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萌 夏昕鸣等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2023-06-07 16:22 发表于北京

文丨李萌 夏昕鸣 高宇宁 胡鞍钢

李   萌：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助理教授；夏昕鸣：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院博士后；高宇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胡鞍钢：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中国面临有限的排放空间和紧迫的减排任务。在2020年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大挑战，同时也成为中国基本实现绿色现代化、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机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而价值链贸易和生产网络的形成则增加了减排问题的复杂性。从全球来看，全球三分之一的碳排放来自价值链贸易；从中国来看，中国不仅深度嵌入国际贸易网络，同时存在紧密相连的国内一体化市场和国内省际贸易。随着中间品贸易的快速提升，生产碎片化、垂直专业化等现象重塑了世界和国内的经济、贸易、生产网络，形成了各国、各地区通过复杂网络彼此联结的格局。

受疫情、国际局势、贸易保护等多重冲击，国际贸易网络与生产网络面对巨大挑战。2020年5月，中央首次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伴随市场一体化程度加深，日益密切的区域间产业联系在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力的同时，也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带来了新的挑战。其一，大量碳排放隐含于复杂的价值链，在不同地区之间反复穿梭，广泛隐含于省际贸易的碳排放使得厘清各省份碳排放责任变得更为困难。其二，发达地区可以通过购买高碳排放强度的中间产品，将高污染、高碳排放的产业外包到欠发达地区，从而导致碳泄漏问题，削弱甚至抵消整体减排效果。其三，在不考虑价值链隐含碳的情况下，有可能高估或者低估各省份的减排责任，导致各地区面临不一致的减排激励和不匹配的减排压力。因此，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基础是充分考虑中国国际、国内贸易的复杂性，在准确测算各地区碳排放量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分区施策，确保双碳目标的实现。

既有研究对碳排放的核算主要遵循两种原则。[1]一是生产者原则，将碳排放责任划分到实际排放碳生产的地区；二是消费者原则，[2]将碳排放责任划分到通过消费各类最终产品而引起碳排放的地区。基于以上两种原则，既有文献测算了中国区域间贸易隐含碳，考察地区之间的碳转移和碳转移不平等。[3]一部分文献对2002年、2007年以及2012年的中国区域间碳转移展开研究，[1]在生产侧碳排放清单的基础上测算了消费侧碳排放，指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的差异，中国各地区间广泛存在内嵌于国内区域间贸易的碳溢出和碳转移现象，[2]如中国能源富集区和重工业区与经济发达地区之间的碳转移，[3]经济区之间的碳转移，[4]并分析其对产业和竞争力的影响。[5]另一部分文献将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内嵌于世界投入产出表中，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区域间的碳转移问题。[6]

本研究在上述文献基础上，结合了价值链贸易模型，厘清了中国各省区市参与国际贸易、省际贸易以及地区内生产过程中沿不同价值链条的碳排放，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减排路线的设计问题。本研究基于环境拓展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Environmental-extended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Model，MRIO） 和价值链分解模型，追溯各省生产、消费和沿价值链中的隐含碳排放，准确核算各省应承担的碳排放责任，分析中国国内价值链隐含碳的时空特征与趋势；基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能源结构、人类发展指数等多项指标，设计不同发展组别相对应的减排策略与高、中、低减排方案，模拟全国和省级层面生产侧碳排放与消费侧碳排放的碳中和、碳达峰路径，为实现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提供数据基础，并根据预测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国内价值链塑造了国内省际碳排放转移格局，影响了碳排放在各省的实际分布。2002－2017年，省际贸易隐含碳占全国碳排放的比重从34.4%增长到41.1%，在制定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时，有必要充分考虑省际贸易对碳排放格局的影响。

第二，由于各地区不平衡发展，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制定和实行过程中，应因地制宜、分区施策，充分考虑各地区碳排放与发展阶段的天然规律，在极高和高人类发展水平组率先实现碳达峰和碳减排。

第三，“十四五”和“十五五”两个五年规划所涵盖的十年，是中国低碳发展过程中的控碳阶段与“2030年前碳达峰”的保障阶段，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机遇期。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过程中，要以五年规划为抓手，科学制定碳达峰相关的指标，走中国式减排之路。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拓展环境矩阵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聚焦碳排放在省级层面的价值链分布特征，追溯各省生产、消费和沿价值链中的隐含碳排放；基于人均GDP、能源结构、人类发展指数等多项指标，结合不同发展组别相对应的减排策略与高、中、低减排方案，模拟全国和省级层面在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的生产侧碳排放与消费侧碳排放路径，有助于为省级减排实践提供政策抓手与政策支持，本文主要得到如下结论与政策启示。

其一，重视国内价值链对各省碳排放的影响，关注减排责任界定的科学性。近年来省际贸易的重要性快速上升，省际贸易沿各条国内价值链的碳排放均有所增长，同时复杂价值链隐含碳排放实现了数量和比重的双重增长。在国际国内双循环和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省际贸易隐含碳的规模可能进一步提高。国内价值链塑造了国内省际碳排放转移格局，已经形成了京津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等多中心碳排放辐射网络，重新分配了碳排放在各省之间的分布。中国存在着普遍的碳顺差和碳逆差省份，同一个地区其生产侧排放和消费侧排放占全国总排放的比重可以差两到三倍左右，碳逆差省份多为能源大省、工业大省及欠发达地区，连续多年通过生产为其他碳顺差地区的居民和企业承担碳排放负担。随着中国市场一体化程度加深，省际贸易隐含碳规模、比重不断增加，在界定碳排放责任、制定减排路线时充分考虑价值链和省际贸易隐含碳愈发具有重要性。因此，在制定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时，有必要考虑省际贸易，尤其是复杂国内价值链对碳排放格局的影响，兼顾各省份生产侧排放、消费侧排放和省际碳泄漏，设计更为平衡、合理的双碳目标。

其二，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制定和实行过程中，因地制宜，分区施策，关注省份之间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从人类发展指数来看，中国已经实现从极低人类发展水平到高人类发展水平的跨越式发展，绝大多数省份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组和高人类发展水平组。预计到2030年，除西藏外，中国所有省份均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组和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组。然而，由于不平衡的发展，各省人类发展水平仍存在明显差距。根据环境库茨涅兹曲线，我们应充分考虑各地区碳排放与发展阶段的天然规律，设置合理的减排目标，在极高和高人类发展水平组率先实现碳达峰和碳减排。具体地，发达地区应于“十四五”期间率先达到平台期和峰值，或者部分地区有条件地率先达到平台期和峰值，随后实现减排；欠发达地区应当制定中长期碳达峰战略，确保在2030年前达到平台期和峰值、随后实现减排。

其三，实现双碳目标需要抓住控碳、减碳的关键机遇期，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从2020 年到2030 年，正是“十四五”和“十五五”两个五年规划所涵盖的时期，也是中国的控碳阶段和“2030年前碳达峰”的保障阶段。在各关键阶段中，探索适应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的减排路径，适应国内国外双循环需求的产业发展模式，科学制定碳达峰、碳中和相关的指标，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