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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观经济学理论逻辑体系的构建
作者:杨瑞龙    发布:2023-06-15    阅读:26422次   


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 2023-06-13 20:23 发表于北京


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中国经济学需要一个扎实的微观经济分析基础。中国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揭示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律及微观主体的行为方式。中国微观经济学核心命题的内在规定决定了我们不应照搬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直面中国现实,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形成中国微观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体系。本文认为,共享是中国微观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发展体现了中国微观经济学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改革是中国微观经济学的实践逻辑。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各个微观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协调,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合作的可能性,从而合作与竞争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享发展成果的微观机理。中国微观经济学以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进程这一特征性事实为研究对象,在竞争与合作的微观分析框架下揭示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背后的微观经济学逻辑。同时,中国微观经济学特别关注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这两个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  中国微观经济学  理论逻辑  共享  竞争与合作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经济学界在广泛深入的讨论中充分认同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笔者曾发文论证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一个坚实的微观分析基础,本文将重点讨论如何构建中国微观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显然,中国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核心命题决定了我们既无法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也不能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国案例”的框架内构建理论体系,而应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指导下,直面中国现实,揭示经济规律,构建一个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从而为中国经济学奠定坚实的微观分析基础。
一、中国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基于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中国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40年春风化雨、春华秋实,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无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都难以成功解开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基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而产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由此应运而生。我们把这一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称为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涵是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在继承与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现有经济学分析体系中有用成分的基础上,直面我国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难点与重点问题,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形成规律性认识,进而形成系统性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
中国经济学不仅要研究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的生产关系,还要研究一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的资源配置,关注单个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包括生产者的供给和家庭的消费行为)、收入分配等。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学需要一个扎实的微观经济分析基础。以中国特定生产关系下单个经济主体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所形成的经济学分析体系被称为中国微观经济学,而中国特定生产关系的基本性质与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因此,中国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就是揭示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市场机制的运行方式及相关规律,其理论上的主要难题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特别是要在理论上回答以下重点问题:在公有制为主的所有制结构下市场机制如何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及实现共同富裕;等等。
中国微观经济学核心命题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我们在构建中国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因为建立在唯物史观方法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据剩余价值理论与资本积累理论科学回答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一个全新社会形态的出现,替代资本主义的将是一个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下,我们才能够推论出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定性,包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等。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一文中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同时我们应清醒地看到,由于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试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全面限制民营经济的发展与绕过商品经济发展阶段最终都显著阻碍了生产力发展,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证明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积极发展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是有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我们找不到回答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的现成答案,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在揭示微观个体的行为方式及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回应中国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时,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又不能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微观经济学核心命题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我们在构建中国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时也不能照搬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结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资源最优配置的学问,其揭示的市场配置资源的一般规律(包括市场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相关知识)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如何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我国体制改革的性质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照抄西方主流微观经济学。我们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而西方微观经济学是在经济人和稀缺性假设下遵循个体主义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不仅证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市场发挥自发调节作用的机制与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产权私有化,即只有产权私有,交易主体才有硬的预算约束,价格机制才能发挥作用,其遵循的基本价值观就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显然,私有化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基本价值观存在冲突,这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微观经济学。但是,我们在构建中国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时,西方微观经济学所阐述的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相关知识仍然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为了更好地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专门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也应该熟悉西方经济学,从而可以更好地了解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一般规律。我们尤其要避免把中国微观经济学的构建仅仅视为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事情;一个专门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也应该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需要直面中国现实,在理解与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发现科学问题,避免按照“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国案例”的路径来撰写中国微观经济学。同时,我们还要从中华文明的宝库中汲取精华,吸收并丰富中国经济学的思想来源。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理论都是对过去实践的一种抽象思维的结晶,而实践是在不断发展的,随着时间、条件等元素的改变,已有的理论在解释新时代的经济现象时就可能存在局限性,而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根据变化了的现实去发展和创新理论。我们的改革实践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种尝试前无古人。当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现有的理论发生冲突时,我们不要一味地以现有的理论去否定在实践中被证明了行之有效的做法或经验,而是要用在实践中发现的规律性认识来修正或改造已有的理论,进而凝练出新的研究范畴与新的理论结论,形成一套能够有效解释中国实践的理论,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包括基于对中国实际科学认识的规律体系,基于规律性认识提炼出来的范畴体系,基于范畴的累积及范畴之间逻辑关系的梳理而形成的理论分析体系,基于理论分析体系之上的一套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体系。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认为,中国微观经济学理论逻辑体系的构建必须坚持直面现实的问题导向分析方法,该方法的本质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翻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时期,我们党都持续根据我国的国情及实践进行伟大的理论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一文中指出:“这些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专家没有讲过的,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认识,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创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经济学,构建中国微观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体系。
二、中国微观经济学的理论逻辑
中国微观经济学作为一门具有自身知识体系的学问,需要构建一个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及相应的分析框架。所谓逻辑就是思维的规律,它是人们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来揭示客观对象内在联系和运动变化规律的理性思维过程,它通过“论题—论据—论证”的逻辑推导过程来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所谓理论就是基于一定的逻辑及研究范式,在某一活动领域中联系实际推论凝练出来的关于自然界或者人类社会活动的概念、范畴及有关原理,由实践检验其有效性并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国微观经济学以我国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为研究对象,其理论逻辑的构建应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最新研究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指导下,构建既符合基本的学术规范又反映中国特色的中国微观经济学理论逻辑。
1.共享是中国微观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西方微观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经济人”假设,其遵循个体主义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含义是一个建立在私人产权基础上的自由市场体系能够自动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如果中国微观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也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那么其遵循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将难以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共享便成了其逻辑起点。
第一,共享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整体主义分析方法。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个体主义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于唯物史观,科学地提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个人行为的结果由社会力量决定,形成社会力量的各种社会整体及他们的相互关系不但决定个体利益的内容,还决定其客观形成机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于社会人假设形成了整体主义分析方法,进而运用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和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微观经济学从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的视角出发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唯物史观,这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共享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因此,中国微观经济学既要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也要反映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就明确指出,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作为中国微观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共享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第三,共享的基本内涵就是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如何实现人民群众分享发展成果,一是全体人民而不是部分人民或者局部地区共享发展成果,也不是搞平均主义分配。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二是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基础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有助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进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同时,共享发展成果的物质基础是发展,坚持改革开放有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三是共享发展成果的前提是鼓励人民群众勤劳致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的。”我们应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坚持在发展中改善和保障民生。四是实现共享发展成果和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脚踏实地、久久为功。
2.发展体现了中国微观经济学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理论是依据逻辑推导过程来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本质并用之指导实践的。理论逻辑反映的是事物的内在联系,历史逻辑则是历史规律性和必然性的辩证统一。理论逻辑反映历史逻辑,而历史逻辑是理论逻辑产生和发展的现实基础。从共享目标的实现机制看,发展是必要前提,从而发展体现了中国微观经济学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从理论逻辑看,实现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根本路径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不是低收入水平下的平均分配,而是在做大蛋糕下的公平分配;从历史逻辑看,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的关键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才是社会主义,发展必须致力于共同富裕。”
第一,共享的前提是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我国在过去四十多年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因为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始终坚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始终不渝的追求目标,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共同富裕并非搞平均主义分配,更不是取消物质利益刺激,而是要在大力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让人民群众在更高的收入水平下共享发展成果。计划经济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效率低下、经济衰落的条件下,只有共同贫穷,没有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共享是发展的目标,发展是共享的实现机制。只有通过发展不断增强物质技术基础,才能让人民群众更好地分享发展成果。
第二,共享的品质取决于经济发展的质量。我们不仅要在实现更快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产品的共享,并且要在同样人力、财力等的投入下获得更高品质的共享,这就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过去那种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特别是信贷资金投入的外延式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未来我们要更多地通过提升经济活力与创新力来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尤其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为实现人民群众更高品质共享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共享目标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我们要肯定实现共同富裕、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是我们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不切实际地实施“冒进”政策。这是因为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还不算太高,而且人口众多、区域与城乡发展不平衡,为了刺激效率,完善激励机制仍是必要的。因此,实现共享目标急不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在实现共享目标的道路上,首先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我们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制。其次要努力做到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既不要人为扩大两极分化,也不要超越物质条件的约束。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不要好高骛远,吊高胃口,作兑现不了的承诺。”要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
3.改革是中国微观经济学的实践逻辑。理论是依据逻辑探求本质,并由其间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去指导实践,进而用实践去检验理论的有效性或者正确性,而实践是人们自觉的社会活动和行为。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都证明发展是第一要务,而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发生“增长奇迹”的关键原因是持续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市场化改革。这场伟大的改革实践“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化改革为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催生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
改革开放之前,中央政府作为计划中心掌握几乎所有的决策权,工厂没有经营自主权,生产活动完全听命于计划中心,劳动者也没有职业选择权,经济缺乏活力。市场化改革后,民营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国有企业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家庭也成为重要的市场主体,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改革一方面大大调动了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刺激效率显著提升,不仅经济发展速度显著加快,经济发展质量也有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产生了多元的利益主体,包括家庭、企业、农户、地方政府等。这些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关系,包括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利益关系、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关系、企业内所有者或经营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地区之间利益关系、城乡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必然存在差异,从而会产生利益冲突。而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利益冲突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协调,遵循优胜劣汰的原则。市场竞争刺激市场主体不断追求效率,从而可以实现一国经济的有效率增长。竞争机制的形成需要确立产权、明确利益主体的收益预期,需要一个具有充分弹性的价格体系与完善的市场体系,需要一个维护平等竞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但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同,我国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享,其一方面意味着中央政府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将在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意味着各个利益主体之间既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又有利益一致的地方。因此,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合作的可能性,这种合作既可以通过政府推动进行间接合作,也可以通过利益主体之间谈判协商进行直接合作。也就是说,在实现共享发展中的利益主体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决定了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竞争,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的所有制结构与分配关系决定了利益主体之间具有共同的利益目标,这是利益主体之间合作的制度基础。竞争与合作就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享发展成果的微观机制,也成了贯穿中国微观经济学的理论逻辑。
三、中国微观经济学的体系框架
中国微观经济学“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能采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国案例”的路径来构建理论体系。中国微观经济学不应建立在虚拟假设的基础上,而应扎实建立在真实世界的基础上。中国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基于以下基本事实。(1)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2)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确认:“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为此,需要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之间的关系。(3)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发展中国家。超大型主要表现为人口基数大、幅员辽阔、经济总量和市场规模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大等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实现经济起飞时间并不太长的大国,生产力总体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特别是生产力发展及区域发展、城乡发展呈现较为突出的不平衡特征。(4)中国正处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转型时期。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转型尚未完成,双重体制并存、结构性问题等还显著存在。(5)中国是一个开放型经济体。我国由原来的封闭市场转向全面对外开放,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一度超过60%,成为世界上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作为名副其实的开放型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已深深融入全球化之中,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6)中国的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经济是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其不仅本身规模巨大,且渗透改造了传统的工业经济,也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
理论需要抽象,在以上六个重要事实中,作为中国微观经济学领域最为重要特征性事实的毫无疑问是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也就是说,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微观运行机制最重要的变化是由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逐步转变为由市场配置资源。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我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而形成共享发展观下的竞争与合作的微观运行机制。因此,中国微观经济学应以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市场化进程这一特征性事实为研究对象,从总体上揭示中国特色市场化改革的基本逻辑,从竞争与合作的微观运行机制上解释中国特色市场化改革取得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凝练出规律性认识及中国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中国特色市场化改革作为中国微观经济学所关注的特征性事实,其涉及的关键问题如下。
第一,中国特色市场化改革中的市场主体塑造。市场配置资源的关键是具有硬预算约束的市场主体能对市场信号的变化做出灵敏及时的反应,从而使得价格机制具有传递信号、收入分配及刺激效率的功能。因此,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是通过市场主体的塑造来重构微观基础。作为市场经济的细胞组织,市场主体的质量和活力决定了市场经济的质量和活力。市场主体塑造的重点毫无疑问是发展民营经济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为此,需要经历从放权让利、两权分离、股份制改造、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到分类改革的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历程。同时,揭示了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地位与作用。在此基础上,还讨论了企业家精神的弘扬、承包制与农户行为、市场化改革中的家庭行为等。
第二,中国特色市场取向改革中市场机制的培育与市场体系的完善。市场机制实际上就是资源在市场上通过自由竞争与自由交换来实现配置的机制,包括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等。其中,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灵魂,只有当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具有充分弹性时,市场才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改革前实行的是政府定价制度,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选择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那就是首先选择了调放结合的双轨价格体系,然后逐步向自由价格体系过渡,渐进提升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与此同时,我国逐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在完善商品市场的同时不断完善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并通过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
第三,中国特色市场取向改革中分配关系的演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伴随着市场化改革,我国的分配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锅饭”式分配,逐渐演化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制。尽管分配体制改革在改善效率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亦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导致差距扩大的微观原因主要包括竞争激励、市场分割、财富积累差异、行政性垄断、要素禀赋差异、劳动弱势与资本强势的博弈格局等。改善微观收入分配结构的途径则是要继续深化分配体制改革,走竞争与合作逻辑下的共同富裕道路。
第四,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道路。我国微观领域最为重要的特征性事实就是市场化改革,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道路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揭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是中国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目标。我国没有遵照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激进式改革道路,而是坚持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采取增量改革和先试点后推广的渐进式改革。我国市场化改革之所以没有陷入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预测的改革方式与改革目标之间的持续冲突,是因为我国的地方政府在沟通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与微观主体的制度需求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形成了中国式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未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是重塑改革的动力机制,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
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微观经济学直面的特征性事实,而国有企业改革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微观经济学必须回应的两个重大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因此,在中国微观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安排上,在系统讨论中国特色市场化改革道路后,需要专门来讨论以上两个理论难题,从而展示我国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运用中国智慧创造性地解决上述两大难题,建立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
1.公有制(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相兼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既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又必须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此,我们必须在积极发展民营经济的同时,通过深化改革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
第一,以分类改革为主线实现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必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与国有企业,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微观基础的再造既不能“国进民退”,也不能“民进国退”,而应该“国民共进”,即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国民共进”的关键是实现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国有资本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实施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来实现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分类改革的核心就是根据国有企业所处行业的不同与所提供产品性质的不同而实施不同的改革模式:提供公共产品的垄断性国有企业选择国有国营模式;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选择国有国控模式;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一部分适宜进行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造,一部分适宜进行民营化改造。
第二,以产权改革为主线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和一部分竞争性国有企业需要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中国式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改革的主要途径是引入多元化产权主体,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国企混改应坚持分类改革的总思路,根据国有企业类型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如引进战略投资者、改制上市、民企入股国企、国有资本入股民企、员工持股等。国企混改,“混”是形式,“改”是实质,不能“混”而不“改”,而应通过“混”把国有企业改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
第三,以利益相关者合作为主线,推动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国有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既可以通过国有经济的布局优化及产权制度改革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即公司治理结构创新来实现。无论从现代公司治理逻辑的演变,还是依据国有企业的性质,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应该扬弃资本雇佣劳动或股东至上主义逻辑,并遵循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即公司的目标不仅仅是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要为利益相关者服务。贯彻了“合作”逻辑的治理结构就是“共同治理”机制,其强调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共同参与决策、相互制衡和监督。相关研究须遵循分类改革原则与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阐明国有企业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相结合的治理结构创新以及管理模式创新的具体路径。
2.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性质决定了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中国增长模式与改革经验既不同于西方微观经济学强调的政府不干预理念,又有别于传统的发展型国家理论所强调的政府干预理念。中国微观经济学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作为中国特色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要特点来加以阐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作为党领导下的发展型大国,必须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既要提供公共物品,又要培育市场与弥补市场失灵,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同时,也要防止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无论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还是数字经济的发展,都是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的成功经验。
第一,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资源配置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在微观机制上要进一步完善竞争与合作机制,在资源配置方式上要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市场主要通过鼓励竞争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政府主要通过促进合作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对于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来说,维护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体现为改善政商关系和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垄断与政府管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并非尽善尽美的,有很多因素会导致市场失灵,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垄断。垄断既包括行政垄断,也包括自然垄断。垄断将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不当的垄断行为会破坏正常的市场进入和竞争秩序。垄断还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特别是当下数字经济条件下的平台垄断越来越引起广泛的关注。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无法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得到纠正,需要作为对市场机制的补充、引导和纠正的非市场力量参与资源配置以取得更高的效率,这就是政府管制出现的原因。但是,由于信息不完全、效率扭曲、寻租活动、管制成本及目标冲突,政府管制也可能失灵,为此,必须推进政府管制改革,完善激励性管制与竞争政策。
第三,企业间关系、产业结构演化与产业政策。产业结构是中国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抓住产业结构调整这个关键,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中国微观经济学需要从企业间合作与竞争、政府与市场的合作两个层次出发,深入探讨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二维关系对产业结构演化的影响,并给出产业政策顶层设计的理论基础;分析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并给出政府与市场合作逻辑下的产业政策实施及产业政策有效性边界;结合产业链优化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讨产业政策的具体设计与实施路径。
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整体主义研究范式下,生产者只是指令性计划的执行者,缺失相对独立的经济行为,从而也缺失相应的微观分析基础。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越来越感到西方主流微观经济学很难揭示中国特色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微观主体行为,因此,构建中国微观经济学就显得非常必要。与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方微观经济学逻辑体系相比较,中国学者第一次直面中国现实构建的中国微观经济学在理论逻辑、体系框架的完美性上确实一时难以与西方微观经济相媲美。对此我们既要承认自身的不足,但也不必气馁。一方面,中国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当下还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新探索,我们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一段距离。既然研究对象仍具有不稳定性,对尚在进行中的市场化改革实践及发展进程的认识还在不断加深,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便希求构建一个成熟的中国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显然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学者对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市场运行规律的认识还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受研究对象的不稳定性及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在发现规律、提炼范畴、梳理逻辑、构建理论体系等方面难免还存在诸多不足。我们相信,中国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必将随着研究对象的不断完善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渐成熟。实际上,西方微观经济学逻辑体系的形成也历经了漫长的过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稳定,西方微观经济学才逐渐成形。中国微观经济学的形成也将会经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学者必须脚踏实地深入实际,去努力挖掘与发现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背后的理论逻辑,并凝练出新的范畴。随着直面现实的研究成果不断积累,逐渐把这些范畴结构化、理论化,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
(来源:《经济学动态》2023年第4期,注和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