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亟待破解“缩长”之谜

　　
　　（50人论坛·北京）前些日子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有个学者提出，中国目前的经济运行特征可以用“缩长”来概括，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伴却随着通货紧缩和失业率上升的现象，并指出这是中国所独具的现象。其人语惊四座，在座的不乏国内经济学界的“大腕”，却谁也说不出中国为何会出现“缩长”。
　　
　　之所以会“语惊四座”，是因为这的确是一个我国目前经济运行中的大问题。如果以1999年为参照期，中国的GDP增长率呈逐年走高的趋势，1999年为7·1％，去年为7·3％，而今年上半年为7·8％；消费价格指数，1999年为－2·4％，去年为－1·3％，今年上半年为－2·5％；城镇登记失业率，1999年为3·1％，去年为3·6％，今年上半年为4％以下。经济增长率上升说明需求在扩张，而需求扩张一般都会带来物价上涨和就业增加，那么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经济会反常的现象？这种“缩长”的现象如果是在几个月内出现也许不足为怪，但如果是已经持续了几年而表现出一种趋势，则说明必然有重大的经济因素导致这种趋势，并且不会马上消失。
　　
　　英国著名学者菲利普斯教授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他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100多年的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每当一国经济处在经济增长高峰期时，都会伴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与失业率的下降，从而使增长、通胀与就业这三条曲线呈现出规律性的变化，并且可以从增长可以带动就业，担需求扩张却会带来通胀的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得到解释。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采用“凯恩斯”学说，以财政扩张的手段进行反周期调节，但是却引来了“滞胀”，即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同时，出现了通胀率与失业率的上升，对此西方经济学的解释是财政政策的最终效应是只能引起货币供应增加和物价上涨，而不可能真正引起经济的增长与就业增加。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的新经济又使增长、通胀与就业这三条曲线的关系发生新变化，出现了所谓“一高两低”，就是在经济出现高增长的同时，通涨率与失业率都处在低谷。对此美国内外的学者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之一是说，由于新经济的特点是知识为本，而新知识的更新速度特别快，由此导致产品的淘汰速度加快以及物价的下跌，例如“奔三”一出来，“奔二”马上就不值钱。还有一种解释是说，由于在90年代大量国际资本流向美国，使美元长期坚挺，而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加大，这就使进口占国内生产的比重上升，而且进口价格不断下降，从而使美国可以作到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实行低物价。总之，不论是世界200年的工业化历史，还是二战以来的历史，还是近1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都没有出现过中国目前这种增长、通涨与就业关系的奇怪组合，这就难怪中国的这些著名学者谁也对此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破解中国“缩长”现象之迷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直以来，实现充分就业都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而过去一向认为，只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一定高度，就可以使就业率达到一个满意的水平，经验说明，经济增长率只有在7％以上，才能使当年新增加的劳动人口大致上进入就业领域，这也是近些年来政府不敢把经济增长率安排在7％以下的主要考虑之一。但在出现“缩长”现象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必须有所修正了，因为即便增长速度在7％以上而且还在上升，失业问题仍然在恶化。
　　
　　问题可能比统计显示出的失业率还严重。1996～2001年，我国总劳动人口增加了5078万人，同期，农业就业人口减少了45万人，工业就业人口减少了2061万人，即是说在近6年中新增的5000万就业人口，和农业、工业部门减少的就业人口共计7200万人都涌进了服务业，1996年以来，服务产业的产值比重虽然也上升了3·5个百分点，但是服务产业内增长最快的部门例如金融、房地产、通信、教育等领域就业人口的增长并不显著，有的部门甚至有所减少，增加的就业主要集中在商业和餐饮、社会服务等领域，但这些领域的产值比重并没有上升，甚至有所减少。在6年内，全部新增劳动人口和一、二产业排挤出的人口达7000万人以上，都涌入只占全部GDP12％左右的有数几个服务产业部门，在这些产业部门内的就业肯定也是不充分的，换句话说，在这些产业内部，人均收入水平是趋于下降的。而80％以上的产业部门虽然产值增长了，却不能容纳就业，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经济增长了，就业人口却难以同步增长，而新增就业的主体，又是主要进入增长缓慢的部门，经济增长的成果就很难为社会各阶层所广泛分享，社会安定就不会形成稳固的基础，经济增长率与就业率之间的差距越大，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在“缩长”状态下，过高的经济增长率反而会对社会稳定产生负作用。
　　
　　还有“通缩”问题。在美国，新经济部门占GDP的比重已经高达30％，在我国，虽然增长最快的部门也是电子通信类产业，但其在工业部门内的比重也才超过9％，加上服务业中电子信息类产业的比重，在我国全部GDP中的比重也只有十分之一，因此用“新经济”现象来解释我国“通缩”的成因显然是不合适的。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仍然主要是传统的物质产业为主导，所以“通缩”使企业在经济增长率上升的同时，利润却在减少，因为经济增长率是按不变价格统计的，而企业利润却是按现价计算的。如果经济增长不能使企业收入增加，企业的发展就没有“后劲”，企业职工的收入也难以提高。
　　
　　总之，破解“缩长”现象之谜，是摆在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一项重大课题，也是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因为这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其成因肯定植根于中国经济的土壤之中，因此理应由我国的学者自己来解决。从我本人来说，对这个问题现在也没有答案，但是可以提出一点猜测，且为引玉之砖。
　　
　　中国最特殊的国情是“二元结构”，即是说从产值结构看，我国已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从就业结构看，我国仍属于低收入国家。形成二元结构的历史原因不是我们分析的对象，但这种独特的产业结构所形成的最大问题，就是当我国产业能力已经能够供奉一个中等国家居民消费的时候，我国的人口主体却仍处在低收入水平，这样就造成了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循环关系的断裂。二元结构的另一个侧面，是城乡收入水平的悬殊差距，城市人口虽少，但是人均收入水平是农村的三倍，这样城市人口反而成了社会消费的主体，而随着城市人口的消费进入到汽车和住房时代，中国的产业结构随之升级，进入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时代，由此产生对劳动力的排斥，中国近6年内从制造业中退出了2000万以上劳动力就是说明。所以，在生产增长的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停滞，使社会总供需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就形成了“缩长”的局面。由此而言，破解中国经济“缩长”的局面，也需从打破二元结构入手。

（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 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