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深层结构性问题日渐凸显带来的就业压力，难以随着人口规模的下降而缓解，就业面临“四难”：青年就业难、稳住劳动参与率难、就业政策创新难和政策协同配合难。保就业面临新风险，促就业不能走老路，应顺应数字化大趋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带动就业的杠杆效应。
作为未来经济的主体形态，数字经济展现出显著的引领作用，在就业方面更是如此。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其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占比近3成，产生的新职业中多数与数字化密切相关，在第三产业中，数字经济带来的岗位占到6成。数字化在颠覆经济的组织方式，也在衍生新的就业形态，甚至改变了就业的定义。面对数字革命带来的就业革命，急需突破传统的就业认知框架，加快就业促进政策的创新。
刘尚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在传统观念中，就业就是找一份工作，有单位、有岗位，否则就不算就业。其实，就业的本质是获取收入，单位和岗位仅仅是方式和路径。数字化改变了传统工业经济下的就业形态，提供了大量非单位、非岗位的，却能获取收入的机会，如直播带货、跑快递送外卖、当网约车司机、开网店、远程服务、设计和咨询等。这与依赖于就业场所才能获得收入的传统就业根本不同，各行各业的各种大小不一的数字平台提供了获取收入的各种机会。可以说，数字平台经济所形成的新型就业“生态系统”既是青年当下就业选择的过渡地带和未来主体形态，也是青年人才自雇创业的“孵化地”。经济组织平台化，是数字经济的基本趋势，顺应这个趋势，就可以为更多的劳动者带来更多的赚钱机会。发展数字经济，体现为各种面向企业、消费者的数字平台企业的涌现，对就业的带动作用远远超出传统的工商企业。应鼓励、支持和拓展平台就业，以电商、网约车、物流配送、在线教育、信息服务和数字场景设计等作为吸纳青年就业的主要方式。各类短期的就业促进政策（如政府购买岗位、高校扩招、补贴存量企业稳岗等）难以作为长期政策使用，应以加快经济的全面数字化转型来促进就业。
劳动参与率在发达国家都出现缓慢下降的趋势，我国劳动参与率从2012年70.82%已下降至2021年68.06%（女性仅为61.61%），但数字经济为逆转这种趋势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遇。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就业存在各种“门槛”，如要有就业场所，有单位接收和工作岗位，而各种数字平台带来的就业机会却打破了这种门槛，从雇佣关系变成了劳务合作，或者“网上摆摊”创业创新，自我雇佣，只要敢想敢干，就可以通过各种数字平台找到赚钱的机会。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特殊困难群体更为友好的特点，利用平台经济提升女性、长期失业者、残疾人等返回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同时，依托平台大力开发时间灵活、自由选择、无需固定场所的各种获取收入的机会，赋予劳动者更多的自主就业创业的自主权，降低劳动力市场门槛，提高就业创业的包容性。
在数字化时代，机器人将会加速替代重复性劳动、非创造性劳动，无人车间、无人商店将会不断增多，但管理维护机器人、以虚控实等新职业也不断增多。具备数字素养和数字能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就业的基本要求。人力资本竞争力的关键，已经从传统的手艺拓展到数字技能。当前，我国互联网的覆盖率较高，手机、电脑等智能设备的使用越来越广，但专业的教育、培训滞后。应加快发展数字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数字知识、数字技能，降低获得数字知识和技能的门槛。特别要注重缩小不同行业、不同代际劳动者数字知识与技能的差距，防范“数字鸿沟”带来新的就业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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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日报 2023.05.22
审稿：程瑜 闫晓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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