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改革成就与经济学进展

　　
　　“摸着石头过河”常常被称做“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战略”。以中国改革的实际来检验，我认为这个论断很值得怀疑。现代市场制度是一种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要通过改革行动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把这一系统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没有对反映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科学的深切把握，没有改革行动的自觉性，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从这个观点看，“摸着石头过河”充其量是在改革初期改革的领导人和一般参与者普遍缺乏现代经济学知识的情况下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长期遵循这种战略，以一种“试试碰碰”的方式进行改革，只会大大提高改革的成本，而且在目标岸为何物都不十分分明的情况下，更谈不上过渡到彼岸。
　　
　　事实上，纵观中国改革的整个历程，每一次重大的推进，都是与我们对现代经济科学的认识深化有关的。
　　
　　贬低现代经济学对我国改革意义的主要论据，是所谓“中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西方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流行过一句话：“不能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的实际”。其实从50年代中期提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到8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走上比较自觉地进行的轨道，在这种观念影响下的事态发展倒是应了凯恩斯的一句话：“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的奴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改革以后，长期是依照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放权让利”、“调动积极因素”的方针进行的。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的种种“行政性分权”的做法，由于造成了1958年的经济大混乱而不得不在60年代初期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时暂时停止。虽然当时一些具有敏锐观察力的经济学家，如孙冶方对这种改革战略提出了批评，但是即使这些先进的人们也因为缺乏现代经济学诸如“资源的稀缺性”、“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等基本概念，并没有能够突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的思维定式，形成自己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以致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始终没能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而且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没有完全摒弃“行政性分权”的做法，例如1980年推行过“财政分灶吃饭”，1988年推行过“财政大包干”、“外汇大包干”和“信贷额度切块包干”等行政性分权的做法，导致了一些消极的结果。只是到了80年代后期，改革经济学的主流有了比较多的现代经济学知识，以新的分析工具去剖析“行政性分权”，才对这种做法可能引致的问题有了较为透彻的认识，“行政性分权”的改革思路等逐渐失去了市场。
　　
　　在1978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中国经济学家开始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某些原理来分析经济问题和提出改革主张。我们这些积极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十分热心于读P.萨缪尔逊的《经济学》（第十版），补现代经济学的课。可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比较熟习的，还是所谓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或“新古典综合”的某些结论，却往往忽视了它的假定前提。在信息的完全性、不存在交易成本等假定前提下，产权如何界定，制度如何安排都变成无关紧要的事情。把这些简单化的结论直接搬用到实际决策中来，就往往造成改革设计的疏漏和工作失误。
　　
　　以我较为熟悉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的情况而论，在那个时期，这门学科还处在“比较经济体制”的发展阶段上。它在Neoclassical的假定前提下，把计划和市场看做与制度无关的两种资源配置方法，以为不论制度基础如何，都可以在计划与市场两者之间任意选用，甚至以为可以把市场经济建立在国有制占统治地位的产权制度的基础之上。这样，我们把世界各国的经济画成一张一端是纯粹的计划，另一端是纯粹的市场“光谱表”，其间则是计划的成分与市场的成分以不同配比结合在一起的各类经济体制；而改革则可以像在超级市场上选购商品那样，把计划和市场放进自己的经济体制购物篮子里。于是，许多人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看做中国改革的目标，而“有时计划多一点，有时市场多一点”的想法和做法变得十分流行。这些，常常使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变得模糊起来；在实际的改革工作中，则表现为举棋不定，甚至“进一步、退两步”。
　　
　　事实上，这时经济学正在进行新的突破。就我个人而言，在80年代初期读E·纽伯格和W·达菲的《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研究》和在耶鲁大学参加M·蒙梯亚斯教授的讨论课时，已经开始感受到，当把所谓DIM问题，即决策问题、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纳入视野时，制度安排问题就变得不可回避。至于中国改革理论和政策的更大突破，还有待于80年代后期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研究成果的更多引入。愈来愈多的经济学家掌握了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理论经济学发展的成果，这推动了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在制度层面的进展。从那以后，各方面经济制度的创新，例如企业制度创新，就成为改革设计和改革实践的中心课题。
　　
　　当经济学家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平台上就重大经济学问题取得共识，并以共同的努力来推进改革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易于获得顺利的推进。例如：
　　
　　（1）1985年9月初由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有国际知名专家J·托宾、A·凯恩克劳斯、J·柯尔奈、W·布鲁斯、O·埃明格尔等参加的“宏观经济改革国际讨论会”（“巴山轮会议”）对于经济制度分类、宏观经济管理等问题进行了高质量的讨论。它为1985年10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明晰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模式，也为中国政府正确把握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科学基础。
　　
　　（2）1987年7月世界银行召开的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会（“钓鱼台会议”）和1994年有知名学者O·哈特、P·米尔格罗姆、R·麦金农、刘遵义、青木昌彦、N·拉迪等参加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京伦会议”）深入探讨了我国企业改革的多方面问题。虽然要使人们普遍接受它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现代公司必须确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西方通行的破产程序需要加以改进等等）并付诸实践还需假以时日，但这些理论分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内容和方法确立了基本的框架。
　　
　　（3）人们公认，1994年配套推出的宏观经济改革是改革以来最成功的一次改革。它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除了执行方面的因素，一个重要原因，是有非常扎实的理论准备，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以“巴山轮会议”为开端的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把握，1993年由国家体改委和世界银行共同组织、有知名专家F·莫迪里亚尼、李国鼎、刘遵义等参加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国际研讨会”（“大连会议”）的深入讨论和周密准备等。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对于它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的要求愈来愈高，我们经济科学工作者身上的担子也愈来愈重。这里，我对改善我国经济学科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根据我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课程和在上海中欧管理学院教授MBA课程的切身经验，我国学生有一种追求“前沿”而忽视基础的倾向，妨碍了他们对经济学问题的深刻透彻的理解。纠正这种倾向的方法是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并在教学中强调打基础的重要性。
　　
　　（2）学科建设，重在形成惠风和畅、百家争鸣的宽松氛围和建立严肃、严谨、严格的学术规范。目前我国经济学界在保证学术自由和确立学术规范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都存在比较大的缺陷。这两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形成经济学领域内良性竞争局面。
　　
　　（3）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背景的学者要加强交流和切磋。正像曹丕在1800年前指出过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几乎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传统，经济学界似乎也不能避免这种影响。为了发展经济科学和推进改革，我们必须与这种传统决裂，形成学者之间相互切磋、共同提高的良好风气。现在有的人把在海外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回国服务的人们说成是一个特殊的派别：“海龟派”，甚至用不正当的手段或明或暗地给他们贴上“为外国势力服务”的标签。这种种作为对于经济学人之间的良好关系和正常学术氛围的形成是十分有害的，应当受到一切正直的经济学家的抵制。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吴敬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