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行了战略擘画，提出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①无论是建成现代化经济体，还是形成新发展格局，以及基本实现“新四化”，都需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建立在现代技术、资本和人力等要素的基础之上，是由现代化产业、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构成的经济体系，具有创新引领、协调发展的特性。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产业子系统，在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中产业体系发挥了生产和再生产的关键作用，具有驱动经济循环畅通无阻的动力和基础地位，而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更是需要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支撑。因此，中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形成创新引领和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成为一项重大核心任务。围绕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现代化新征程中，中国需要重点把握以下三方面政策方向。

产业融合创新是当今世界产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和重要发展方向，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产业组织形态变化的突出特征和新模式。在技术变革尤其是数字技术发展驱动下，通过不同产业、行业之间相互渗透、交叉重组的融合，促进价值链的分解、重构和功能升级，产生大量新产业功能、新产业形态、新产业组织方式以及新商业模式，提高产业适应、引领、创造新需求的能力，从而促进产业创新发展。

制造业在产业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技术创新的核心载体，而且既是创新的供给方，又是创新的需求方。推进一个大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要整体产业向高端化、信息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这既包括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包括新兴产业成长与发展，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的占比不断提高，可通过这些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来提供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推进制造业与高技术产业，尤其是数字技术产业、绿色技术产业的深度融合创新，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从而深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另一方面要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农业的深度融合创新，实现三次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在这两方面融合创新的过程中，制造业沿着高级化、绿色化、数字化方向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占比会日益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和整体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水平也将不断提升。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一方面促进了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推进了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可以激发大量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包括工业设计服务、定制化服务、供应链管理、共享或协同制造、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或系统解决方案服务、信息增值或智能服务、生产性金融服务、节能环保服务等。基于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2021年中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三新”经济增加值逐年提高，分别为129578亿元、145369亿元、161927亿元、169254亿元、197270亿元，其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也逐年提高，从2017年的15.7%上升到2021年的17.25%，这些“三新”大多是推进服务型制造或者制造业服务化的产业融合创新的成果。与此同时，在融合过程中中国现代服务业的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以研发服务、工程技术服务、检验检测等为代表的服务外包业务快速增长，2019年中国服务外包执行额首次突破万亿元。

尤需强调的是，产业融合发展不仅指国内产业之间融合，从产业区域布局看还包括国内外的产业融合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一定是一个开放的产业体系，新发展格局也是一个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这意味着，无论从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看，还是从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看，都需要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内外产业的深度融合，在微观层面体现为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进行国际贸易投资合作，在宏观层面体现为以产业为载体联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国内国际两种生产要素资源。只有通过国内外产业深度融合，中国才可能依托超大规模优势来吸引全球要素资源，在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中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经济合作和产业竞争新优势，从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产业体系竞争力和实现经济安全。

当今全球经济竞争，已经不仅仅是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产业链竞争时代。对国家产业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是全球产业链的“断链”或者“卡链”，而确保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链不被“卡”“断”，或者受到外部冲击时能够不受影响或者迅速恢复，这种能力就是产业链韧性的表现。要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产业链必须具有很强的韧性。当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前所未有的多重压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的背景下，中国面临新工业革命下产业链重构、“卡脖子”技术供给短缺、逆全球化“脱钩”“断链”、初级产品供给遭受巨大冲击、乌克兰危机持续深化等多重因素叠加的重大产业安全风险。

围绕着提高中国产业链韧性，可以从要素、企业、产业和生态各个层面入手。一是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围绕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卡脖子”薄弱环节，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在高端芯片、操作系统、新材料、重大装备的核心技术等方面率先突破。二是加快培育链主企业和关键节点控制企业，造就一批世界一流企业主导产业链，并且由大量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单向冠军”企业掌控产业链关键节点。三是制定和实施有效的产业链政策，提高链主企业和关键节点企业的备份能力，提高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调配套能力，降低全链条的交易成本。四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优化产业链生态，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迄今为止中国还缺少针对产业链问题的常态化、综合性的动态分析监控和政策制定机制，从长期看会影响重大产业链战略制定的科学性，从短期看会影响产业链政策调整的有效性。实际上，在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性上已形成共识，但又很难针对产业链提出具有前瞻性和针对性的产业链政策，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针对产业链动态变化情况并没有形成常态化的基础分析框架、动态信息收集反馈处理机制以及相应的政策工具箱。产业链政策与产业政策不同，更需要跨产业的信息支撑、跨部门的有效合作以及对上下游企业供求关系的动态把握，长期以来形成的产业分析研判机制和产业政策制定机制并不太适用于产业链。为此，一方面要在对产业链分类梳理的基础上，由相关政府部门、企业（尤其是链主企业和平台企业）、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等参与联动，有效解决政务大数据各自为政、“数据孤岛”、数据保密等问题，建立针对各类产业链的常态化信息收集反馈、综合分析处理机制，从而及时、动态、准确地把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生存状态和供求关系变化情况；另一方面，要形成定期和常态化的产业链政策会商协调、分析研判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产业链政策体系和政策形成机制。这个机制要坚持产业链政策完善营商环境、降低交易成本、维护产业安全、畅通经济循环的基本定位，推出的产业链政策应当有利于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融合。

产业集群化发展是产业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一定区域内生产一定种类产品的技术经济关联企业和机构集聚协同发展，就逐步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化发展具有要素集聚协同性强、知识传导外溢性强、创新能力强、主体互动便利等特性，有利于更好地形成专业化分工协作、规模化发展等各方面集聚效应。从产业集群化发展看，虽然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大批产业集群，但无论是集群数量还是集群质量，中国产业的集群化发展都还不够。这主要表现在，许多产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尚未形成合理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和产业生态，还缺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而且，支撑中国数字经济大发展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也亟待培育。

未来推进产业集群化发展，把握政策着力点时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通过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到2025年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17%的“十四五”规划目标②，从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支柱。二是产业集群发展要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城市群发展战略相协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已经制定并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并规划实施“两横三纵”19个城市群发展规划。作为经济增长极的区域和城市群需要布局高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集群发展要与区域发展战略有效结合；推进产业集群发展与城市建设深度融合，形成以群促城、以城兴群、群城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三是建立完善产业集群化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建立区域协同机制，探索建立区域间产业集群要素有效流动的体制机制，推进区域间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加快产业集群协同创新中心或产业研究院建设，加快产业集群前沿和共性技术研发；完善科研、人才、金融管理体制机制，强化集群内的产业链、创新链、金融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完善产业集群的管理体制机制，形成政府主管部门、产业集群运营机构、产业集群内部各个主体之间协同机制，强化数字化管理平台作用，建立并完善面向产业集群的信息服务平台。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