足为一季度基建形成实物工作量提供了保障。今年1-2月份，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2.2%，较去年全年提高0.7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高频数据显示，3月全国水泥、钢材价格指数继续走高，预示着基建投资仍保持较快增长。在疫情影响显著降低和政策支持下，制造业投资保持较高韧性。近两年多来，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保持30%左右的同比增长。今年1-2月份，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8.1%，在去年同期基数抬升的情况下，仍维持较高增速。随着疫情形势好转后积压需求快速释放，今年初房地产销售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开发商购地积极性有所提高，房地产投资跌幅较去年有所收窄。今年1-2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下降3.6%，降幅较去年大幅收窄20.7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下降5.7%，降幅较去年全年收窄4.3个百分点，其中土地购置费用增长贡献了3.9个百分点，而直接影响GDP的房地产建安工程投资同比下降12.7%，降幅较去年扩大1.7个百分点。目前来看，房地产销售回暖向建安工程投资增长的传导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高频数据显示，3月上中旬全国3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日均成交面积较1、2月份提高42.0%，显示出较强的修复势头。

在疫情影响明显消退的情况下，餐饮、出行等服务类消费快速修复，但汽车消费因购置税减半政策在去年底到期，增速下滑较为明显，对总体消费增长形成一定制约。随着年初全国各地均已度过疫情感染高峰，受益于防疫措施优化、消费场景修复，前期被抑制的部分服务消费得到集中释放，消费呈现出良好增长势头。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3.5%，较2022年全年提高3.7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同比增长9.2%，较2022年全年提高15.5个百分点，汽车类零售额同比下降9.4%，较2022年全年低了10.1个百分点。新冠疫情暴发后的三年中，消费增长总体受到相当大抑制，但2021、2022年1-2月是消费增长较快的时期。2020—2022年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速达到4.3%，是增长最快的时期。今年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前三年同期平均增速下降了0.8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汽车类零售额下降。今年1-2月份，除汽车以外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0%，较前三年同期平均增速高出0.8个百分点，增速有所加快。按照我们年初的测算，如果在今年的其它月份中，消费品零售总额能够较快增速，使得近四年来的月均增速达到4.3%（即实现2020—2022年1-2月的平均增速），那么2023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以实现10.4%左右的增长（名义增速），从而对扩大内需发挥基础性作用；如果在今年的其它月份中，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较为温和，使得近四年的月均增速为4.1%（即实现2020—2023年1-2月的平均增速），那么2023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可实现9.0%的增长（名义增长）。因此，增加汽车等大宗消费可能是当下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抓手。从高频数据看，虽然部分汽车厂商推出了降价促销措施，但3月上中旬，乘联会口径乘用车日均零售量为3.7万辆，同比下降6.6%，降幅虽较 1-2月份有所收窄但仍然较大。

随着疫情影响的消退，居民出行显著修复。今年1-2月份，全国铁路累计旅客发送量达到5.1亿人，同比增长37.9%，旅客发送量已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88.6%；中国民航累计旅客运输量达到8297.5万人，同比增长36.5%，旅客运输量已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77.4%。包括北上广深在内全国十大城市，1-2月份地铁日均客运量为423.5万人次，同比增长7.9%，日均客运量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97.1%。高频数据显示，3月前三周，全国十大城市地铁日均客运量为561.5万人次，日均客运量已较2019年同期高出6.7个百分点，表明一些大城市地铁客运量仍保持较快增速。

货物贸易进、出口均延续去年四季度以来的下降走势，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作用大概率仍为负。今年初，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影响，我国外贸出口呈现出负增长，但跌幅较去年底有所收窄；在一些产品进口是为了满足出口的情况下，我国进口也呈现负增长，受进口价格下降影响，进口下降幅度超过出口，使得货物贸易顺差小幅扩大。但随着去年底新冠疫情感染高峰期后积压的订单集中释放完毕，以及去年3月进出口基数的变化，一季度货物出口顺差可能会较去年同期收窄。今年1-2月份，我国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8957.2亿美元，同比下降8.3%，降幅比去年12月收窄0.6个百分点；其中，外贸出口为5063.0亿美元，同比减少6.8%，降幅比去年12月收窄3.1个百分点，外贸进口为3894.2亿美元，同比减少10.2%，降幅比去年12月扩大2.7个百分点；我国货物贸易实现顺差1168.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74.2亿美元。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外贸出口降幅有所收窄，一方面是受到全球经济短期有所回稳影响，2022年2月以后全球制造业PMI曾出现连续10个月下降，2023年1月有所回升，2月刚好处在50%的荣枯线上；另一方面可能也与去年底疫情感染高峰期积压的出口订单集中释放有关，根据以往几年经验，在境内疫情高峰过后，我国出口增速短期内会有所加快。从对进口同比拖累较大的产品类别来看，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的进口数量出现比较大幅度下降，这类货物中相当大一部分经生产加工后用于出口，海外需求减少是这类货物进口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原油和有色金属进口额降低，主要是因去年同期价格走高造成进口价格下降引起的。高频数据显示，3月15日之后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有所下降，预示着全球贸易需求有可能转为回落。

从生产端看，受海外需求收缩等因素影响，工业增加值增速出现回落，疫情影响的消退使得服务业复苏明显加快，经济结构向疫情前回归。今年1-2月份，我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较去年12月份提高1.1个百分点，但比去年全年下降1.2个百分点。从工业三大门类来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7%，较去年全年下降2.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较去年全年下降0.9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较去年全年下降2.6个百分点。从主要行业来看，汽车制造业受销售下降影响，增加值同比降低1.0%，比去年全年低7.3个百分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受海外需求下降，增加值同比下降2.6%，比去年全年低10.2个百分点。随着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回落，电力需求增长也随之趋弱。1-2月份，我国累计发电量同比仅增长0.7%，较去年全年下降1.5个百分点。疫情影响的消退，使得服务业生产明显加快。今年1-2月份，我国服务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5%，增速较去年全年提高5.6个百分点。在服务业增速高于工业增速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结构将逐步向疫情前回归。

随着疫情影响的消退，消费特别是生活性服务消费较快修复，政策发力前置也推动了基建和制造业投资的增长，整个社会的用工需要应该较快上升。然而，年初以来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不降反升，特别是16-24岁人口失业问题比较突出。今年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6%，比去年12月提高0.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达到18.1%，比去年12月提高了1.4个百分点。这些失业率上升问题固然受到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但也包含着我国新增劳动力结构变化、当下生活性服务业和传统基建、制造业扩张与青年劳动力就业方向不匹配等问题。这类问题从今年以来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变化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大城市通常人员较为密集，需要人员密接的服务业较为集中。今年1、2月份，与往年季节性上升的规律相反，我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从去年12月的6.1%下降至5.8%和5.7%。这说明目前我国经济向上修复但失业率不降反升，并不是经济中没有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也不是可以“证伪”我国经济复苏的依据，而主要是新增劳动力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就业方向与新增就业岗位匹配度不高造成的。

一季度，受国际需求总体收缩影响，国际能源价格震荡并缓慢下行，但我国疫情防控较快平稳转段和基建投资前置发力，带动了以国内定价为主的黑色金属等产品价格上涨。从已公布的数据来看，今年1月份，我国PPI环比下降0.4个百分点，2月份转为持平。受国际因素影响，1-2月份，我国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累计下降3.9%，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累计下降2.6%；受国内因素影响，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累计上涨3.2%，国内供应充足和气温偏高使得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累计下跌2.7%。受去年价格变动翘尾因素和今年新涨价的综合影响，1、2月份，我国PPI同比分别为下降0.8、1.4个百分点；3月份，受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因素和环比可能下降的共同影响，PPI同比降幅将较2月份会继续扩大。

受春节效应和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等因素影响，年初以来，我国CPI环比呈现先升后降的态势。从已公布的数据来看，因今年春节较去年提前，1月份我国CPI环比上涨0.8%，2月份转为下降0.5%，1-2月份累计上涨0.3%。受节前鲜菜、鲜果、水产品等鲜活产品价格上涨、节后回落影响，CPI食品价格由1月份上涨2.8%转为2月份下降2.0%，1-2月份累计上涨0.7%。在食品价格变动中，由于受猪肉价格累计下降21.0%的影响，1-2月份食品价格累计增幅明显低于疫情前2018、2019年同期6.7%、4.9%的水平。食品价格涨幅较低抑制了CPI环比上涨幅度，如果食品价格涨幅达到2018、2019年同期水平，那么今年1-2月份，我国CPI环比累计涨幅将扩大1.3、0.9个百分点左右。在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的情况下，我国部分服务类价格较快上涨。虽然受春节效应的影响2月份价格由升转降，但1-2月份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费、旅游价格出行价格累计分别上涨了5.9%、2.3%、2.2%。受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因素和今年新涨价的综合影响，1、2月份，我国CPI同比分别上涨2.1%、1.0%；3月份，我国CPI同比可能继续维持在1.0%左右。

虽然受去年同期基数抬升影响，美欧通胀的同比读数继续趋于下降，但近两个月通胀环比增幅较高。美国近两个月通胀环比走高主要是受到季节性因素影响。剔除季节性因素，年初国际原油价格未能延续去年下半年较快下降势头是重要原因；欧元区通胀环比走高可能还受到供给因素的影响。为对抗通胀和表明央行抑制通胀的决心，尽管近期美欧部分商业银行爆发了流动性危机，但美联储和欧央行仍继续选择加息。目前来看，美联储加息已接近尾声，但随着实际利率提升，前期加息所带来的经济紧缩效应将逐步显现。全球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仍高。年初以来，主要受去年同期基数抬升影响，美欧通胀的同比读数仍在延续去年后几个月的下行态势。今年2月份，美国CPI和核心CPI同比分别上涨6.0%、5.5%，较去年12月份分别下降0.5、0.2个百分点；但美国CPI和核心CPI环比则分别上涨了0.6%、0.7%，涨幅较去年12月份分别提高0.9、0.5个百分点。按照以往的季节性规律，每年的1、2月份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环比涨幅会较上年12月有所提升。2018—2022年1、2月份，美国CPI环比涨幅平均较上年12月高出0.5、0.4个百分点；在今年1、2月份美国CPI环比走高中，季节性因素可以解释超过一半的部分，同时年初国际原油价格出现震荡，未能延续去年下半年较快下降势头也是重要原因；剔除能源和食品的核心CPI环比涨幅提高，可由季节性因素解释其中的绝大部分。今年2月份，欧元区HICP同比上涨8.5%，较去年12月份下降0.7个百分点，但欧元区HICP环比上涨了0.8%，涨幅较去年12月份提高1.2个百分点。除需求因素外，欧元区通胀环比走高可能还受到能源、罢工等供给侧问题的影响。

尽管近期美欧部分银行爆发了流动性危机，但总的来看，在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1年欧债危机后，美欧金融监管明显加强，银行体系整体资本充足率和资产质量较高。在经过快速处置之后，由部分银行流动性危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较小。为有效对抗通胀和表明央行抑制通胀的决心，美联储今年以来已连续两次加息，幅度均为25个基点，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已上调到4.75%至5.0%之间；欧央行今年以来也连续两次加息，加息幅度均达到50个基点，表现出更大幅度收紧货币政策的意向。目前来看，美联储加息已接近尾声，但在名义利率维持高位而通胀下行的情况下，实际利率将逐步走高，前期加息所带来的经济紧缩效应将逐步显现。当前，全球经济仍处在一些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所形成的紧缩阶段，尚不能完全排除美联储在今年四季度降息的可能，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变动对国际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还需持续予以关注。

在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之后，受益于疫情影响消退、消费场景修复，我国经济进入疫后修复阶段。一些前期受到抑制的消费需求短期内得到集中释放，人员流动量和活动半径增加，市场人气提升，消费修复的斜率较为陡峭，按照海外经验这一阶段通常持续2-3个月。这一阶段过后，居民将转向基于就业和收入（包括收入预期）的更为理性的消费阶段，而企业投资则需要更多基于市场前景和企业家信心。目前来看，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仍然较高，特别是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超过18%；青年人是消费需求较为旺盛的群体，也是高素质劳动力的载体，大量青年人处于失业或劳动量不饱和的状态，会从供需两端影响经济发展活力。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今年前两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5.5%，增速较去年加快0.4个百分点，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0.8%，增速较去年下降0.1个百分点。因此，当前应加强扩张性政策靠前发力的接续准备并有效增强广大市场主体发展信心，以顺利实现由疫后自发修复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阶段的转换。

经济总量增长往往被认为是吸纳就业能力非常重要的指标，但同样的经济总量增长可能蕴含着不同结构的劳动力需求。从新增就业人口结构看，在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我国普通本专科毕业生在扣除研究生招生人数后为667万人，高等教育毕业研究生64万人，学成留学回国52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493万人，新增农民工241万人。2019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52%，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数占32%，农民工占16%，而2009年我国各类人群所占比例分别为33%、38%和29%，可以看出与受金融危机影响时期相比，我国新增城镇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从受过高等教育人员在各行业中的分布看，2019年受过高等教育人员在教育（18.6%）、公共管理类（16.6%）、卫生和社工作（8.7%）、金融（6.8%）这些第三产业部门就业占比较多，合计占比超过一半达到50.6%，在制造业（15.5%）和建筑业（6.4%）中的就业人数分列第3和第6位，合计仅21.9%。传统生活性服务业，如：住宿和餐饮业（0.5%）、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0.2%）中的占比更少。在中国新增农民工占比下降，高校毕业生去向主要集中在几类第三产业部门的情况下，生活性服务性的修复以及传统基建和制造业带来的总需求扩张，对解决受过高等教育青年人就业的作用可能有限。

今年头两个月，虽然我国货物出口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的下降趋势，但进口下降幅度更大；以美元和人民计价的货物贸易顺差分别增加6.8%、16.2%。但随着以政府为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居民出行的增加，我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会随之增长；叠加去年3月以后进口增速下降所带来的基数变化（2022年3月，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同比下降0.1%，2月为上涨10.4%；2022年，3-12月进口同比月均增速为-1.1%，出口为6.5%），在海外需求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我国货物贸易顺差将由扩大转为收窄且收窄的幅度有可能较大。在疫情防控措施优化的情况下，居民境外旅游、购物增多；同时，前几年因货物贸易快速增长和运费上涨，带动的运输服务出口高增态势也将难以持续。这会造成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扩大。因此，今年我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将从前三年的正向拉动转为负向拉动，且负向拉动的幅度可能较大。

今年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从目前形势看，我国即将进入疫后经济自发修复向需要推动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转换的阶段，因此需加快扩大内需政策的接续落地，持续巩固经济向好势头；针对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需有针对性的研究制定专项政策；同时要进一步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海外需求走弱、境内疫情防控较快平稳转段的背景下，我国在过去三年“抗疫模式”下形成的内外需结构、三次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都将发生变化。扩大内需是有效对冲外需下滑、稳定经济基本盘和提升中长期供给质量的关键。在此背景下：一是要制定有利于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的接续政策，在促进消费增长的同时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发展和就业增长；二是扩大投资规模，提升投资效率，政府投资必须发挥好引导作用，切实放宽民间投资市场准入，加大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三是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要因城施策，根据市场需求优化住房建设用地供给，支持刚性和改善性购房需求。

从目前各行业吸纳就业情况和新增劳动力供给结构看，传统生活性服务业修复和基建投资增长可能难以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针对新增劳动力供给中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比过半并主要分布在几大类服务行业的情况，应推动公共服务普惠性与市场化服务提供相结合，重点对科教文卫体、娱乐、数字化服务等大量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放松管制的改革，促进国内服务业的产业升级，增加对新增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此次疫情冲击和我国新增劳动力供给逐步下降的情况下，很多企业也会调整预期，在未来用更多的机器来代替雇佣劳动力，因此长期就业稳定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在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方面我国要依托自身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增强吸引聚集全球优质要素的能力，牢牢把握对外循环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下降，国内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成为经济持续发展核心因素的情况下，我国需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产业间和产业内合作。部分东盟国家劳动力丰富，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间和产业内合作的前景广阔，同时中国与日韩间的技术合作也存在较大的空间。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应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推动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课题负责人：黄群慧

执行负责人：杨耀武

课题组成员：刘洪愧、李天健、孙小雨、贺颖、周慧珺

本报告执笔：杨耀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