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遭遇新冠疫情冲击之前，中国经济做到了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认识、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从新冠疫情冲击中复苏，也恰逢人口达到峰值继而开始负增长，因而经济增长面临供需两侧新挑战的关口。
认识这些变化和转折发生的必然性、相互间的同步性和后果的复杂性，是我们思考应对措施进而认识政府、企业和个人在未来发展中各自作用的必要出发点。中国经济社会所面临的这个大趋势也提出了关于发展本身的思维方式转变和研究范式转换的要求。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遇》（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3月出版），原标题为《把握正在发生的大趋势》，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在这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挑战和机遇已经不像传统二分法显示的那样泾渭分明，而是越来越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特点，或者说迎接挑战和抓住机遇已经成为同一时刻的同一个过程。从这个辩证思维出发，深入分析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征化事实。
首先，高质量发展往往形成于供给侧冲击导致经济增长减速的时期。在收获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生产要素的供给有较大的潜力，配置和重新配置有充分的空间。这方面的增长潜力尚未耗竭，尚有足够大的空间进行挖掘的条件下，以要素投入驱动经济、靠劳动力转移获得重新配置效率仍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增长源泉。
在发展阶段变化的情况下，一旦传统增长源泉开始式微并迅速消失，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应该逐渐成为占据主流地位的增长方式。同时，在生产率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下，也根据先后顺序区分为两个过程，起初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多依靠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而随着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且日益突出，全要素生产率变得越来越重要。
其次，破除社会总需求因素特别是消费制约的举措具有手段和目标相统一的特征。在人口负增长时代，社会总需求的扩大受到诸多抑制，从而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缓解乃至破除这种需求侧制约，特别是扩大和强化居民消费的各项政策举措，包括在三个分配领域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均等化程度，从相对脆弱同时规模庞大的群体（老年人、农民工和脱贫农户等群体）入手，培养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等等，既有利于扩大消费，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也达到提高人们生活品质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效果，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最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改革可以把创造和分享改革红利的过程毕其功于一役。供给侧改革的红利通常表现为潜在增长率的提高，需求侧改革的红利则表现在社会总需求对增长更有力的保障方面。总体来说，早期的改革具有较突出的帕累托改进性质，即任何参与方从改革中获益都不会以其他参与方的受损为代价。
在那个阶段，改革往往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遵循步步为营的原则，各参与方对改革的成本和收益往往是锱铢必较。随着改革的深入，从改革的成本收益比较来看，低垂的果子已经被摘取殆尽，当前和今后的改革越来越需要付出更大的边际努力。因此，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和相对完善的体制条件下，推进改革需要有也可以有不尽相同的方式。一方面，既然改革红利仍然存在且显著，就意味着可以获得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净收益；另一方面，改革成本的分担和收益的共享如今不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在新发展阶段，在改革能够带来红利的前提下，应该把改革成本的分担和改革收益的分享，都纳入改革的顶层设计。在这种改革方式下，只要改革的方向正确、改革的决心坚定，就可以克服出于成本收益考虑的犹豫彷徨，化解推进途中的种种风险。
凡事预则立。作为一种思想准备，我们应该从以下几点做到未雨绸缪。
首先，需要时时保持风险意识，积极防范各种“灰犀牛”和“黑天鹅”事件，不要心存侥幸。其次，一旦冲击不期而至，需要做出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应对。这里讲“准确”和“正确”，并不意味着苛求政策制定和实施必然弹无虚发、手到病除，但是随时总结经验、修正方向和调整措施就可以把误差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最后，我们还需要把传统经济学研究的周期视角扩展为与未来趋势更吻合的不确定性考量，这就要求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和研究范式的转换。
从政策角度来说，在遭遇冲击时，认清冲击的性质是基础的一步，是能够做出合理应对的认识论前提。既然经济增长总是要面对这样那样的冲击，经济理论的很多分支和流派都针对特定的冲击类型，分别具有解释力和启示意义；经济史也给我们留下了汗牛充栋的经验和教训，不无针对性和镜鉴意义。虽然没有人敢打包票，声称这些理论和经验中的任一部分能够为任何国家提供唯一正确的应对冲击之策，但是这些有益的知识财富毕竟可以帮助后来者尽可能避免重蹈覆辙或走弯路。
换句话说，各种理论模型、经验积累和政策工具共同打造了应对经济冲击的“十八般兵器”。一方面，这个“兵器库”越是丰盈和丰富，越有助于扩大关键时刻的政策选择空间。由于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事件发生的情形都会存在差异，既然各种备选方案之间不仅是择优汰劣的关系，而且可以交叉、融合和互补的方式展示它们的价值，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各种理论和政策储备都有机会因地、因时制宜地采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根据变化了的实践及得到提升的知识主动寻求和推动理论范式的转换，对经验和教训进行重新叙事，指导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
增长理论还热衷于探讨生产率提高的途径，因而也就要关注技术创新和科技革命等话题。虽然微观层面的创新是持续不断、层出不穷的，但是作为一种蜂拥现象的科技革命从来不是直线式一往无前的，因此这个领域也涉及周期、波动和不确定性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在遭遇冲击的情况下，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受损甚至中断，创新活动也可能受到损害。与此相关的产业政策研究常常会产生一个倾向，把占据科技革命先机作为一种国际竞争，在极端的情况下，也就是受到地缘政治的干扰，一些国家还会把技术脱钩作为打压他国的手段。
我们可以知道，企业家的职能之一就在于在经济衰退的过程中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从微观层面获得企业盈利的同时，在整体经济层面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既然冲击会以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方式造成难得的创造性破坏结果，充分抓住和利用这个提高生产率的难得时机，就应该纳入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并在政策和实践中予以妥善的应用。
国际经济学也需要与周期问题打交道，经济全球化一直具有起伏跌宕、盛衰交替的特征。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的这一轮全球化高潮导致了各国经济增长的趋同、全球大规模的减贫和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这本来是经济全球化的预期效应，在以往的全球化高潮中从未达到过。然而，一些发达国家把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归咎于自由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外迁，纷纷诉诸体现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思潮的逆全球化政策。
在很大程度上，各种手段都以中国为竞争对手，极尽遏制和阻挠之能事。新冠疫情期间，供应链的断裂也加剧了这一趋势。面对这种大变局，经济研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回应是修改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借助全球政治经济学的框架来认识大国博弈中的对抗倾向。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便在政治考虑或者政治经济学考虑之外，也有足够多的理由，需要借助本土化创造产业韧性的优势，克服过度追求效率的全球化脆弱性。
其实，这些观点旨在说明，经济固然可以全球化，政治终归是本土性的。这样的政治经济学范式虽然有助于人们从理论上认识逆全球化的趋势，抓住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对抗行动的根源，但是它无助于从政策上找到破解僵局的解决方案。按照这种范式的逻辑，逆全球化是一个可以得到确认的必然过程，因此，各国只能接受这个现实。
中国做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策抉择的依据是全球化及世界经济自身的变化逻辑，而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也不是基于他国情况的政治学逻辑。这包含三个方面的取向：第一，基于已取得的技术水平、得天独厚的规模经济、集聚效应和超大规模市场，获得新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第二，利用世界经济多元化、多样化和多极化的新格局，在更高水平上和更宽广的范围内继续开放；第三，通过中国式福利国家建设，更充分和广泛地分享发展成果，构建社会凝聚力和可持续发展韧性，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不断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是应对各种风险和冲击因素的最后保障手段。经济学认识到社会保护的必要性，也着力于探索如何把握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政策抉择中也尝试处理安全感与灵活性的相互促进关系。例如，致力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统一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有计划地撰写了关注人类安全的三部曲，即2019 年关注不平等、2020 年讨论人类世风险及2022 年以不确定时代和不稳定生活为主题的人类发展报告。可见，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定感，需要把认识向前推进一步，即福利经济学和社会哲学也面临范式的转换。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列举出实现公平正义的三条可选路径：一是从功利主义出发，把公平正义视为一种福利最大化的算计；二是基于自由至上理念，认为公平正义就是给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三是认为公平正义涉及尊重和认同德性和良善存在。他本人推崇的是第三条路径，认为公平正义是一种共识、定义和判断。人类发展史和思想史越来越清晰地表明，前两条路径未能导向正确定义下的公平正义。因此，根据时代要求、共同特征和中国国情确定公平正义要求，以制度建设的方式予以保障，应该是我们的路径选择。
既然人类的历史及人们对规律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过程，对公平正义的认识及在社会实践中体现公平正义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对中国来说，经济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要求一个关于公平正义的更高理念和境界与之匹配。在政策选择中，就意味着以符合社会必要水平的基本生活和公共服务为目标，以制度的确定性形式做出社会保障承诺。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政府曾经是经济活动的参与主体。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中，政府在这个身份意义上的职能应该有所减弱才好。然而，这丝毫不意味着政府作用的降低。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例如，新冠疫情冲击中复苏的要求、一系列有着巨大外部性风险挑战的严峻性，以及基本实现现代化任务目标的紧迫感，都前所未有地需要政府居于更高的地位，更具引领性地发挥作用。
针对美国广泛存在对政府职能的怀疑情绪，斯蒂格利茨指出，当出现疫情等具有明显负外部性现象的时候，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对中国来说，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面向中国未来的发展，深刻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范式转换趋势，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认识上的准备，可以帮助我们形成对应的理念。同时，也需要通过政策制定和实施，将新的理念转换成经济运行环境、社会福利制度框架、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储备、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以及针对各参与方的激励机制。
传统观念认为，企业只是出于实现自身赢利的目标被动接受市场价格和激励信号的微观主体。然而，以新发展理念来认识，企业既需要对更广泛的社会要求做出反应，也具有足够大的空间发挥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顺应发展大势和符合社会目标也应该被纳入企业的经营函数和发展目标。具体来说，企业的日常经营和长期发展都面临一系列需要做出的转变，包括摒弃一些负面的行为方式，更多地转向正面的发展取向。
如果列出一个负面清单的话，企业不应寄希望于从以下行为达到利润目标。例如，寻求额外的政府保护、创造和利用寻租机会、意图垄断市场、规避规制和监管、利用不对称地位侵害消费者权益，及至实施恶意助推等。从一个正面清单的角度来说，企业可以通过遵循一些新的理念，在激励充分且兼容的条件下，达到微观赢利与社会受益双重目标的统一。例如，通过把员工、客户、社区等相关方的利益，以及把环境、地球、气候和全球化新趋势等广泛的外部性纳入经营函数和发展目标，通过创新向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个人是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微观主体，也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载体。达到人人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境界，既需要政府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企业和社会提供良好的活动平台，也需要每个人做足准备、付出努力、施展身手。需要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共同创造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通过教育、培训和“干中学”增进人力资本的积累。
应对新的风险挑战、因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人力资本具有越来越多新的内涵，人力资本的培养方向和机制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首先，人力资本需要满足人类全面发展的要求。教育的发展也好，终身学习体系的完善也好，既是每个人获得发展能力的手段，也越来越成为值得追求的发展目标本身。因此，人力资本培养必须符合德、智、体、美、劳的全面要求。其次，科学能力和人文素养的培养必须并重。
创新发展的高度、深度和可持续性最终不再取决于传统有形的生产要素，而取决于内生增长理论意义上的创意。正如学科交叉融合带来科技创新一样，人力资本素质的交叉融合也促进创意的产生。最后，重在软技能的培养，提高新一代劳动者的学习能力、就业和创业能力及劳动力市场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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