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生态，就像现在的数字生态一样，必须从底层入手才能构建。如果从应用层面入手，那是基于别人的定义和概念，无法构建起自主知识体系，虽然可能有一些自创的自主知识，但肯定成不了体系。怎么构建底层架构，并在此基础上打造一个自主知识体系呢？

自主知识体系是相对的。放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看，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知识体系是完全自主的，都是相互学习借鉴和融合的结果。对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而言，学习先进国家的知识仍是第一位的。当然，学习人类共有的知识体系，不等于说不要创新。创造新的知识，为人类知识体系添砖加瓦、做出贡献，就可以说具备了自主知识体系。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在已经全球化且越来越开放的新时代，像过去那样完全自搞一套、封闭起来，是不可能的。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看，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要义是本土化创新，不照搬照抄。社会科学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土壤，与各国的历史、文化和价值理念，尤其是物质技术发展水平有内在的关联，往往是先有社会实践基础上的思想，然后才有理论原理和分析方法。世界各国有共性的一面，也有特色的一面，如财政学，美国偏向于经济财政学，欧洲偏向于社会财政学。这与美欧财政学的底层逻辑差异有关。

要形成中国特色的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从财政学的底层逻辑入手，有三个基本问题是不能回避的。或者说，必须从基本问题入手来创新财政学的底层逻辑，那就是世界观、发展观和国家观。

一、世界观

世界观是指对世界的基本看法，这个世界究竟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其答案就是对世界的基本看法。这个问题应是由自然科学来回答，因为自然科学一直在研究这个世界，现在已经有了答案。自然科学的三大突破：从牛顿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再到量子力学。相对论突破了绝对时空观，量子力学则颠覆了自牛顿经典力学以来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即世界是确定的，打破了爱因斯坦“上帝不会掷骰子”的断言。1986年在英国皇家学会纪念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一书出版300周年大会上，著名流体力学权威学者詹姆士•莱特希尔发表了一份“道歉宣言”。他说：“今天，我们深刻意识到，前辈们对牛顿力学惊人成就的崇拜，促使我们认为世界具有可预见性。的确，我们在1960年以前大多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但现在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我们曾经误导了公众，向他们宣称，满足牛顿运动定律的系统是决定论的，可在1960年之后这已经被证明不是真的，为此我们愿意向公众道歉。”原来以为世界是确定的，实际上是不确定的。这说明自然科学的研究已经远远跑在前头了。

现在，不确定性的概念成了全球流行的一个热词。“不确定性”到底是什么？是偶然性吗？不是。实际上，它是世界的一种基本性质。那么我们就要重新思考，从宇宙到人类社会，再到历史，到经济活动、财政活动等各个方面都需要反思。如果不确定性是世界的基本性质，那么，从过去到现在常讲的“规律”是什么意思？我们常说的“必然性”是什么意思？“主观”“客观”的意蕴及其相互关系是什么？诸如此类，都需要从哲学层面深入思考。

这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和创新财政学科的基本问题，如果这些基本问题都没有根据自然科学的新发现进行反思，还是基于牛顿经典力学的哲学观，以确定性作为对世界的基本看法来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我们的财政学，是很难有新突破的。若这个底层架构没有变，就像AI一样，只是在先行者AI基础上编应用程序，那就如同在既定地基上盖房子，地基一变，建在之上的房子也就立不住了。

自然科学对世界的新发现和新认识，是人类共同的一个进步，是共同的财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需要思考社会科学的底层逻辑变化，尤其是财政学。“世界是不确定”的基本性质，给我们提出了什么新问题？如果解释世界的底层逻辑变了，那么，改造世界的逻辑是不是也需要随之变化调整？其答案是肯定的。

人类要解决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不确定性”，以及如何构建人类生存发展所需的“确定性”，其基本的逻辑路径是“不确定性→各类风险→防范和化解→构建确定性”。因不确定性引发的各类风险无非就是两类：威胁社会个体的风险和威胁社会共同体的风险，前者是个体风险，表现在经济社会生活之中；后者是公共风险，或者说集体风险，反映在经济、社会、环境和国防军事等方面。那么，我们怎么防范、化解上述风险，从而构建社会个体和社会共同体的确定性？尤其是国家发展的确定性，如何让确定性变得更大、更可持续？这就需要新的知识体系、新的理论和底层逻辑的创新。

二、发展观

2003年7月，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2015年，习近平同志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发展观侧重于发展的方法论，人民发展观侧重于发展的价值依归，两者既是一脉相承，又是递进拓展。先后提出的发展观，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人本逻辑。这就是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或说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哪一个是目的，哪一个是手段？在过去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有时候不由自主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目标，甚至视为发展的最终目的。由此导致人的异化，人的主体性弱化甚至丧失。这里可能有一个默认的逻辑，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物质财富增加了，人自然就发展了。有没有这种必然因果关联？其实，经济增长只是人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其必然性并不存在。不确定性作为世界的基本性质，意味着事物的普遍联系具有不确定性特征，可能是随机的、模糊的、灰度的或不确知的。所谓的必然性、因果性，都是人类作为群居物种以公共风险理性构建的，并非先天存在，就像公共秩序是人类构建的一样。

那么，物质财富增长了，是不是就能自发地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平等的发展？答案是否定的。所以，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理论上的重大挑战。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社会这一远大理想，是因为看到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严重异化，人被物（资本）所支配，资本也异化为一种人格，成为社会的主宰。发展问题若不是在人本逻辑主导下，若不是以人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随时都有被异化的风险。就此而言，经济学仅仅是解决物的发展问题，一旦它膨胀到可以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就可能从一种工具性的学问变异为主导社会意识形态，产生被马克思批判的“拜物教”。如何彰显人的主体性，始终将人置于发展的中心不偏离，这是当今发展观的核心问题，也是人类面临的顶级难题和挑战。从“增长的极限”到“寂静的春天”，再到对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批判，都反映出物质现代化先行国家学界对人异化状况的反思。物质现代化后行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当借鉴反思，时刻警惕物质现代化进程中人被异化的风险，始终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观。这也是建构人类发展确定性的前提条件。

具体到当下的财政问题，当个人消费差距变大，从而导致能力差距变大的时候，财政怎么发挥作用？是从收入差距入手来实行再分配，以此缩小消费差距，还是从公共消费入手来缩小个体消费差距并落脚到缩小能力差距，尤其是体制导致的群体性能力差距上？如何按照人本逻辑来补能力的短板，促进不同群体、阶层发展机会的平等和人的能力普遍提升呢？这是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财政的基本功能不是分配资金和配置资源——这只是物本逻辑所衍生的功能，而是分配风险，改变不同群体和阶层的风险处境，让其都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促进共同富裕，当我们在分蛋糕、做蛋糕上很纠结的时候，若是落到人的能力普遍提升上，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效率与公平也能融为一体、相互促进，二者就不会变成一种对立的关系。

所以，发展观至关重要。发展观不同，财政学科的定位、财政学科的底层逻辑也就不同。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层层递进的，物的现代化最终要落到人的现代化上来。未来发展的确定性，也只有通过人的现代化才能真正构建。

三、国家观

国家到底是阶级专政工具，还是为老百姓遮风挡雨的平台，或者是其他什么？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答案。从计划经济、计划社会到市场经济、市场社会，国家职能和作用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与经济的货币化、金融化以及社会财富的资本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财政、金融与国家的演化是内在关联的，不同的国家观，就有不同的财政金融观。这从欧美国家的差异就能看出来。现代社会的国家形态差异很大，制度结构各不相同，但国家观有趋同的迹象，如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上，都强调“公权民授”、人民是主人、政府是公仆，都强调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和依宪依法治国，都强调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念。

人的解放，一直是国家演化的主题，历史上的国家形态变化，都与人的“解放”直接相关。从人身依附的奴隶制国家，到土地依附的封建制国家，再到资本依附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历史的进步，虽然没有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但实现了人更大程度的自由。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没有市场交易的，货币只是计量工具，人对资本的依附也就不存在了，在理论上，可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然而现实却告诉我们，人的彻底解放，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终究是离不开生产力水平这个现实基础的，何况人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处于同一个过程之中。所以，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物质技术的发展和现代化仍是首要任务。劳动是谋生的手段，财富是生活的基础，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仍是一个长期愿景。不言而喻，现代国家的首要任务没有改变，特别是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仍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初心使命应当是人的发展，发展生产力只是路径、手段和不可避免的过程，而不是最终目的。这是我们应当秉持的国家观。

从学术思想史上看，曾把国家称为暴力国家（暴力工具）、税收国家，后又提出预算国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语境下，这些提法都有其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尤其是放在“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这个视角来分析，财政是国家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治理基础，也是权利约束公权的基本实现方式。征税的授权，预算的完整性、透明度、参与度，地方的财政自主性等等，既是国家治理的表征，也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财政集中体现了国家治理效能，或者说国家治理效能最终都会综合反映到财政上来。国家与人民的财政关系、国家与市场的财政关系、国家与社会的财政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都会映射为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税收国家”或“预算国家”。但这种国家观并没有超越物质利益关系这个范畴，人的主体性或人的发展被嵌入其中而难以彰显。“靠钱摆平”的物本逻辑依然是现代财政的主导形态，为不同部门、地区、阶层和群体“分钱”，成为现代财政的主要形式。可以看出，“以物为尺度”的国家观仍是物质文明阶段的主流观念。

在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人的主体性被动地显现出来。因为不同阶层和群体的风险处境“暴露”了人的主体性，在经济金融危机、疫情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等等各种各样的危机中，水落石出之后“露出”的是关于“人”的各种问题，贫穷、疾病、知识、能力、权利的不平等、机会的不公平等，诸如此类都是基于“人”这个主体的存在而显现出来的。繁荣之后的衰落，更能感受到人才是万物的尺度。在风险社会这个大背景中，人的问题被凸显出来，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衬托出人的脆弱性，以及不同群体、阶层的不平等性，社会成员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张力。走向风险社会，国家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工业化之后的国家应是什么？简单地说，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国家的主导形态在转向“风险国家”。什么叫风险国家？其含义是什么？其实就是为老百姓遮风挡雨，为其安居乐业提供更大的确定性。我们常说的是提供公共服务或者公共产品，其目标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公共风险最小化，让人人过得安心，让未来可预期。这就是风险社会中财政要干的，也是风险社会的国家职能。

从这点来看，国家财政在一定意义上类似于保险公司，提供“保险”服务，老百姓交税交费，国家拿了这些钱给老百姓保平安，从两个层面提供免于风险的确定性保障：一是为社会共同体的生存发展，如提供公共安全、基础设施、社会保险和公共服务等；二是为陷于风险处境难以生存的社会成员，提供如社会救助、救济等。国家为社会共同体提供确定性，为社会成员分散、转移生存风险。保险公司按照市场规则运作，自愿、平等，为社会个体提供保险服务，而国家财政是社会共同体的“保险公司”，遵循的是社会规则，需要体现共同意志的法律强制，以避免“搭便车”的个体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公共选择的社会共同契约。面对不同层次的风险——个体风险和社会共同体风险（即公共风险），需要不同的风险防范化解机制。从自愿的商业保险，到准强制的社会保险，再到完全强制性的国家财政，都是基于风险的制度安排，其区别在于防范化解的风险不同而已。

放在风险社会这个参照系来观察，国家职能在向“风险国家”加速演化构建、不断拓展，但其实只是国家本质的外显。“暴力国家”“税收国家”“预算国家”等这些概念描述的国家形态，其实都隐含了“风险国家”的部分功能，仅仅是因为风险社会的来临，让国家防范化解风险的功能更加凸显出来，国家的本质得以被人们看得更为清楚。基于风险国家观，“财政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更加清晰了，即如何为老百姓这个共同体防范化解风险，促进公共风险最小化。除此之外的其他事情，都是老百姓之间的事，是社会个体的事。公共风险防范化解做到位了，趋于最小化了，老百姓幸福生活也就有了。这与传统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逻辑不同。转向公共风险最小化，这样就知道财政应该干什么、不应当干什么，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以及央地关系就可以用新的底层逻辑来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