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65期）上的发言

现代化产业体系涉及的面很广，国家也在各种纲领性文件中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划。近期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对于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新的部署，提出“要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既要逆势而上，在短板领域加快突破，也要顺势而为，在优势领域做大做强；要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培育壮大新动能轴；要巩固和扩大新能源汽车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充电桩储能等设施建设和配套电网改造，要重视通用人工智能发展，营造创新生态，重视防范风险”。这些部署连同十九大报告、十四五规划以及二十大报告，将中国的产业政策和产业体系建设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一、要以新发展格局的视角来认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

1、从全球博弈的角度重新定位产业政策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不是简单的技术进步，也不是单纯的产业体系和业态的现代化，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力的提升。当前，全球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国博弈、大国冲突、大国竞争进入关键时期，叠加逆全球化，以及疫情和地缘政治全面恶化等因素，中国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因此，必须从全球博弈和竞争的角度，重新定位产业政策。

去年，美国出台的通胀削减法案、芯片科学法案以及基础设施法案，标志着美国产业政策全面重返；欧洲出台的一系列产业政策，包括数字产业政策等，也标志着欧洲产业政策的重返。全球产业政策的大转型同样要求我们要从冲突、遏制、博弈、竞争等多维度来考虑产业政策和产业体系的新定位。

2、在大国博弈背景下，凸显国内大循环的畅通

在这个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新的产业业态层出不穷的时代，技术突破是至关重要的。但当前技术突破的重点不是之前所强调的新兴工业化和战略新兴产业，而是要进一步凸显在大国博弈的极端状况下，在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中，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一方面，要突破“卡脖子”技术问题；另一方面，要建立备胎体系；同时，在补短板上也要有全面的突破。这就意味着技术的发展必须与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相融合，安全成为了一个基础性的、前提性的概念。

目前，不能仅以安全为核心，静态布置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还必须从大国竞争力、大国对抗力的角度来理解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同步布局，而不是就产业谈产业。这种极端状况下的大国对抗，要求我们进一步凸显在高科技上的进步，凸显在实体经济上的综合能力，尤其是在高端制造业上的竞争力。

因此，国家产业政策的重心从传统的优先发展服务业回归到了实体经济，凸显制造业，尤其是以创新和高技术所支撑的高端制造业的重要性。这种转向不仅是竞争力所需要的，同时也是对抗力所需要的。要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变，从大国博弈的关键期以及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角度，来把握现代产业体系的优先项和短期突破项。

二、以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来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把握现代化产业体系可行的路径

2035年现代化强国的建设目标中提到，要建设成为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现代化是一个久久为功，不断动态推进的过程。要使我们在突破“卡脖子”问题，在建设安全体系和竞争体系上有持续的内生动能，关键是要按照二十大提出的推进科技、教育、人才、产业一体化，构建新型产业网络体系、创新体系和学习体系。如果没有推进一体化、网络化建设，行政化的产业政策就很难产生持续的竞争力和内生动力。

在创新链、学习链、产业链的融合过程中，关键是要使教育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落地，突破性地培养高端人才。如果能建立起一体化的内生网络体系，过去老生常谈的“鲍莫尔病”、“荷兰病”，产业空心化、增长速度下降、制造业过快回落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此外，构建可持续的内生动力体系要求我们在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上，在“卡脖子”战略上与常规技术战略上，在传统基建与新基建上都要有所平衡。这种平衡不是来源于简单的产业政策，而是要从传统的选择性的产业政策转向功能性的产业政策。同时，也应当关注全国公平市场的一体化建设。其中，关键是要在教育、科技、人才、产业等领域，按照内生动力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梳理，进行一系列制度改革，而不是简单地按照市场原则或者产业政策原则进行一般性的推进。

总结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久久为功的战略，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想在核心技术、基础设施、关键产业、全球竞争力重构等方面取得突破，就必须要在推进一体化和网络化建设，构建内生利益体系上下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