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

　　（50人论坛·北京）传统中国的文化地位
　　不同国家、地区有不同文化。中国人一向以灿烂、悠久的文化传统为荣。中国不仅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国内外很多学者都认同，在工业革命之前的近两千年间，中国文化、文明不愧为全世界最高的成就。
　　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东西方比较研究。一般认为，在公元元年的时候，西汉与罗马帝国不相上下。可是，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就进入长达一千多年的黑暗时代；反观中国，自汉朝以后不断地经过好几个盛世，汉、唐、宋、元、明以至清帝国早期。
　　中国长期的文化、经济发展成就，不仅让西方非常羡慕、崇拜，而且对周遭国家和地区产生深刻的影响。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著名的孝德维新，全面学习唐文化。中国文化还影响到韩国、泰国等周遭地区国家。
　　工业革命以前的这一千多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确实是最发达的文化，全世界的人到中央帝国来朝拜。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恢复古典希腊传统，重读古希腊哲学，摆脱中世纪神学对思想的钳制；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研究以人为本的儒家哲学。可见文艺复兴运动的内容，也包括学习中国文化。总之，中国文化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让我们感到非常骄傲。
　　现代化努力与中国文化三层次
　　工业革命以后，中国开始落后了，国力日渐式微，不复为世界中心。而且在西方列强压迫下，尤其在鸦片战争之后，甚至有所谓亡国亡种的可能。在那种状况下很多人开始反省，从单个人来比较，中国人不傻笨，为什么中国不如西方？在文化的冲击当中有很多深刻的反省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是因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五四运动时期的主流思想认为，儒家文化是一个吃人的礼教，中国要复兴，必须打倒孔家店。他们认为中国文化落后从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中国人有很多行为劣根性，保守、乐天知命、圆滑、不求甚解、自私、特别容忍恶势力和社会不公正、夜郎自大。中国人行为特性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必须彻底地拿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对抗，以今日之我来否定昨日之我。必须打倒孔家店、改变文化才有可能使中国强起来。他们把中国所有的落后、一切的困难都归罪于文化。时至今日，这种思想在很多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
　　最近的一个新思潮大力肯定中国文化。在东亚地区出现新兴工业化经济，首先是日本，然后是亚洲四小龙。全世界除了西欧、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外，就是这些东亚经济可以称为现代化国家。日本人均收入在1988年就赶上且超过美国，新加坡人均收入在1996年超过美国。这些国家、地区的复兴，得益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仅增长而且赶超发达国家。为什么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当中脱颖而出，加入以西欧、北美白种人为主导的发达国家俱乐部？为什么他们经济有活力、发展这么快？结果发现一个共同因素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中国儒家文化影响。他们进而分析为什么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地区经济能够取得快速发展？结果发现儒家文化事实上对经济赶上西方最发达的国家作了很大的贡献，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儒家文化强调勤劳、节俭、刻苦、重视知识、重视长幼次序、重视所谓朋友有信。这样，他们又把成功的这一部分全都归因于儒家文化所带来的这些优点。
　　有趣的是，这跟西方对同一个问题的解释有很多共通之处。Max Weber认为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兴起直接关联。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儒家文化在东亚包括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到底处于什么地位？五四以来不仅中国知识分子长期批评儒家文化、呼吁打倒孔家店，而且凡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同样对儒家文化有很多抱怨；今天该地区的经济振兴，人们又全部归功于儒家文化带来的好处。岂非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儒家文化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到底是阻碍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是成为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哪一个说法是对的？两个都对吗？还是一个对、一个错？还是两个都错？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这正是本文教值闹魈狻?lt;BR>　　要谈中国文化的作用，先弄清什么是文化。当然定义文化的方式非常多，不同学者的定义方式会不一样，我个人比较接受费孝通先生的一个定义，他认为文化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生产、生活的工具，国家、社会用什么样的工具、器物来生产、生活。比如中国人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印度人用手抓，所用的器物不一样。这当然包括国家打仗时候用什么，用洋枪大炮、还是大刀长矛？这是器物层次；第二是组织层次，按照费孝通先生的定义，包括这个社会里面怎样把个人组织起来，让单独的个人能够结合在一起、在一个社会里面共同生活以及他们之间怎样互动。它包含很多内容，比如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生产组织、国家机器等等；此外还包含一个价值观念的层次，人怎么想，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什么好？什么不好？好坏之间，各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选择标准不一样。三个层次不可分割，是一个有机整体。
　　有例为证，在原始公社，从生产、生活工具来看，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一般用长矛、箭，矛尖和箭头是石头打造的，是生产工具；从社会组织来看，原始公社社会组织比较平等，可能有一个领袖，但其他基本上很公平，也有一些分工，比较进化一点的分成武士、猎人等，组织方式与现代很不同；从价值观念来看，很多东西不分你我，而现代社会，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人类文化学者考察原始社会，主要记录用什么工具生产、组织方式是怎么样的、价值观念是怎么样的。在不同社会、不同地方或历史的不同阶段，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且都可能不同。不妨举一个关于市场的例子，原始社会人们打猎以后，自己吃穿以外还有剩余，就要进行交换，把物品放在路边，路过的人看到就知道这个物品可以交换，可以拿走。放物品的人会躲在树后看有没有人来拿走，拿时有没有留下物品来交换，这是一种组织方式；今天如果你在街边看到别人的物品，绝对不能拿走，否则别人一定把你送到警察局告你偷窃。原始社会放在路边的物品可以拿，当然也有一些价值标准，拿时必须留下一点交换的物品。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标准，如果拿了物品没有留下交换的物品，原始社会的人会千里追杀，不管多远都会抓回来报仇，这都是价值观念。现代人看到我拿走物品可以送我到警察局，看不到不会千里追杀，或派个人来暗杀我，否则我反过来送他到警察局。所以，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阶段文化不同，包括器物不同、组织方式不同、行为规范不同。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形下，任何一个文化存在，都是一个自洽的整体，其生产工具、社会组织方式以及价值观念是一个自洽的整体。
　　使用这个定义来观察中国近代一些历史演变，很多社会政治运动特别容易理解，而且可以进行分段。在工业革命以前，中国文化全面领先于西方，不仅中国人这么认为，亚当·斯密也接受。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且在接二连三战败后进行反省，到底中国怎么了？为什么从一个一两千年来基本上是独霸一方、万方来朝的国家，突然间屡战屡败？引发很多社会思考。尤其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中国有所谓亡国亡种之危险，在这种状况下，要使中国强盛起来，就要思考。当时最早的思考认为中国的这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长幼有序的儒家文化是好的，中国被西方打败，首先观察到中国枪、炮不如西方，没有铁甲船，当时这种文化上的反省就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这样一个思想认识的指导下，进行了30年的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所谓洋务运动，购买了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武器，直到后来甲午中日战争发生。甲午海战之前，中国人和许多外国人都觉得中国人应该打赢。因为当时北洋舰队按照吨位计算是全世界第五位，按照武器先进性，中国是世界当时最新的大船、最新的武器装备。同时期日本，在美国海军上将沛利率领的舰队逼使日本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之后，进行了明治维新。海战之前，日本的船比中国小，而且很多是日本自己造的、也不先进，而中国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所以很多中国人和外国评论员认为中国肯定会打赢。结果中国却败于日本。
　　甲午海战是一个更大的冲击。日本一两千年来基本上是中国的小徒弟，文化基本上都从中国进口，长期派留学生到中国来取经，把中国最好的东西、经史拿回去研读一番。为什么却能够打败中国呢？当时的反省认为一个国家要强起来，除了要有这些先进的武器、生产工具之外，还需要其他东西。观察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时间变强，原因就在于改革比较彻底、反省比较彻底，他们除了学习西方的洋枪大炮之外，还学习了西方的制度。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政治方面开始实行君主立宪，然后内阁制，由在国会里面获得多数的政党组成内阁；军事方面请德国陆军教官来改革日本军队，军队从原来属于各地贵族变成属于国家；教育方面日本推行西方的义务教育；经济方面日本建立西方的银行制度，引进西方的企业制度。所以当时中国认识到除了学习西方这些器物层次的所谓洋枪大炮之外，还必须改革组织层次。有两派不同的想法并存：一派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君主立宪派，主张在清廷基础框架之下进行与日本明治维新一样的改革，推行现代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制度；另一派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认为在清朝异族统治之下，即使进行社会组织层次的改革还不行，必须推翻满清，然后学习同美国一样的、以总统为国家元首的三权分立的制度，也包括其他的经济社会教育制度。结果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一般人的想法颇似现在苏联、东欧的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的想法。虽然这个认识比洋务运动时的认识深了一层，除买枪、炮外还有社会组织改革，但是并没有让中国马上强起来。
　　第三层思考就是后来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个新文化运动，认识到中国要强起来，不光在政治方面有宪法、总统、议会，或建立像北京大学这样的所谓新学，也不光建立一个所谓新军，现代化的军队，还要一些文化方面更深一层的东西。当时就是“德先生、赛先生”，民主与科学。这是属于价值观念、伦理观念、是非标准观念的。按照这个观念，要有民主、科学，中国才能够强起来。
　　综上所述，在艰难的现代化努力当中，对为什么中国从天朝大国、全球最强沦落到在国际上排名落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经过了三个层次的认识深化。
　　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
　　我们认识到在工具层次上不如西方；在组织上面，也有不少落后的地方；在精神、价值层次上面，也和西方有许多不同。怎么样让落后的中国重新崛起？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可作参考。第一种理论以Max Weber为代表，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他影响到五四以后两、三代人。为什么全世界在1930年代以前的发达国家，当时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在西欧、北美？为什么这些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强大呢？当时看来资本主义跟一国的强盛有一定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资本主义？ Max Weber认为，强调储蓄、又从事生产、扩大再生产是卡文教派先提出的一个观念，而且变成他们的行为准则。这个行为准则逐渐被新教徒普遍接受，他们重视现代生活，重视现世，而不见得完全是来世。因为新教在伦理、价值观上改变，所以出现了资本主义和后来的工业革命。按照这种观点，中国过去的伦理道德确实有不少跟现代精神不符合的地方，像在五四时期对儒家文化进行深刻反省时所提出的那些。中国应该如五四时期提出的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换言之即“全盘西化”。这个观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到现在还相当大。
　　这种观点理论上也许自恰，但实践上有相当大的困难。主要在于每个人的价值观念是怎么来的？每个人的价值观念并非作为基因与生俱来，其实是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学来的。从这种角度出发，即使我们接受Max Weber的观点，认为必须在价值文化上先改变，或是像《河殇》作者这样的学者接受全盘西化，在价值、伦理上全部接受西方。理论上也许可以做得到，但在现实上很难做到。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确实有办法在价值、观念上面完全接受西方的东西。可是，只要让中国人在中国社会里长大，长大以后还是中国人，就不能在伦理、价值这个层次上完全摆脱中国、接受西方的东西。按照这个说法中国基本上就没什么强盛的希望。
　　另一种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的理论，认为文化包含几个不同的层次，有器物层次、组织层次和精神层次。但在三层次当中，器物即生产工具是基础，生产工具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会跟着变。根据Max Weber的看法，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自己比较倾向于接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比如，原始共产社会特别强调互助、合作，共有、共产，这是一个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的形成与经济基础有关。当时的生产工具是原始的生产工具，当时的生产方式是什么？在原始游猎社会，野兽比我们跑得快，比我们力量大，组织起来才有办法捕获野兽，所以形成共产社会，而且要共享，当时这种共享原则与生产力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当生产力变了，从游猎变到农耕以后，农耕与游猎比较起来，其一、农耕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稳定。播种以后虽然也受天候影响，但产出多少、什么时候产出都知道，不象游猎时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到猎物。农业社会生产工具、生产手段变了，生产多少基本上能预期；其二、生产出来的东西较容易保存，粮食吃不完晒干放到明年还是粮食。在这种情形下，作为一种保险手段共享的需要就减少了。因此生产组织由公社演变为以家庭为单位。而且为了提高每个人的积极性，有了财产划分。另外，市场制度也发生改变。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就一个文化而言，随着生产力水平变化，上层建筑、社会组织以及价值观念也不断变化。我们实际关注的是当两个不同的文化，一个生产力水平比较高，与一个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文化接触以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文化怎么样发展的问题。这里反映出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生产力怎么发展、二是上层建筑怎么发展的问题。其一、既然从历史发展来看上层建筑决定于生产力基础，没落文化面对强盛文化挑战时要实现文化整体水平的提高，首先还是怎么样把生产率的水平提高的问题；其二、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上层建筑有没有能力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调整，不断赋予新生命、新内容的问题。谈中国文化与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同时回答这两个问题。有没有办法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得到快速的提高？中国文化的上层建筑能不能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的调整？尤其指精神层次的东西。
　　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的未来
　　展望2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从生产力水平来看，应该是可以非常乐观的。因为要看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指生产力水平发展，主要看三方面，其一看要素增加的可能性有多大，有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当然当中最重要的是资本的增加了，因为土地一般是不增加，劳动力增加总是有限，增加比较快的是资本。其二是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配置由生产生产力水平很低、附加价值很低的产品产业向生产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品产业转化，经济会增长。其三是技术。给定同样的要素、生产结构，但是技术水平提高，生产能发展。
　　在这三种主要来源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变迁的可能性。因为前面两者都决定于技术变迁，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如果技术不变迁，资本不断积累，就会碰到所谓投资报酬递减，资本的回报就越来越低。除非保持一个很快的技术变迁，否则就不会有一个很高的资本积累；从结构变迁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新技术，就不会有新的、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品、产业。比如信息产业的附加价值高，因为它是一种新的信息技术成果。任何新的附加价值高的都是技术变迁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取决于技术变迁有多大的潜能。所以，要判断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或生产力水平发展，其实只要看这个国家、社会技术创新、技术变迁的可能性有多大。技术变迁（technological innovation）在不同的国家、发展阶段的含义不同。如果是最发达国家，那么innovation等于invention ，创新是等于发明，发明来自R&D，必须花很多钱来开发、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家innovation 可以等于invention ，但是除了invention 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叫imitation ，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有个差距，其实可以利用这个差距，因为创新的含义只是说，下一次生产活动当中，我所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新，比现在的技术好，就是创新，但不见得是最新。对于发达国家只有发明一种方式，对于发展中国家，可以既是发明，又是引进。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到底选择哪一个，重要的是成本的考虑。哪个成本比较低？在最尖端技术上面的发明、R&D是非常贵的。现在的信息产业被认为是最热门产业，2000财务年度， IBM研发投资是43.45亿美元，Intel是38.97亿美元，摩托罗拉研发投资是44.37亿美元。而且投资不见得都成功，有点像买彩券有一定的中奖概率，但中奖概率很低。根据一些研究，平均起来一百项研究当中，大概只有五项是成功的。成功就可以把这个技术拿去申请专利，专利有二十年的保护期，但能够申请专利的技术也不见得都是有价值的技术。因为很多申请专利以后，这个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特性消费者不喜欢，没有人买就浪费了。或这个特性消费者喜欢，可价格太高，消费者买不起，也是浪费。根据研究，在十项申请专利的技术当中，到最后真正有商业价值的大概最多只有一、两项。从这种角度来讲，如果在最尖端技术上面做发明，一百项当中，到最后有商业价值的可能只有一项。当然如果成功这一项回报率会非常高，可能单单这一项就赚十亿、二十亿或更多。如果把百分之九十九失败也算进来，在最尖端技术上面的发明研究，回报率并不高。另外，要跟IBM竞争的话，一年拿五十亿美元，连政府大概都拿不出来。我们中央政府现在每年的预算不过就是六七千亿人民币，六七千亿人民币的话，一千亿美元都不到。如果说IBM一年用五十亿，二十家IBM这样的最前沿的公司一年就是一千亿。最尖端的技术要求投入很高，我们其实是付不起这个钱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引进技术，一般讲起来引进技术比发明技术便宜多了。因为一个技术保护是二十年，最长的是二十年的专利期。超过二十年可以免费使用，根本不用交钱。即便引进二十年之内的技术，要付的钱其实也不多。研究表明，只要付原来发明这个技术的成本的三分之一就可以很容易引进进来。而且引进的技术一定是那些已经成功的、有商业价值的技术。你不会去引进那些百分之九十九的不成功的没有商业价值的技术。所以，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依靠引进技术可以有比较快速的技术变迁。引进技术成本低，引进就可以多、快、全面。所以发展中国家如果靠引进技术，技术变迁的面与速度都会比发达国家广与快，因而有可能以比发达国家快的速度来发展。很多人在分析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奇迹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利用了跟发达国家的差距，然后以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取得经济的快速的增长。当然我们也可以分析改革前、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改革之后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比改革之前快了很多？很大的差别也是在改革之前，我们想在技术上面赶超，然后自力更生，花很多钱去搞最尖端的东西；改革之后最大的差别就是大量的依赖引进技术，所以经济发展快得多。
　　过去二十年经济发展快有目共睹。未来三、四十年、一、二个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怎么样呢？对这一点我个人非常有信心。我想至少未来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维持像过去二十年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的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类推，日本从二次大战到1980年代末期，维持了四十年快速经济增长，亚洲四小龙从1950年代末，一直到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维持了四十年的快速增长。如果他们能做得到，我们至少是四十年，同样以引进技术为主。而且我相信我们可以至少五十年快速增长。并不是说中国人比日本人、韩国人聪明，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开始以引进技术来推动经济发展是在1979年，1979年我们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比日本在1950年初与亚洲四小龙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时候差距大；而且推算一下，我们未来30年像过去改革这20那样发展，在2030整个中国经济规模赶上美国，我们的人口是美国5倍，那时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5。而人均收入是衡量一个国家技术水平的指标，如果说我们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5，那就是说我们跟最发达的国家还有相当大的技术差距，还可以继续利用先进技术，然后来推动我们经济的发展。老是靠引进技术会不会永远落后？不会永远落后，日本、新加坡靠引进技术，现在人均收入不是超过美国了吗？
　　我在提倡发展中国家靠引进技术来加速经济发展的观点时，经常引起两个质疑：首先，发展中国家是否就完全不能也不要做R&D？其次，如果中国靠引进技术来加速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越来越近，能引进的技术就越来越少。当能引进的技术越来越少以后，就要开始自己搞发明创造，会不会因为中国人靠一段时间的引进，将来就没有发明创造的能力？
　　对于第一个问题，当然发展中国家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引进技术来加速经济的发展，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就完全不能，也不用自己做些R&D。一个企业引进来一项新的技术要和该企业现有的技术配套使用，新、旧技术双方可能都必须有些改变，这些改变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发明和创新。另外，在生产过程中对已有技术也要不断改进，许多小专利(minor patent)和生产程序专利（process patent）就是这种在生产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不断改进的结果。一个企业在这方面的技术改进越多，和一个其他条件相同但技术改进较少的企业相比，竞争力自然也越强。但发展中国家除了国防安全方面绝对必要的原因之外，不应该从事需要巨额资金投入、风险又非常大的最尖端的技术和产品的R&D。其实，我们可以把R&D作为一个产业来看，这个产业也和一般产业一样可以按资本的密集度区分为不同的区段。发展中国家在选择R&D的区段时也应该按其要素禀赋选择有比较优势的区段来从事。
　　不少人对于第二个问题的担心，是看到日本在80年代以前，经济发展非常快，但现在，经济发展却困难重重，有些学者将日本现在的问题归结于日本人的创新能力不如美国人。对于这个担心，我想是不必要的。其实，在最尖端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第一个决定因素就是你能烧多少钱，你能投入多少钱。因为在最尖端技术发明创造的科学原理很简单。但要将这种最基本、人所共知的科学变成一个新技术开发出来，大部分都是在尝试错误（trial and error）。尝试错误很花钱，能花的钱越多，成功的概率就越多，就像买彩券。直到我们的人均收入与美国一样多，在最尖端技术上必须发明了。那时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5倍多，所以我们在最尖端技术R&D投入就可以是美国的5倍多，我们中奖的概率就是美国的5倍多。当然，这不只是把钱拿去烧就可以，其实要科学家去做研究。科学家做研究，有多方面能力：一方面是后天学习的能力；二方面是先天的能力。后天学习能力其实很简单，都是很一般，很快就学会，大学毕业就会了。最重要的是在先天，如果有越多聪明的人去做研究，成功的概率就越大。中国人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多，所以中国的天才是美国的5倍，如果说我们的投入是美国的5倍，我们天才是5倍，5乘以5，我们成功概率是美国的25倍。所以现在日本跟美国竞争，为什么日本这么困难？原因就在于日本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一半，日本的人口只有美国的一半，加上日本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美国是靠中国人的天才、世界各国的天才，日本靠自己的天才，所以它输了。而中国将来的话，一方面中国自己的天才就比美国多，而且我们到那时候可以打开国门让外国天才来帮助我们。第三个决定因素，在最尖端技术上标准很重要，采用什么标准，标准很难说哪个好，但是在最尖端产品技术上的生产，规模越大，成本越低，在市场中越有竞争力，也就是这个标准有更大的市场规模来使用，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产品就有相当大的竞争力。当中国人均收入和美国相等时，中国的人口是美国五倍，所以中国的经济规模、市场规模是美国的5倍。现在日本跟美国竞争很吃亏，就是日本的市场规模是美国的一半，所以到最后美国定标准，日本也只好跟着美国标准，但将来，我们的市场规模是美国的5倍，我们定了标准，美国也必须跟着我们的标准。
　　所以从生产力的角度看，我们在跟发达国家还有差距的时候，可以主要利用引进技术，当我们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缩小了以后，也就是到经济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缩小以后，我们人口多的优势就会发挥出来。我们应该可以很乐观，重要的是上层建筑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
　　前面讲的经济是基础，上层建筑必须跟着经济基础变动。马克思主义还有另一个道理，如果上层建筑不变动，它会反过来阻碍生产力发展。如果以生产力角度来看应该很乐观，重要的是我们的上层建筑、我们的文化传统，这一套以儒家哲学为基础的上层建筑，能不能跟着变？会不会变成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个包袱、累赘？所以，有必要对中国儒家文化是否保守进行一些分析。儒家以孔夫子为代表，孔夫子经常被认为是保守，因为孔夫子讲自己述而不作，言必称三皇五帝。既然述，把三皇五帝时的那些事情、典章制度整理出来，好像没有新东西，非常复古，是不是真这样呢？我觉得不是。孔子为什么被称为圣人呢？孔子，圣之时者也。他是一个很能反映时代精神的圣人，虽然述而不作，但在述的时候是有选择的整理，并不是把远古的东西原原本本照搬过来，是根据时代的需要来整理过去的东西，而从对过去的整理中，他来反映时代的精神。所以他是圣之时者也，不保守。他实事求是地讲这个社会需要什么东西，然后根据现在社会的需要来提倡认为能符合社会发展进步的社会组织与伦理思想。另外，不仅孔子，其实这些大儒、大学者们，都不是抱着传统东西，然后食古不化。例如文天祥对儒家的总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仁尽而后义至。孔子整个哲学思想是以仁为代表，孟子整个哲学、伦理思想是以义为代表。仁与义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孔子讲什么是仁？孔子在《论语》里有二十几处讲到仁，比如仁也者人也，仁是一个人自己，人的行为标准其实很大程度是根据自己认为对你好的那样来行为。所以孔子才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加在别人身上，那就是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希望有成就，同时我也帮助别人有成就。仁是以自己的内心为出发来对待世界、社会。当然孔子也强调善。那么义又是什么呢？义跟仁之间有所差别，义者宜也，就是合适不合适，与仁不一样。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仁内义外，仁是内心里面，而合适不合适相当大的是社会标准，仁也者人也，相当大是你的人性，你希望有成就，那么你也同时让别人有成就，这是仁。已所不欲，我不喜欢的我也不加在别人身上，这是仁。义是说宜，适当适合，这就有很多社会标准。在这种情形下，孟子才会讲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有些事情该做、有些事情不该做。而且孟子也才会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我内心反省我做的事情，只要是对的，那么就是天下人都反对，我也应该勇往直前。这里面实际上有社会标准，也可反对社会标准。但是跟仁之间就有一定差距。直到后来宋明时代，儒学新发展到理学，理学当然是一方面受到佛家哲学的冲击，二方面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原来的儒家哲学没有完全解决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当然朱熹讲的宋明理学与孔孟所讲的原意有差距，朱熹主张格物致知，什么叫格物呢？按哲学的解释是分析事情，分析它背后的道理，观察一个事物、一个现象，然后去分析它背后的道理是什么，然后你就得到了知识。理学后来又发展到王阳明，王阳明讲自良知，他认为一切知识都在内心里面，那么王阳明他讲的自良知的话，是说格物是把你掩盖在良知上的蒙蔽东西驱除掉，那你就可以恢复良知。所以儒家哲学在二千多年的发展中，并不是顽固不化的，每个时代的学者不断被赋予它新的生命。从孔子开始，其内容是充分反映时代需要。儒家哲学这套文化体系可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断充实、吸收、扩大它的上层建筑，然后让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能够一致起来，这样东亚经济才有办法在20世纪的时候赶上西方。
　　如果按照Max Weber的看法，必须全盘西化才有办法现代化，必须在价值观念上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但我们实际上看到，日本、亚洲四小龙没有这样，没有把所有小孩全部送到美国去读幼儿园、在那边长大然后再送到日本，台湾也没有这样，所以他们内心还保留传统上的很多价值。比如日本人到现在还是很重视权威，跟西方精神有很大差别。美国、欧洲的精神强调创新，并不强调这种等级观念。可是日本不是也现代化？台湾、韩国不也现代化了嘛？所以生产力发展的潜力非常大，我们也了解到上层建筑必须随着生产力发展不断调试，但我们知道生产力发展潜力大，我们让它发展，这是我们第一个优先选择（Priority），然后我们也相信，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是会变的，会随着经济基础变化而不断变化。在变迁中，我们会扬弃一些过去，但也不会简单地照搬西方。到21世纪，当我们的经济变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时候，我们文化上也会跟着调试，而且变成全世界同样最令人羡慕的的文化，事实上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美国为例，在19世纪的时候讲美国文化是笑话，在20世纪初，讲美国文化侵略影响中国文化，人家都以为是笑话，可是我们今天怎么老担心美国文化对我们的侵略？其实是因为美国经济强，随着经济强的过程，它不管在组织形态、价值取舍上都会有适应它经济强的需要。比如麦当劳是为了节约时间，还有摇滚乐也是为了节约时间。要听古典音乐，要听多久才能听懂？听摇滚乐每个人都会；跳舞要学三步、四步要花较长时间，而学摇滚舞，只要会走路就会。所以，只要让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我们也有办法让中国文化从器物、组织、价值层次上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得到统一。
　　如果要赶上西方一定要在器物上赶上西方，然后在组织上分工，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交易组织会越来越趋同，但到最后中国人还是会保存让国外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中国人的东西。就像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仍然各自保持其文化特质一样，我们不需要全盘西化，中国文化还是一个有独特鲜明中国文化的特色。然而，到底有哪几点特征呢？我没办法预言，因为这是在发展过程中，由社会的竞争选择出来的。作为一个学者我只能说，中国传统文化在过去曾达到一个很高的文明阶段。现在大家担心的是中国在器物方面、生产力方面能不能发展，作为一个学者来讲，我是知道它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的，然后我还知道上层建筑会不随生产力的发展而调整的话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我从历史长期发展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上层建筑是不断变动的，而且从东亚的经验来看，是能适应现代生产力的经济基础变动的需要的。中国文化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最后它是桔子还是苹果？到那时候我们才知道。但我知道随着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也会跟着复兴。

（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林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