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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杨伟民    发布:2023-07-10    阅读:28443次   


 杨伟民 财经ThinkTank 2023-07-08 23:07 发表于山东



7月8日,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财经》、《财经智库》承办的“2023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举行。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杨伟民在会上指出,居民消费的恢复是今年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关键,居民消费的扩大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关键。要正确区分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需求收缩主要是居民消费收缩。



杨伟民表示,居民消费不足包括以下原因:居民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偏低且逐步下降;房地产消费位居居民消费首位,居民对房地产相关支出的增加产生的挤出效果;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低。

“既要继续建设制造大国、生产大国,也要加快构建消费大国、生活大国,”杨伟民提出,我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从追求生产大国向追求生活大国、从以制造大国为目标向以消费大国为目标转换的阶段。为此,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要逐步改变对住房、汽车和部分高端消费的抑制政策,对居民消费尽可能不干预、少限制;要改革身份证制度和住房制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尊敬的赵豪志市长,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在青岛举办的中国财富论坛。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这是一个针对性极强、富有前瞻性的重大方针。因为居民消费的恢复是今年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关键,居民消费的扩大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关键。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体会:

第一,需求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需求收缩主要是居民消费收缩。

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是问题导向型的方针。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等压力。今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第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指出,需求仍然不足。我认为,需求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需求收缩主要是居民消费收缩。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统计的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而中央有关文件中所提及的消费,实际上指的是居民消费。因此,区分这两种消费类别是非常重要的。消费扩大、消费率提高并不等同于居民消费率和居民消费数量的增长。

本世纪以来,国内总供给一直大于国内总需求,供需由进出口之差来弥补和平衡。在这种增长格局之下,有利的一面是,只要有需求,中国经济就不愁增长,因为供给能力与产能有保障;不利的一面是,中国经济增长依赖外需,需要面对过度依赖外需带来的不稳定性。

早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指出:“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投资和出口占总需求比重降低,最终消费增加。2010年-2020年,在总需求当中,外需比重下降6%,内需提高6%。在内需当中,投资下降2%,最终消费提高了8%。从这个意义上看,“三驾马车”确实比过去更加协调了。

方针希望更多依靠居民消费拉动经济,但实际上更多是依靠政府消费拉动。2001年-2020年,最终消费中的政府消费比重提高了4.5%,居民消费比重下降了4.5%。而在2010年-2020年,政府消费比重提高1.14%,居民消费比重下降1.14%,这是一个长期的转变过程。

疫情三年,受冲击更大的是居民消费,经济增长格局重新回到了更多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2019年,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为39%;2021年,这一比例降至38%;2022年,这一比例降到37%,比疫情前的2019年下降2%。

相较最近三年和过去十年,2010年-2019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降到了40.3%,而疫情三年又提高到了45%;净出口的贡献过去10年是-0.6%,现在提高到13.1%;最终消费由60.3%降到41.5%,其中政府消费从18.1%降到13.2%,降幅接近5%;居民消费则从42.2%降到了28.3%,降幅接近14%。

从反映居民消费的单项指标看,疫情三年社零总额年均实际增长0.8%,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实际增长0.2%。还有一个放在投资类目但实际上是居民消费的指标,即住宅商品房销售年均缩减8.5%。

居民消费不足原因有很多,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偏低且逐步下降。200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是46.7%,2020年降到43%,下降了3.7%。最近两年进一步下降,因为居民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

二是居民对房地产相关支出的增加产生的挤出效果。房地产消费位居居民消费首位,2020年占14%,相当于居民对第二到第四位的教育、卫生、餐饮消费的总和。居民消费排在第一是房地产,第二是教育,第三是卫生,第四是餐饮,第一相当于二到四的总和。2012年-2020年,城镇居民对房地产的消费比重提高了4.2%,与房地产相关的对银行的消费提高了0.7%。

三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水平低,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632元,平均到每天不足50元。当然,农民还有一小部分消费是资金不足型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低,背后是收入问题。农民收入低的背后,最突出的是财产性收入的问题。目前城乡居民收入之差是2.5倍,城乡之间财产性收入之差10.2倍,城乡收入之差主要是财产性收入之差,怎样为农民创造财产性收入是很重要的问题。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消费思想,要求把扩大居民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把恢复和扩大居民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既是问题导向型,也是目标导向型,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扩大居民消费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根本要求。我们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中心。

怎么衡量人民的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但是仅有收入的增加,没有消费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是否会提高呢?疫情三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3.5%。从这个指标看,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是提高了,但由于疫情冲击,居民消费受到了限制,没有增加多少。

所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光有收入还不够,还要把钱花出去,让老百姓吃得更健康,穿得更亮丽,行得更便捷,住得更宽敞。实实在在增加居民消费的量,人民生活水平才能真正提高。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既要看居民收入是否增加,还要看居民消费是否增加,两个指标共同增长,才能更全面地反映民生的改善情况。扩大居民消费,不仅仅是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更是我们发展的最终目的。

二是让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

经济发展是供给和需求共同扩大的结果,供给侧主要是靠企业扩大供给,需求侧主要靠消费者来扩大消费需求。当然,企业、政府也是扩大需求的重要主体。所以消费者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既要不干预企业的自主经营,也不要干预消费者的自主消费,因为消费者的自由选择、自主消费也影响着资源配置的方向和配置的多少。我们过去讲市场经济,多数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应该再加上一个主体——消费者。

三是公共服务是民生改善的重要补充,但民生改善的基础还是居民消费。按照153个行业分类,把城市公交、公路客运、邮政、教育、社会工作、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行业定义为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政府消费广义上都是公共服务,也可以将政府消费划分为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两块。2020年,这些行业的政府消费是11万亿元,占政府消费总量的63%,但也仅仅相当于居民消费的26%。也就是说,居民消费的大头还是居民个人消费。同时,上述的公共服务中也不光是政府在指出,居民也支付了41.3%,政府支付58.7%。教育作为典型的公共服务,政府负担的比重占53.43%,居民个人负担的占46.57%。也就是说,公共服务也不全是政府负担的,居民个人也支出了公共服务的支出。

因此,需要说明的是,不是加强公共服务就等于民生改善了,要把握好公共服务和居民消费的度。因为增加公共服务就要增加政府的收入,可能对居民的收入产生挤出效果。过去很多地方政府通过增加公共服务来增收,希望把土地卖得更贵。但高地价推高了房价,最终还是由居民来支付。

四是既要发展生产力,也要提高消费力。

发展不仅仅是供给,供给与需求共同进步才会有发展。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起点上开始经济建设的,所以一提到发展,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扩大生产。我们往往是通过增加生产、扩大投资、扩大供给的角度来认识发展,发展的目标和政策等往往也是从增加生产、扩大投资的角度提出的,很少从扩大居民消费的角度考虑问题。

工业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追求的目标,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我国的工业产能和质量、水平有了明显提高。那么庞大的工业产品到哪里去了呢?我们2020年创造了30万亿的工业产品,其中用于居民消费的占25%,用于投资的占34%,用于出口的占41%。当然,2020年有特殊性,因为那年我们出口多了一些。大体上,国内与国际市场的比例大体是6:4。

在这种格局下,只要国际市场出现波动,外需减少,工业增长必然会减速,因为关系到40%产品的出路问题。这也是最近几个月,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困局所在,工业品出口弱,居民消费也弱,工业品到哪里去?所以中央提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改变工业品的需求格局,把立足点更多放在扩大居民消费上。这样才能把发展的主动权更多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增强发展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第三,既要继续建设制造大国、生产大国,也要加快构建消费大国、生活大国。

坚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我们需要在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发展政策上做出一些调整和优化。

一是把民生大国、民生中国作为重要的目标。我国是世界制造大国、生产大国但还不是消费大国、生活大国。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有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有14亿消费者。我觉得我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从追求生产大国向追求生活大国,从以制造大国为目标,向以消费大国为目标转换的阶段。

二是增加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不同时期,我国实施过扩大内需,也实施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两种宏观政策的思路,在不同时期都取得了应有的良好效果,但也有一些效果不佳的,比如说要扩大内需,但其实更多扩大政府消费。出现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收入分配改革相对滞后,难以使扩内需、促供改的政策效果进一步放大。

下一步,既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扩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也要同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着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适度降低政府部门和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实行有利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财税和金融政策,实行给居民让利的金融政策,给居民减税降费和加大转业支付的财税政策等。过去的政策主要是面向生产者、面向企业,而现在需要考虑如何面向消费者、增强消费能力,来实施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三是消费权是基本权利。对居民消费尽可能不干预、少限制,逐步改变对住房、汽车和部分高端消费的抑制政策,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在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基础之上,让商品房回归商品属性,完善高端、高档消费的政策含义,鼓励高端产品和服务扩大共享。

四是改革身份证制度和住房制度,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非户籍人口是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是扩大居民消费最值得关注的群体。农民工市民化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争取解决1-2亿人的市民化问题。这样,仅解决他们在就业地的住房问题,就能创造大量需求及关联消费。

因此,需要做两方面改革。第一是住房制度改革。从十九大到二十大,中央先后四次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新的住房制度既要面向城镇户籍人口也要面向非户籍人口,保障性住房既要面向城里人,也要面向农民工。

第二是改革身份证制度。中国特有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是与户籍挂钩。多年的实验证明,放开部分城市的户籍限制,很难真正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他们即使政策放开也不愿意落户,因为担心失去在农村的三块权益。因此,可以研究考虑身份证按常驻地的地址登记,不再按户籍地地址登记,有利于彻底解决户籍人口、常住人口、管理人口三个人口口径,彻底解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两个口径带来的问题,也有利于城市治理的现代化。

以上是我对消费问题的三方面体会,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