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强力拼经济下，在全国各经营主体的努力下，一季度GDP同比增长4.5％，环比增长2.2％，增速好于预期，实现良好开局。
当前，需求侧居民消费已经实现恢复性增长，供给侧对经济的冲击基本消除，煤炭和电力供应充足，经营主体预期发生积极变化，民营经济、平台经济、房地产等预期较弱领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好转。
在此基础上，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得到缓解。这是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个重要判断，对部署今年的经济工作尤为重要。为此，我们应从哪几方面着手？为此，瞭望智库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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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要求，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短板领域加快突破，“卡脖子”技术要加快突破，优势技术领域要做大做强。我们看到，有些领域已经取得突破，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等，要继续做大做强。
为什么在当前部署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其一，体现了统筹当前和长远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必然很注意扩大内需。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注重供给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为如果现代化产业体系滞后，未来的增长潜力就没有了。相对需求来讲，供给更关系长远。
其二，体现了统筹供给与需求。2008年我国提出扩大内需，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近五年基本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疫情期间，需求不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所以现在的政策主基调是把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并不是单纯搞扩大内需，也不是单纯的供给侧改革。
部署现代化产业体系也体现了这样的政策思路，因为内需特别是消费中有许多领域存在着供给不足导致的需求难以扩大，比如文化、旅游等领域。
其三，体现了统筹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当前各地区都很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特别强调，坚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保持完整的产业体系，不能顾此失彼，不要简单退出所谓的“低端产业”，同时也要防止“脱实向虚”。过去十年，金融、房地产相当程度上拉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金融对过去十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10.22%，房地产是8.84%，与房地产相关产业的贡献率是7.4%，合计拉动了26.5%的经济增长，大于制造业19.43%的贡献。这使得制造业比重出现快速下降，实体经济发展速度不如金融、房地产。当然，金融和房地产也不能简单归为虚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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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扩大需求的重点是居民消费。2000-2020年，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支出比重下降4.5个百分点，但居民消费仍占最终消费支出的70%，政府消费占30%。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2022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2.8%，但是这个32.8%包括了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如果按照3:7的比例，居民消费拉动为23%，余下10%左右是由政府消费拉动的。
疫情三年，受冲击最大的是居民消费，三年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很慢，今年一季度恢复至4%，仍然没有恢复到疫情前5%-6%的年均增长水平。疫情三年，居民收入增长远高于消费增长。
第一，改善民生是发展的目的，除了要增加居民收入以外，更要看居民消费。下一步如何扩大居民消费？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记改善民生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改善民生，既要注重居民收入的增长，也要关心居民消费的增加。
第二，按照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实施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主的扩大内需政策。
第三，减少对消费的不当干预，改善消费环境，让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
第四，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实行给居民让利的金融政策，给居民减税降费并加大转移支付的财税政策，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第五，支持人口流入多的超大特大城市扩大居住用地供给，防止房价过高。切实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逐步解决三亿流动人口在就业地的居住问题。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推动建立房地产业发展新模式。
第六，支持文化产业、中高端消费品产业和服务扩大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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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压力”中的预期转弱，主要是民营经济的预期转弱。基于此，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对不正确议论要及时“亮剑”并要求从制度、法律、政策、舆论上加以落实。4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破除影响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法律法规障碍和隐性壁垒，持续提振经营主体信心，帮助企业恢复元气。
内生动力不足，从生产者看，主要是民营经济扩大产量、扩大投资、扩大招聘的动力还不够强。
疫情三年，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业增长情况出现变化。以往，民营企业工业增长一般快于全部工业和国有企业，但这个趋势2022年发生了逆转：今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0%，其中私营企业增长2.0%；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私营企业增长1.6%，均慢于整体增速。
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超过50%，对投资具有决定性影响，但去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长呈现下滑态势。今年1-2月，民间投资同比增长0.8%，3月是0.6%，4月降到0.4%，远低于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增速。
民营经济在促进发展、推动创新、提供税收、扩大出口、创造就业、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怎么让民营企业更有信心？既要有短期政策，又要有长期制度供给，要做到四个“进一步”。
第一，在理论上进一步明确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第二，在法律和司法上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第三，政策上进一步破除影响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法律法规障碍和隐性壁垒；第四，进一步完善政商沟通机制。今年要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近期主要是发挥好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的引导作用，包括实行贴息政策，解决好政府和国企对民企的账款拖欠问题，扭转企业利润下滑趋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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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提出，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鼓励头部平台企业探索创新。我国有42个行业大类，153个行业小类，平台只是小行业中的一个。以前中央会议提及的是平台经济，此次为什么进一步直接点名平台企业？
一方面，平台企业非常重要。数字经济是未来我国经济的主要形态，如果没有数字经济，就不会有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人民币，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而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一个核心。国家定义两个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一个是电子信息产品制造，比如计算机；另一个是信息技术服务业，比如软件。而平台是信息技术服务业中的一个细分类行业。平台企业在推动创新、增强国际竞争力、引领发展、扩大就业特别是扩大大学生就业方面起着带头和引领作用。
另一方面，平台企业的预期仍然还没有完全好转。有些人对数实融合有一定误解，觉得数字经济是虚拟经济。实际上，实体经济是和虚拟经济相对应的，实体经济包括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并不是虚拟经济，金融和房地产也并不全是虚拟经济，要看什么场景下变成虚拟经济。软件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重要性不言而喻，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主要是促进国民经济的数字化。
为什么说平台企业仍然还需要进一步增强预期呢？过去10年，信息技术服务业年均名义增长17.6%，在42个行业大类中排名第二，排名第一的是研究和试验发展行业，名义增长速度高达36.76%，其中很大程度上也是数字经济、平台企业的贡献。
2017年开始，互联网行业作为单独的行业门类进行统计。2017年到2020年，互联网行业年均增长36%，在拉动增长、扩大就业、推动创新和改善民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增长从2021年开始减速，从2020年四季度的21.2%增速降到2022年三季度的7.9%，今年一季度回升至11.2%。11.2%的增速与其他行业相比已经很高了，但是与该行业过去十年的17.6%、疫情期间的21.2%相比，尚有差距。
未来我国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要靠包括平台企业在内的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2022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2022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督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2023年一季度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发展，鼓励头部企业探索创新。一年时间，中央的四次会议，一脉相通，信号一次比一次强烈，指向一步步聚焦。所以，平台企业，特别是头部平台企业应该抓住机遇，大胆创新、大胆投资，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在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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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分配、消费之间以及与进出口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循环系统，国内大循环本身就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结果。
进出口在我国经济发展当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需求看，2020年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占GDP比重是2.6%，但不能由此断定国际循环对我国经济拉动作用仅仅是2.6%，国内循环的拉动作用就是97.4%。我国的生产需要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和零部件，2022年我国总进口16万亿元，其中12万亿元，也就是74%是用于中间使用的，占全部中间使用的7％-8％。如果没有这些进口，即使不考虑产业链的关联因素，我国的总生产也将萎缩7%，远大于净出口在需求方面贡献的2.6%。
2022年和2021年我国进出口创新高，对疫情前两年经济恢复发挥重要作用，但去年10月开始出口和进口陷入负增长，今年一季度出口表现强劲，增长8.4%。但进口相对疲弱，增长0.2%。
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要多策并举。第一，要充分认识到，没有开放、没有进出口，就没有我国的经济发展，就难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因此必须主动营造有利于扩大开放的国内国际环境。第二，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我国已经到了进一步扩大商品流动型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取决于制度型开放程度的阶段。第三，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当前特别要注意推动经济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第四，当前应研究采取一些稳出口的特殊政策，弥补美国加征关税对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损害。第五，稳住外资企业，防止产业链转移，当前外资企业出口仍占我国总出口的近30％，必须要高度重视外资产业链转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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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和建筑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大，两者合计约占13%。而且，建筑业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房地产业的发展。房地产是下一步经济整体回升的关键。
房地产已经连续六个季度负增长，出现了行业性的衰退。今年以来，随着房地产投资和销售的改善，一季度房地产增加值转正，得到一定恢复，同比增长1.3%，比上一季度提升8.5个百分点，摆脱了连续六个季度负增长的困境。当然这属于恢复性的。
2022年我国城镇人口是9.21亿人，其中有1/3是流动人口。这3亿人可能在老家、在户籍所在地有住宅，但住宅是不可移动的，不能随着人口流动而搬走。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农村住宅可能很多就是空置的，中小城市人口流入大城市，中小城市住宅可能很多也是空置的，但这些空置的住宅，都统计在了人均住宅面积中。
这就涉及结构性问题，这3亿流动人口就个体而言，很多人由于户籍等限制无法在城市定居，年龄大了以后可能会回到老家养老，但就整体而言是回不去的。而且，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运行，从满足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来看，城市也离不开这3亿人。
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3亿人如何加入现代化，如何公平享受现代化带给他们的美好生活？因此居民住宅，无论是租房还是购房，在今后一个时期，在人口流入较多的城市仍有不小的刚需。扩大这类城市的居住用地，仍然是这些城市政府的重要任务，扩大住宅供应量，仍然是房地产发展的重要任务。
房地产问题不仅是短期调控和风险管控问题，更是一个住房制度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改革问题。保持房地产的长期稳定，既需要短期政策，更需要长期制度。短期要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长期要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推进建立房地产业发展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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