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5日，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一期《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其中预测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1.7%，高于2022年10月预测的1%。世界贸易组织表示，该数据虽然好于2022年预测的增长1%，但相较2022年2.7%的贸易量增速下降了1个百分点，也低于过去12年来2.6%的平均增速。

中美竞争、外需放缓、产业外迁已成为中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所面临的最大压力。回顾2022年，中国全年虽实现进出口总值突破40万亿元，同比增长7.7%，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地位，但2022年内月度进出口总值波动较大，1到12月进出口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9.6%、6.5%、6%、0%、9.1%、13.4%、16.3%、8.6%、8.1%、6.9%、-0.1%、0.6%。

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23年1~2月，中国进出口总值达约6.18万亿元，同比下降0.8%，其中出口总值同比仅增0.9%，进口总值同比下降2.9%。而2022年1~2月上述三项指标同比增长值均超12%。2023年3月进出口总值较2月环比增长32.8%，同比增长15.5%，好于2022年3月进出口总值的环比（24.4%）、同比（5.8%）情况。

实际上，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贸易的全球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2008年前，全球贸易增长率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1.5~2倍，贸易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2008年后至今，全球贸易增长率仅仅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0.5~1倍。

世界贸易组织4月5日发布的报告指出，受地缘政治局势紧张、通胀高企、货币政策紧缩、债务水平上升等多重风险影响，贸易增长前景仍面临较高不确定性。世贸组织呼吁，各国政府应避免贸易碎片化，保持贸易自由流动，加强多边贸易合作，共同促进全球经济恢复。

对出海企业而言，在上述背景之下，到底该如何认识当前的世界经济局势？它又将如何影响中国？

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中国的前五大贸易伙伴从第一到第五依次是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韩国，2022年这一顺序变为东盟、欧盟、美国、韩国、日本。无论按美元还是按人民币计价，今年前3个月中国与美国的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率都为负，中国与日本的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率也为负。这一变化，一方面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化停滞和区域化加速有关，为改变这一现状，中国实施双循环战略使中国与东盟贸易地位上升；另一方面，中美战略竞争导致友岸制造正形成中美两大平行贸易和生产体系，日韩面对“选边站”困境等问题也推动中国贸易伙伴发生新变化。

当前，世界正在形成两大平行的产业体系：一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特点是去美国化；二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特点是去中国化。具体表现在中国与美西方之间在与安全（包含芯片在内的高科技、先进制造等领域）相关的贸易和投资领域出现脱钩，与安全不相关的贸易和投资则面临着两种选择——用投资的方式做还是用贸易的方式做。比如有中国民营企业反映，其美国客户在采购中国商品时面临数额限制。根据美国政府要求，如果美国客户想要从中国采购与安全不相关的优势产品，就需要中国供货商将供应链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区。

2023年2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的栏目《美国观察》刊出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政治与国际法治专业研究生任宇祥撰文的文章，其中提到，汉密尔顿产业战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1995年到2018年，中国在全球先进工业总产出中所占比重从不到4%增长到21.5%，而美国在全球先进工业产出的相对份额在过去20年中下降了16个百分点，中国技术实力的相对上升成为美国联合盟友对华脱钩的重要原因。

从出口角度看，2022年中国前五大出口伙伴从第一到第五依次为美国、东盟、欧盟、日本、韩国。虽然美国是中国第一大出口伙伴，但由于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美国对中国输美产品进行了打压、制裁和阻遏，形成美国对中国输出大豆玉米、中国对美国输出玩具箱包的贸易结构。在国际市场上，无论是农产品还是玩具箱包，需求弹性都不高，未来中美贸易关系都不具备更大的增长空间。而中国对东盟、欧盟出口占比接近于对美国出口比重，因此，稳定对美国出口，扩大对东盟和欧盟出口，深化对日韩出口是中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的重点之一。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全球产业体系发展历程，早期中国凭借代工贴牌的加工贸易推动了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期转向在岸制造，现在转向全球制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促使美欧实施回岸制造，即为拉动就业解决产业空心化而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但由于美国人力成本较高，导致其回岸制造战略并不成功。2018年后，美国开始推动近岸制造，即通过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战等方式将产业链、供应链从中国迁移到中东欧、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区。彼时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率达到25%，然而，在这一政策之下，有60%受影响的企业是在华投资的外商企业，但近岸制造与中国制造之间的竞争较量仍在市场经济范畴内推进。2021年拜登上台后又推动了友岸制造，使得贸易、投资、技术等活动带上了政治色彩。至此，世界经济告别了低通胀、低利率、高增长阶段，转而进入高通胀、高利率、低增长阶段，全球贸易投资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历史证明，凡是全球化的时代，都是世界经济贸易增长的黄金时代，谁能搭上全球化这班车，谁就进入到发展的快车道。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基于西方规则的全球化陷入困境，基于自然趋势的全球化缓慢前进。在此背景下，这样的国际环境是否还存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未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否面临底层逻辑的根本变化？

目前，市场机制与地缘政治的力量博弈构成了全球化进程放缓背景下外贸运行新的底层逻辑。

过去40多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参与国际循环来实现的。2006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64%，到2021年降到了34%，未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可能还会继续下降。因此，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是党中央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大背景下，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有14亿多人口，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大国的现代化不能单凭外需推进，出口是拿别人的市场，而进口是给别人提供市场。在外需萎缩的背景下，中国既要提高出口的竞争力，又要扩大进口，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的关键之一，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以2022年为例，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3.69万元，中国GDP总值达121万亿元，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约为43%，而全球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为60%，美国、日本都在80%左右。如果中国能持续提升该项比重，国内市场需求就能进一步增加，对世界的影响力也能随之提升。在各省域经济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最高的地方是浙江，2022年为71.1%，江苏为58.7%，广东为55.6%。浙江比重高的原因之一，是用有为政府解决不平衡发展的矛盾，用有效市场解决不充分发展的矛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才能够解决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问题。

扩大内需的另一关键方面是提高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如2021年中国为38.37%，美国是68.21%，日本是53.83%。要提高这一比重，就要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如房价高、养育贵、教育医疗养老开支大等问题。住房有三个功能：一是炒，即投资功能；二是住，即商品功能；三是有，即保障功能。由于一些基础制度改革不到位，“炒”成为过去房价过高的主要推手。下一步解决好市场机制主导下的商品功能和政府社会协调下的保障功能，不仅有利于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强劲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扩大居民消费。同时也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降低生育和养育成本。扩大内需的工作做好了，就能够带动进口，促进贸易基本平衡。

在全球化进程放缓、脱钩断链现象频出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实现与世界经济挂钩不脱钩、合作不对抗、开放不封闭，这不仅需要大智慧，来形成中国与世界科技、产业、金融、贸易、投资之间的相互纠缠、深度合作，更需要大改革，在制度、法律、政策、舆论之间形成相互联动、深度对接，为实现中华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全局服务。

2009年以来，基于西方规则的全球化举步维艰，基于自然趋势的全球化艰难曲折，中国仍高举经济全球化旗帜，一方面在多边体系内继续推动基于规则的全球化改革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依靠市场、企业、地方的力量推动基于自然的全球化努力前行。另外，还要通过数字赋能、绿色赋能、创新赋能新型全球化合作前行。2021年11月，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22年1月1日，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6个东盟成员国和中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4个非东盟成员国正式开始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22年8月，中国开始全面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由新加坡、智利、新西兰于2020年6月签署，旨在加强三国间数字贸易合作并建立相关规范）的谈判。

美国也不甘示弱，于2022年提出构建印太经济框架（IPEF，13个初始成员国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旨在提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服务于美国的根本利益。

可以看到，当前世界经济中，市场机制的力量和地缘政治的力量在博弈，谁能赢？从机遇看，按人民币计价，2022年中国对欧盟（15.6%）、美国（16.2%）和东盟（15.8%）的出口比重非常接近，中国对日韩出口接近10%，这几大出口伙伴占中国总出口值的比重加起来接近57%。未来就看中国对东盟、欧盟、日韩的出口如何创造更大的增长空间，如何通过实施“有饭大家吃”的战略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出口市场。如果能够做好新形势下的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中国的外贸增长可能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从挑战看，美国很可能拿出“杀手锏”，迫使上述贸易伙伴“选边站”。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实施“隐身衣”战略，更多依靠民间力量、市场机制、绿色合作来扩大挂钩不脱钩、开放不封闭、合作不对抗的国际统一战线。

面对全球化过程中“去中国化”的趋势，中国的贸易企业必须做出适应性调整。

从外贸主体来看，首先，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主力军（2022年民企出口占比59.37%），其次，外商投资企业是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同盟军（2022年外企出口占比已下降到31.2%），再次，国有企业是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安全保障（2022年国企出口占比7.9%）。

以2018~2022年为例，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中国民营企业进出口值占总进出口值的比重从2018年的39.7%持续提升到2022年的50.9%；外商投资企业相关比重从2018年的42.6%下降至32.9%；国有企业相关比重则基本在14%到17%之间波动。其中，国有企业进口品类主要集中在粮食、石油、煤炭、矿石等初级产品。也就是说，国企在对外贸易中的功能主要在于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供应链安全、初级产品安全。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值比重近年来则持续下降，值得担忧。过去几十年，外资企业是中国企业提高竞争力的榜样，没有外资企业带来的“鲇鱼效应”，中国企业可以发展得好吗？回顾过去40年，中国的经济工作重点是推动市场经济、工业经济、外向型经济发展，而未来几十年，中国的重点就需要转向推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STEM）”的创新，进一步推动法治建设，推动高水平的经济自由。

中国的优势出口产品包括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轻工产品。2022年，中国机电产品中，太阳能电池、锂电池和汽车出口分别增长67.8%、86.7%和82.2%，“新三样”出口非常强劲，主因是把握住了新能源革命、绿色革命、数字革命的机遇，在政府政策支持下，推动了高水平自立自强自主创新。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是美国对中国脱钩断链最下气力的领域，也是中国高水平自立自强与全方位国际合作双管齐下最着力的领域，因此，提升这方面的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是中国下一步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据国家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研发强度达到2.55%，首次超过OECD成员2021年平均2.47%的水平，研发经费支出的增长率已连续8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目前，中国科技创新需要解决的短板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基础研究经费占总研发经费的比重为6.3%，尚远低于日韩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因而，“十四五”规划提出基础研究投入比重要达到8%，国家将制订基础研究发展十年规划。二是全面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三是在科技挂钩与脱钩的较量中推动全方位国际合作。中国将加大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开发试验研究的投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形成研发、技术、设计、专业服务、人才等领域的全方位国际合作，打造“世界大脑”。这对推动中国高技术货物贸易、高知识服务贸易、高水平数字贸易、高层次绿色贸易、高标准贸易规则等方面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在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建设方面，要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型开放。2022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含B2B）达2.11万亿元，同比增长9.8%。然而，2021年亚马逊对中国约600个品牌和3000个卖家账号进行封号，理由是中国商家存在“刷单”等违规操作。该事件给中国企业带来的启发是深刻的：一是要尊重国际贸易规则。社会各界都要共同关注商业行为的合规合法性。二是要提升维权能力。要培养一大批精通国际经贸规则和国际法律体系的人才和机构能力。三是要增强协调能力。包括主管部门、商会协会、龙头企业和社会各界之间的协调。四是要秉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坚持求真务实、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五是要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挂钩不脱钩的合作，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实现中华复兴的目标。

（本刊记者赵建琳采访整理）

来源 | 《商学院》杂志2023年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