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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消费是积极应对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手筋”
作者:管涛    发布:2023-06-12    阅读:17455次   


管涛 凭澜观涛 2023-06-09 12:14 发表于北京

要点

不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看,扩大最终消费需求,都是中国应对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重要抓手

注:本文发表于《第一财经》2023年6月8日。

2023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宏观政策靠前协同发力,“三重压力”有所缓解,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但是,也要看到,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好转仍是恢复性的,国际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国内需求仍显不足,经济回升内生动力还不强。笔者以为,进一步增强消费的拉动作用是应对全球经济下行的关键棋。

大疫三年,尽管既没有实施负利率和量化宽松,也没有实施赤字货币化操作,但从杠杆率指标看,中国的政策应对力度相比主要发达经济体并不弱。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20 年,发达经济体一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平均上升18.9个百分点,美国更是飙升24.8个百分点;中国仅上升 9.7个百分点。但到2022年底,发达经济体政府杠杆率平均仅较2019年上升8.4个百分点,美国上升12.9个百分点;中国上升16.7个百分点。

根据各国相关数据,2020年,美国、日本、欧元区M2与GDP之比分别跳升19.3、24.3和16.6个百分点,中国仅上升14.4个百分点。但到2022年底,美国、欧元区该比例较2019年底分别上升12.1、11.6个百分点,中国上升18.8个百分点, 日本上升31.5个百分点。

世纪疫情持续冲击,经济循环畅通受阻,使得市场主体面临流动性和偿付能力两方面的压力。IMF 提出,针对流动性问题可考虑低息贷款和还款支付延期等举措,解决偿付压力则需要政府补贴和直接转移支付。尽管各国均使用了这两种“药方”,但侧重点不尽相同。中国主要是保供给侧的市场主体,以流动性支持为主,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则是直接刺激终端需求,着力改善偿付能力。

这两种应对策略的结果迥异。2020~2022年, 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衡量的中国消费恢复缓慢,疫情三年累计仅增长7.4%,涨幅明显低于疫情前三年(2017~2019年) 累计涨幅24.0%, 也明显低于同期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分别累计增长29.1%、27.1%、13.6%和16.2%,后四国疫情前三年分别增长12.2%、4.0%、10.9%和9.3%。

尽管海外主要央行将通胀责任推到供应链断裂、地缘政治冲突和劳动力紧缩等供给端因素上,但过度刺激后的需求过热和通胀爆表是不争的事实,也彻底戳破了现代货币理论的遮羞布。现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央行不得不追赶式加息,陷入抗通胀、稳增长和防风险的“三难选择”。

中国模式没有让通胀失控,却也有照顾不到的地方。一方面,依靠投资带动就业、提高劳动收入和促进消费的传导链条较长,难以迅速弥补收入下滑的“空白”。特别是稳市场主体一定程度影响了优胜劣汰的市场出清,加大了当前就业尤其是青年就业的困难。另一方面,居民消费就是企业收入,内生性更强的民营企业眼见消费增长疲软,投资和创造就业也就更趋谨慎。2023年前4个月,民间投资累计同比增长0.4%, 较2022年全年回落0.5个百分点,是2005年有数据以来除去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期的最低值。

当前中国CPI通胀较低,虽不符通货紧缩的严格定义,但同样反映了总需求不足的矛盾,有类“债务—通缩”螺旋之征兆。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可比口径的数据,到2022年三季度,发达经济体非金融企业部门宏观杠杆率总体较2019年底低了4.1个百分点,美国也仅高了2.5个百分点,而中国高出 8.1个百分点。中国杠杆率上升不是因为分子企业债务增长快, 而是因为分母名义经济增长慢。此外,同期,中国私人非金融部门偿债率为20.6%,较 2019年底上升1.3个百分点;德国、美国、日本、英国分别为11.2%、14.4%、15.6%和13.5%, 分别上升0.3、0.1、1.3和下降0.1个百分点。

2023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实际增长4.5%,好于市场预期的4.0%。从支出法看,同期,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6.6%,较2020~2022年同期平均贡献率高出8.9个百分点,拉动当季经济增长3.0个百分点,同比回落0.2个百分点;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4.7%,比2020~2022年同期平均贡献率高出13.3个百分点,拉动当季经济增长1.6个百分点, 同比上升0.9个百分点;净出口对GDP负贡献1.3%,较 2020~2022年同期平均贡献率低22.2个百分点,拖累当季GDP增长0.1个百分点,同比回落1.1个百分点。可见,虽然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疫情三年同期均有所上升,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同比回落,投资的拉动作用却是回升,而外需已连续两个季度对经济增长由疫情三年的正拉动转为负拖累。

4月11日IMF更新世界经济展望,在金融部门压力得到控制的基准情形下,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3.4%降至2023年的2.8%,较1月份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速将从上年的2.7%降至1.3%。在金融部门进一步承压的情景下, 2023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降至约 2.5%,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速将降至1%以下。造成全球经济前景疲软的主要原因包括货币紧缩、金融环境恶化、乌克兰危机,以及地缘经济分裂。3月27日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在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2023~2030年全球年均经济潜在增速将降至2.2%,为2000年以来最低,全球经济可能正在经历“失去的十年”。4月5日世界贸易组织预计,继2022年增长2.7%之后,2023年全球商品贸易量预计将增长1.7%。

到2023年4月,全球制造业PMI指数已连续 8个月处于荣枯线以下。前4个月,中国外贸出口(美元口径,下同)累计同比增长2.5%,但受当地经济景气下行和企业去库存化影响,对欧盟、美国分别同比下降4.3%和14.3%。同期,中国国际收支口径货物顺差同比下降0.1%;服务逆差大幅反弹1.48倍,其中旅游逆差增长54%,贡献了服务逆差的89%;货物和服务顺差合计同比下降23%。

疫情三年,由于疫情防控领先和率先复工复产,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地位增强,外需恢复快于内需。但是,当前全球通胀高企、主要经济体增长乏力带来的外需减弱,对中国外贸形成了直接冲击,同时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等风险上升,未来中国外贸发展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着力扩大内需放在2023年五项重点工作之首,并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需求摆在优先位置。

国内需求包括消费和投资两块。相对消费而言, 投资是集中决策,也是政策发力的着力点。通常,中国扩投资的“三支箭”是基建、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 现在均面临不同的挑战。2023年前4个月,基建投资累计同比增长9.8%,较2022年全年仅低了1.7个百分点,仍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但存在财政预算硬约束、投资效率以及国进民退的问题。同期,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长6.4%,较2022年全年低了2.7个百分点,外需疲弱、内需不振的负面影响将进一步显现。房地产市场企稳的基础也有待进一步夯实。一季度,房地产业增加值终结“六连跌”,实际同比增长1.3%,但低于2020~2022年同期复合平均增速1.4个百分点;前4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下降6.2%,降幅较2022年全年收敛了3.8个百分点,但较2020~2022年同期复合平均增速依然低了10.8个百分点。

市场期待的报复性消费并未出现。2023年前4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8.5%,较2020~2022年同期复合平均增速高出5.8个百分点。其中,受益于防疫转段,接触性、聚集性消费——餐饮收入增长19.8%,高出22.0个百分点,呈现一定的补偿性增长;商品零售增长7.2%,高4.0个百分点,实物网上商品零售增长9.6%,低1.6个百分点,则反映了线上线下消费的此消彼长。疫情期间形成的超额储蓄分布不均衡,以及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人群收入持续受损, 是消费反弹的重要掣肘。2023年“五一”长假期间, 国内出行人次和旅游收入均超过了可比口径的2019年同期,但人均消费支出却下降了15%。

缺乏最终消费需求的扩投资会加剧国内产能过剩。2023年一季度,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3%,为2017年初以来次低,仅次于2020 年一季度的67.3%。前4个月,规上工业企业营业利润同比下降20.6%,已累计同比“十连跌”。企业不赚钱,政府投资就难以带动社会投资,这是当前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症结所在。中长期看,如果不有效提振最终消费需求, 不解决投资和生产的出路问题,构建新发展格局将是无本之木,这事关国家经济安全。

消费是收入和就业的函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三年出口形势好,工业企业薪资比较稳定, 但增速依然有所下滑。2020~2022年,中国全部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名义增速分别为6.1%、10.3%和5%,三年复合平均增长 .1%,低于 2019 年2.1 百分点。与此同时,全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2023年政府制定的城镇新增就业目标较 2022 年提高100 万人次,导致前 3 个月新增就业虽同比多增 12 万人次,但完成进度为 24.8%,慢于2021和2022年同期的27.0%和25.9%。尤其是疫情三年,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2023年前4个月 16~24岁人口失业率连续环比攀升,4 月份创下20.4% 的历史新高。

受此影响,市场预期好转但不算太强。央行城镇居民问卷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一季度,未来就业预期、未来收入预期和更多消费占比环比分别回升9.3、5.5和0.4个百分点,但仅有就业预期同比回升1.8个百分点,收入和消费占比分别同比下降0.1和0.5个百分点。同期,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比下降24.8个百分点,降幅环比收窄8.2个百分点,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扩大消费要把发挥政策效力与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结合起来。短期看,一要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 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为实施以我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体制保障;二要综合运用价格和数量工具,发挥货币政策的总量和结构功能,保持金融条件相对宽松,同时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优化大宗消费品和社会服务领域消费金融服务,继续加大对企业稳岗扩岗和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的金融支持;三要学习借鉴欧美经验,适当加大对消费需求的财政刺激力度,增加转移支付,改善低收入人群偿付能力,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四要坚持“房住不炒”的同时,加快构建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既要避免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也要避免房价下跌造成的负财富效应的抑制作用。

长期看,一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破除影响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法律法规障碍和隐性壁垒,持续提振经营主体信心,增加就业机会;二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高投融资效率,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要改革收入分配机制, 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持续改善消费者预期。

总之,不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看,扩大最终消费需求,都是中国应对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重要抓手。前述应对之策也无绝对的长短之分,有些事情要从现在开始做起、久久为功,且再难也要做,早做早受益。

(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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