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孙冶方基金会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2023-06-27 13:26 发表于天津

当前我国胜利完成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现在开始启动现代化的新征程，目标是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的第一步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届时我们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人均GDP迈上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这个任务我们存在诸多有利条件，也面临不少挑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闭幕时讲到：“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围绕这句话我分享三点体会。

刚才提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迈上新台阶，达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就是所谓的高收入区间，让我们看看这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数量要求。

简单的讲，进入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门槛线大致是1.27万美元左右，以美国的7.1万美元作为顶点线，人均GDP在1.27万美元到7.1万美元的中间是现代化国家的高收入区间。而中等发展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应该达到一个偏中位的收入水平，大概定的是日本的4.2万美元，是比较精准的中线位置。如实讲，达到这个位置可能是有一定难度。放松一点要求，我们把高收入区间五等分。中国现在在什么位置，大概是1.26万美元左右，站在了高收入的门槛线上，即使达到了第二档的下线，即人均GDP在2.5万美元水平，就要求中国在未来13年保持大约年均5%的增长率。同时，我们预计汇率有20%的升值，这样人均GDP可以达到3万美元左右，即达到高收入区间第二段的中位水平。可能还是觉得太低，我们应该在那个时候能达到韩国现在水平，即3.5万美元。如果我们在未来13年想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第二档偏上的水平，增长速度要达到5.5%至6%。

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目前为止，召开的五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及中央党校新进中央委员的学习班，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闭幕式和下团的讲话，反反复复提到经济要复苏，速度要稳住。我们现在讲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是相互统一的增长，在最近半年是特别重要的被提出。事实上，我们再次强调速度问题也是有它的合理性。从2004年开始有一个提法，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情况，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重要指标的世界排名显著提升。其中，人均GDP的世界排名和人类发展指数HDI的世界排名，是一个经济指标和一个含有很大经济权重的指标，其他的是我们最典型的社会指标，如高等教育入学率、义务教育普及率，创新指数、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可以看出，我国各项社会指标的世界排名已经高于经济指标的世界排名，所以社会发展已经不是明显短板。中国未来13年是一个量的增长要求，经济排名需要加快提升。并且，中央近期多次强调为现代化建设开好局起好步，统一质的提升和量的增长。所以现代化的发展是一个质量、数量要求并重的要求。

实现这个目标有优势也有挑战，先看挑战。中国近40年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是9.5%，稍微大起大落。但是在疫情发生前的十年中，在2009年经济增长速度是10.5%，然后一路往下走，到疫情前的2019年，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6%。在这一路上并没有说不要速度了，我们其实还是很努力的想托住速度，但是一百多万亿的经济体，想靠政策的放量稳住很难，所以一路往下走。6%的经济增长速度在疫情之前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压力，我们如果要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话，还是希望有5.5%到6%的经济增长速度。事实上，保持这种增长速度有一定难度，因为过去保持中国40年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的那些条件有了一些变化。

首先是劳动力成本变化，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背后是劳动报酬的提高，我们很难说人均收入1万多美元却还是希望劳动力不要那么昂贵，能够保持国际竞争力，这个不符合经济学逻辑。所以我们的劳动报酬在2010年之后提高得特别快，现在提高一个10%需要一千美元，越往后劳动报酬提升的实际绝对量越大。第二个因素是劳动力数量减少和人口抚养比结构变化，考虑到智能化水平的提升，劳动力数量边际的减少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特别大的影响，但是人口抚养比的变化会带来很重负担。第三个因素是人民群众诉求多元化，经济发展不仅仅是收入水平的提升，人民群众需要蓝天白云、优质教育、更好的医疗水平，但是无论我们的资金、土地，还有我们的时间资源都是有限的，当这些资源被分配到更多的领域中之后，经济领域中间获得的资源配比就会下降，导致投入减少的话产出的相对速率也会降低。第四个因素是外部环境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我们和发达国家间的垂直分工变成了水平分工，前者是我们各做各的，互相不打架，后者则是我们做的是同样商品，原来是互补，现在变成了竞争。另一个外部变化是受到不合理的打压，打压的力量也是挺重的，对我们正常的发展造成了非常大的干扰。总的来讲，小康时代的发展条件出现了变化，但是这个时代不可能回来了，它是在一个换挡的阶段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

进一步地，我们具体看其中两个条件变化因素，第一个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给增长带来的压力，我们用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来衡量。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外贸依存度是10%，到2006年外贸依存度到了60%，这是所有世界大国中最高的。此后外贸依存度开始非常快速下降，现在到了大概33%到35%中间，这个比重恰好是世界大国的平均水平。所以我们感觉外贸依存度会在这个水平上维持较长的时间。此前靠大口径的外循环对经济带来的贡献的时代已然过去。第二个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刚才讲劳动力数量每年减少80-100万，现在对整个社会来讲人口抚养比（一个劳动力抚养多少个非劳动人口，越低越好）的变化带来很大的影响，低人口抚养比恰好是我国经济高度增长的40年，之后人口抚养比开始持续向上。细分来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儿童抚养比较高，而后持续是老人抚养比较高，这给社会带来不光是社保基金的压力，也是今后面临的一个比较突出的挑战。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这个阶段相似经济体所不具备的独特条件。首先是科技能力显著提升，现在我们的R&D经费规模达到了2.9万亿元，占GDP比重已接近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现在，我国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已经进入了跟跑（学习跟进）、并跑（同等水平）和领跑（水平领先）并重的阶段，而且并跑领跑的比重持续上升，所以我们对产业发展的竞争力有非常充足的信心。

第二，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无论从消费端还是生产端看，其他经济体和我们不能比。从消费看，我国有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升，国内消费快速增长。从生产看，我国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相对完整，分工体系效率较高，应对全球经济波动和不测事件的弹性和韧性较强，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人力资本的竞争优势，初等、高等教育的入学率都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还有一个新的优势出现，即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也达到了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

第四，数字经济发展快、规模大，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在这个领域带给我们的竞争力和增长空间巨大，一定要充分认识这是我们未来最重要的优势。

以上我们讲的第二点，面对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间一个最底层的目标，数量怎么增长迈上新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最后讲一下要靠改革、创新、开放。

在过去十年经济下行中，我们用了很多政策，但在这样一个经济体量上要把经济稳住，或者让它保持中等偏高的速度，最后还是要靠经济内部动能影响。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较好，但是明显感觉不是内部往上拱的力量，还是靠往上拽的力量，我们发挥优势跨越挑战要靠改革、创新和开放。因时间原因，我们只能简单说一下当前中央对这项工作的重点部署在哪些方面。

一是尽最大努力获得改革红利，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当前要特别强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间在高质量发展第四部分讲了五条内容，其中，第一条是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摆法也是新的摆法，只有构建了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真正做到高质量的发展。从党的二十大开始，我们反反复复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特别强调民营经济的发展。

二是尽最大努力获得创新红利，数字技术是创新潜力最大的领域，当前要特别强调促进平台企业健康发展。从2021年开始，我们独角兽企业最集中的前十大领域全部是数字领域，包括生命科学，要没有这种高通量的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加进去的话，那个根本就跟不上。在此背景下，应特别强调平台企业的发展，因为平台企业是数字创新的枢纽和关键。

三是尽最大努力获得开放红利，高水平开放能促进双循环相互促进，当前要特别强调以制度性开放提高外循环的效率和水平。

因时间原因，以上每一条我只讲一个点。

关于深化改革，我讲“两个毫不动摇”这个点。中央反复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这是长久之策，不是权宜之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今年5月5日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里面有两句话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一是低端产业不能简单淘汰，二是要倍加珍惜爱护优秀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为什么重要？它是实现现代化支撑的重要因素，量上讲是主体。举个例子，现在弯道超车的三个绿色支柱发展产业都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我们现在光伏产业全球前8强中间，8家在中国，8家都是民营企业。

关于创新驱动，我讲平台企业这个点。在当今时代，平台企业已经是产业技术自身的研发者、前沿技术最重要的研发者、核心技术的主力军，因为它的生态足够大，做出来的东西直接转化。同时，平台企业有数据，在这个时代数据是创新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平台企业在当前不仅是消费更加丰富，促进一些就业等，现在变成了科技的引领者。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举个例子，当前数字企业自动驾驶的平台，现在已经不是原来那样先设一个大的国家机构，搭项目，然后往下做产业链，现在就是平台企业自行组织芯片、车联网、传感器、数据处理、人工智能、平台服务等环节，里面包含各领域最前沿的企业。此外，我们以前觉得新创企业要靠我们的新创投资，而现在的大平台投资机构已经成为了新创企业的主要投资者。背后就是平台企业知道技术往哪发展，自己研发了就可以用，且具有很大的投资能力。我们过去三年三大投资企业早已不是国有企业，而是平台企业，它的投入比重是头部枢纽。因此，在科技创新的角度上，我们强调平台企业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

关于扩大开放，我讲制度性开放这个点。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主动对照高标准经贸协定的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中央提出了制度性开放。原来的很多政策型开放是碎片化的，制度性开放是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开放体制，对于长期投资来讲，稳定、透明、可预期也是最基本的条件。

这个要求也是对国内改革的推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就是要进一步推动深水区的改革，构建国内更高水平市场体制，形成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这是增强国内外投资者信心、稳定预期和鼓励长期投资的重要保障。

（本文为作者在“第六届中国经济学家高端论坛”上的讲话，已经本人审定并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