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欣，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刘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摘要：全要素生产率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常见概念，但从思想缘起看，马克思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认识中蕴含着全要素生产率思想。作为社会化生产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内容，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体现在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范畴上。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重新审视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生动写照。实践层面，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带来生产方式变迁，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传统增长核算不再适用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践检验，有必要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出发，明确生产劳动所涉部门，由此测算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动情况更具针对性。立足新时代新征程，作为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平衡好长期与短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等多个方面，在供需协调发展中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   技术效率   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党和国家对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予以高度重视。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  这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首次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这一表述明确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随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这表明，我国在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注重需求侧管理，并通过供需协调，不断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可以看出，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出现弱化等现实情况，党中央着力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重要抓手，围绕经济发展质量的有效提升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为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志，全要素生产率备受学界关注。索洛余量的提出，为学者们从事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其经济贡献分析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从既有研究来看，学者们往往将全要素生产率视为一个技术概念，重点关注如何对其进行科学测度，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力源泉。  这些研究虽然丰富了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内涵，但仍存在三点不足。第一，视全要素生产率为中性的技术概念，未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挖掘；第二，大多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直接用于解释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未能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特色，特别是社会主义劳动并非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第三，注重从供给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忽视供需协调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增进社会财富、促进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和研究任务。 作为对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及其规律的系统性归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纳入全要素生产率，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学理分析，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实践检验与路径探索。本文内容展开如下：首先，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思想“寻根”，探究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基础上的一致性。其次，基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和中国的经验数据，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践检验。随后，探讨我国在新征程上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实现途径。最后是结语。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个枢纽性概念，宏观层面事关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微观层面涉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等问题。将全要素生产率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首先有必要探寻其思想缘起。

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不仅占据当时经济学理论的主流地位，其关于生产劳动和生产率的思想还对产业革命的发展过程作出了积极的理论回应。15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欧洲出现与发展，经济活动日益频繁。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国际贸易开始盛行，为了更好回应时代演变，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对“生产劳动”作出了不同的阐释，进而对劳动生产率进行了不同的产业领域界定。面对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等欧洲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重商主义学说和重农学派关于生产率的基本思想基础上，斯密首次宣称，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并认为劳动分工将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即劳动生产率是一国财富的直接决定因素之一。同时，他提出劳动创造价值。价值理论由此成为以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最核心内容。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必须在理论上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较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更具必然性、合理性、优越性；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正处于产业革命下的社会化大生产时代，需要在理论上与产业革命实践进行呼应，论证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进步性和合理性。

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论证资本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以及正当性，而李嘉图的一元劳动价值论虽为资本反封建提供了理论支持，但也否定了资本获取利润的正当合理性，劳动价值论的主流地位开始被客观效用价值论（也被称为生产成本价值论或要素价值论）取代。萨伊系统提出了生产成本价值论，认为价值即效用，由劳动、资本、自然（土地）三要素共同创造，土地、资本与劳动一样具有生产性。  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到庸俗经济学“要素价值论”的转变，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思想史动因。古典经济学时期是生产率理论的萌芽和探索阶段，关注的重点仍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而庸俗经济学之后不仅关注劳动生产率，也关注资本、自然等要素的生产率，但其是从“价值”源泉意义上关注资本等要素的生产创造性，而非一般“财富”意义上，这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否定。事实上，萨伊的“要素价值论”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典经济学理论。斯密在提出劳动价值论思想作为对产业革命和自由竞争时代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变革的历史回应外，看到了坚持一元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价值取向在于否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因此，他同时提出了“收入价值论”，即把资本、土地、劳动分别作为利息、地租、工资等收入的来源，进而作为“价值”的源泉，以此为资本利息和土地地租的合理性提供依据。不同的是，斯密指出在不同阶段适用不同的价值论，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主，经过一定历史时期（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稳定，从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后的时期）则以“收入价值论”为主。

伴随着工业革命进程，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开始凸显，财富分配不平等、贫困等问题引发了人们的普遍不满。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再关注价值论等相关分析，而是开始思考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实现利益最大化，并运用数学分析求解个人效用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等问题。以门格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几乎同时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一种主观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边际分析方法，极大地改变了古典经济学以来的价值理论和分析方法。他们将价值视为主观性的东西，进而将商品的价值归为主观价值，同时也提出用主观价值和客观交换价值来取代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主观效用价值论之所以取代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地位，主要在于主观效用价值论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确定为满足人们的需求欲望，这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固有矛盾引致的经济危机的回应。作为现代微观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奠基人，马歇尔将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资本生产力论等理论与边际效用论结合起来，认为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需求层面由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定，供给层面由生产要素相应的成本决定。  实质上，这是典型的折中主义，并将价值与价格视为等同，均衡价格论开始替代价值论成为主流。

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生产率理论的发展脉络来看，前古典经济学时期和古典经济学时期的生产率理论是以使用价值为线索，以农业或工业等特定行业为例，从分工协作、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等方面展开分析。新古典时期的生产率理论主要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完备的假设前提下，以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等为基础，结合边际分析方法，从分配领域来分析效率问题。关于生产要素的价值，古典价值理论认为，价格取决于生产成本，也就是生产成本是决定价格的因素；新古典价值理论则认为，生产要素价格取决于其生产产品的边际效用。可见，两种价值理论关于最终产品与生产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相反的。

事实上，马克思也较早地对生产率理论进行了研究。在其构建的两部类经济增长模型中，他将效率和技术进步视作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资本、劳动等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马克思提出了劳动生产率，并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是，马克思的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技术效率指标，是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结合体，并明确指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 即一定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数量。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看，抽象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具体劳动则形成使用价值，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具体结合的能动过程。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生产财富，而不是“创造价值”的效率，而“效率”又只能是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那么，如何理解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劳动时间有两层含义：一是活劳动的消耗量；二是包含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量。这就意味着通过活劳动的消耗量来测算的劳动生产率就是考虑单一要素的劳动生产率，而同时考虑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劳动生产率就蕴含着预付资本即所有投入要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是全要素生产率思想的体现。从时间维度上看，马克思比其他西方学者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思想早了大半个世纪。可以说，马克思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认识，开启了科学探索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的先河。

针对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必要以马克思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认识进行引导和开拓。马克思在分析协作时指出，工人作为社会工人不仅“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 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是社会化生产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重要表现，并集中体现在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重要范畴上。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重点论述了商品生产的微观供求平衡条件，与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做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不难看出，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是“就个别产品对同类其他产品的关系上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成反比，是价值决定的基础。  从劳动生产率的决定因素来看，主要体现了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机关系、人地（自然）关系、人人关系结合的规模和效应，涉及的均是人和物的资源配置规模效应问题。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价值实现的数量界限，是从社会商品总量来讲宏观供求平衡条件，解释了市场价格波动的整体表象。实际上，这种宏观供求平衡是通过周期性经济危机强制实现的，通常状态是生产相对过剩，且宏观必要劳动时间制约微观必要劳动时间。“这是生产特殊物品，满足社会对特殊物品的一种特殊需要所必要的劳动。”“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

上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理论基础，来自马克思改造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后建立的科学劳动价值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对于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并逐步展开。在阐释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他指出“最后，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做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  这里规定了价值规律的核心内容：价值规定本身和按比例分配劳动。从逻辑展开过程与历史过程的一致性看，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商品生产的劳动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而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在两者叙述的间隔中，大幅阐述剩余价值生产及其在流通中实现的规律，才能在分析资本主导的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中，确立和开展对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论述。但不可否认的是，由市场竞争体现的总供求平衡关系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的生产关系内产生，由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体现并包含在其中的劳动生产率发展规律亦是如此。

资本主义社会遵循资本主导的发展逻辑，资本家生产的目的在于攫取剩余价值。“资本家阶级的存在，从而资本的存在本身，是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但不是以绝对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而是以相对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这种生产率是以相对的生产率为基础的，即工人不仅补偿原有价值，而且创造新价值；他在自己的产品中对象化的劳动时间，比维持他作为一个工人生存所需的产品中对象化的劳动时间要多。这种生产的雇佣劳动也就是资本的基础，资本存在的基础。”“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  这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要素均是服从资本增殖的需要。不变资本尤其是固定资本的存在，使价值度量发生重大变化。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旨在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以期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的增殖。新技术的发明、机器的应用等，都是以能否增加剩余价值，而非节约劳动为评判标准。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规律是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发展特殊的两大社会形式。概言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同时，无产阶级在完成夺取政权和基本解决剥夺者的任务后，“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生产劳动是为了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换言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生产力表现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性质和目的所决定的。“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待和处理资本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研究，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发挥其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的作用。”  在此过程中，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和生产过程的社会主义结合方式，将极大地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其目标就在于“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可见，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将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高速增长，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重塑了生产方式。中国的总量生产函数、规模报酬类型等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使得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传统增长核算方法越来越不具有适用性。为此，有必要从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出发，在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既有研究基础上予以改造和完善，并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检验。

在核算方法上，目前关于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的方法主要有增长核算法、非参数法和参数法三种。 其中，生产函数形式问题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多数学者采用总量生产函数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但也有学者针对总量生产函数的性质提出质疑，认为该函数是收入恒等式的变形，而建立在总量生产函数基础上的全要素生产率不能体现生产因素，其与技术并无直接关系。从中国现实情况来看，资本、劳动力的投入产出弹性均在持续地发生基础性变化，规模报酬类型也并非一直不变，采用固定的总量生产函数不是最优选择。有学者基于同一组数据，采用不同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后发现，数据包络分析（DEA）针对宏观分行业面板数据更为适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和变化趋势在不考虑回归系数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绝对值的大小情况下基本一致。  在数据处理方面，产出通常采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加值等进行衡量，但忽视了并非所有劳动都能创造价值。在任何一种社会生产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

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并结合社会主义性质和生产目的，本文将劳动划分为物质生产劳动、精神生产劳动、商业劳动和社会公共事务劳动四种类型。物质生产劳动是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获取衣食住行用的物质生活资料所花费的劳动。其中，“食物、衣服、住房和所必需的工具”涉及农林牧渔、工业、建筑业等。精神生产劳动是提供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要的产品的劳动，是“人自身的生产”的劳动，涉及科教文卫等行业。商业劳动是直接生产过程在流通中的延伸，属于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劳动，涉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货币作为借贷资金而发生的服务活动的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劳动，涉及金融业、房地产业等。社会公共事务劳动是非商品关系的劳动，劳动收入是由社会再分配所决定的，涉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物质生产劳动、精神生产劳动和商业劳动均直接或间接参与产业资本循环，实现了实际生产过程与劳动能力再生产的有机统一。要素投入的有效度量将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高低。在劳动投入方面，通用做法是采用劳动力投入的数量进行衡量，其中有一个隐含假设就是劳动力的同质性。从现实情况看，劳动力素质和结构在不同地区差异明显，若忽视则可能造成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上的偏误。在资本投入方面，考虑到资本要素参与到生产中的是资本服务，故在测算中需要充分考虑固定资本形成、资本生产能力变化和退役模式等。在资本服务的测算上，乔根森等人最早根据资本服务量与当前的生产性资本存量成比例的关系，将不同类别的生产性资本存量通过相应的资本租赁价格加权得出资本服务量。后来，学者们进一步完善资本服务的测算，存量资本生产能力变化采用双曲线年限—效率模型，退役模式则使用对数正态分布来刻画。考虑到资本的实际使用很难准确测度，目前主要通过假定资本服务与资本存量成比例而采用资本存量进行衡量。

为了更加客观地反映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满足经济分析和管理的需要以及与国际标准相衔接，我国1987年以来对三次产业增加值以及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进行了6次补充修正，  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事实上，纯粹由于资料来源的变化对GDP核算历史数据的影响只延伸到上一个普查年度，基本分类的修订和核算方法的改革更可能影响到GDP核算的全部历史数据。  GDP核算期间对金融服务产出核算方法及房地产业行业分类进行了多次调整，致使虚拟资本增殖的经济活动对GDP的贡献相对提高，GDP反映实际生产活动的功能减弱。基于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界定，本文剔除了金融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接下来，我们探索运用省级层面的行业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方法测算1987—2019年全国、产业、行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加以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在三次产业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87—201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和贡献率分别为2.81%和31.52%（见表1）。1987—1994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较快增速，这一定程度上与改革开放以来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有关；伴随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全要素生产率进入稳速增长期；2005年以来，受投资过热以及阶段性、地区性、结构性的能源短缺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首次出现负增长。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投资需求疲软，资金主要投向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使得投资的需求与投向错位，进而导致资源错配。加之国内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技术引进难度加大，而国内自主创新能力还有待增强等，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在2010—2014年间下降至-2.95%；  随后，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探底后快速回升，但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从产业层面来看，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虽历经波折，但其增速整体呈现波浪式下降趋势。1987—2019年，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和贡献率分别为3.47%和6.71%、1.35%和18.67%、3.72%和32.01%，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在新发展阶段，提升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行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不同时期差异明显。考虑到考察期间行业划分标准存在差异性，我们以2003年为界进行分析（见表2和表3）。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支持下，我国通过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出台对外开放政策等，有力地推动了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迅速发展，1987—2002年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向好态势，但在1989年后呈明显的增速放缓趋势。  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看，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最高，而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最低。2005—2019年，我国13个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先后在不同时点出现负增长，直至近年来部分行业才转为正增长。从第二产业看，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政府出台了强有力的财政刺激计划，资本积累快速上升，特别是工业部门投资驱动的特征十分突出，使得工业资本投入增速高于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较长时间处于负增长状态，这是造成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2005—2019年，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3.46%，明显低于建筑业。从第三产业看，45.45%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在2005—2009年出现负增长，这一比重在2010—2014年上升到81.82%，虽然2014年后这一比重有所回落，但仍高达72.73%，这是造成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滑的主要诱因。但在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研发支出资本化核算方法逐步成熟等利好因素影响下，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等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仍保持正向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