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市场活跃度和经济景气程度相较于疫情期间明显好转，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2023年上半年国际形势在延续复杂多变特征的同时，呈现诸多新苗头、新动向，对中国构成新的外部风险。世界经济增速下行，国际贸易修复不及预期，东盟等外向型依赖较重的新兴经济体遭遇较大冲击，中国出口增长和外贸企业投资信心也受到一定影响；美国经济增速放缓，欧元区经济增长疲弱；国际金融市场脆弱性增强，发展中国家债务违约风险犹存。

高通胀、高利率、俄乌冲突等负面影响持续，全球经济增速延续下行。疫情防控转段后，国际贸易逐渐恢复，但是修复态势不及预期。总体而言，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尤其是货物贸易增速均不及2022年。值得注意的是，发达经济体增速下行已经引发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出口显著下降。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出口以及通过东盟再加工后对发达国家的间接出口增长均受到影响。

美国经济在前期刺激政策效果消散和货币政策收紧的作用下增速放缓，但仍保持了较强的韧性，“软着陆”的可能增大，陷入急剧衰退的风险降低。尽管中国经济实际同比增速依然高于美国，但由于汇率和通胀因素，按美元计价的中国GDP相对于美国GDP的比重与2021年的高点相比将有所回落。欧元区经济增长疲弱，通胀因能源价格回落出现超预期下降，但仍远高于目标区间，欧洲中央银行在稳增长、抗通胀、防风险之间平衡的难度大幅超过美联储。

欧洲、英国、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央行继续加息，美联储在2023年6月暂停加息后再次释放年内将进行两次加息的信号，全球金融条件持续收紧，国际金融市场脆弱性增强。政府债务问题成为多国普遍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外债高企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债务违约乃至陷入债务危机的风险。

在2023年第一季度供需两侧企稳回升的基础上，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延续恢复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需进一步巩固提升经济恢复势头。

2023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表现为恢复性大于内生性。就供给侧而言，服务业生产指数大幅增长，接触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表现亮眼。工业生产恢复偏弱，装备制造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等产品实现高速增长，但高技术产业总体同比增速放缓。就需求侧而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实现了低基数下的高增长，除汽车销售明显回升外，服装鞋帽、石油等销量增长及餐饮收入的大幅提升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延续下行趋势，民间投资增速转负反映私人部门投资意愿有待提升。需从供需两侧着手，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得益于2023年以来服务业对就业的带动作用逐步增强，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由2023年初的5.6%降至6月份的5.2%。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略高于全国整体情形，但3月份以来保持稳定。这些数据反映出全国就业整体形势有一定好转。然而，以16—24岁劳动力为代表的青年群体的调查失业率持续与整体水平背离，2023年上半年逐月攀升，6月末达到21.3%的高位。青年劳动力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群失业率水平相对更高。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同比增加，但流动频率加大，岗位稳定性有所减弱。

在高基数的影响下，截至2023年6月，PPI同比负增长已持续9个月，且降幅连续6个月走阔，工业生产领域的结构性通缩压力仍在延续。但在前期输入性通胀退坡的条件下，国内上中下游之间价格变动的传导效应有所改善。受季节性、输入性、周期性等多因素影响，2023年3月以来，CPI同比涨幅已连续4个月在1%以内。2023年下半年，在居民消费修复、市场流通改善、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等多重积极因素的叠加推动下，CPI的阶段性低位运行状况有望逐步改善。

就出口领域而言，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新三样”领跑增长，对出口拉动明显；电脑、液晶面板等消费电子产品出口触底反弹。总体来看，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2023年第二季度越南、韩国等周边国家出口遭遇较大冲击，中国出口表现好于这些国家；但另一方面，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在减弱。就外资领域而言，高技术产业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逆势增长，但上半年整体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规模同比减少2.7%。

因增值税留抵退税力度减弱，加之低基数因素影响，2023年第二季度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体同比增速较高，但除增值税外的多数税种收入呈现负增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仍保持原有季节性增长轨迹，收支逆差缩小。政府性基金收入降幅较大，2023年上半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0.9%。总体来看，财政运行处于“紧平衡”状态，部分地方尤其是基层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依然较大。一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积聚，并发生相关风险事件。地方政府债券增发扩张力度弱于2022年同期，新增债券增发量低于再融资债券增发量，发债所融资金用于还本付息的比例较高，可用于新增项目实际支出的比例有限。

2023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扩量降价，对实体经济恢复发挥了积极的支撑作用。广义货币（M2）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虽于第二季度略有回落，但仍处于较高水平。“M2增速-实际GDP增速-通货膨胀率”缺口拉大，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货币信贷带动实体经济活动的效能有所减弱。在国有企业和大企业信贷堆积的同时，民营企业整体信贷意愿较弱，一些中小微民营企业仍然面临融资困难。2023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下调逆回购利率和MLF利率10个基点，随后LPR报价利率也相应下调，然而考虑到PPI降幅较大，工业企业的资金实际利率水平仍处于高位。受美联储加息等因素影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2023年1月中旬以来总体走弱。

尽管2023年第二季度国民经济整体延续恢复态势，总体回升向好，但经济恢复的内生动力有待增强，当前需重点关注六方面的问题。

一是居民收入增长预期不足拖累消费扩张。自2022年第二季度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显著放缓，2023年第一季度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同比增速差距拉大，第二季度居民收入增速有所回升。在收入增长预期不稳、部分返乡农民工就业仍未落实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居民消费扩张的源头性支撑不足。不论是2022年下半年备受关注的“超额存款”，还是2023年第二季度以来居民部门的“存款搬家”现象，都指向居民在平衡收益与风险中的资金配置调整，反映出对消费持续增长的支撑不足。二是资金存贷利差较高促使居民压缩负债，挤出消费。尽管首套房贷款利率已有所下调，但相较于居民存款利率和理财收益而言仍明显偏高，因而居民部门提前还贷现象普遍，扩表意愿不强，对消费和投资均产生了不利影响。三是私人部门信心不足持续压降民间投资需求。2023年第二季度以来制造业PMI多个分项回落至荣枯线以下，非制造业PMI环比也呈下行趋势。前期多种因素碰头叠加对民营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仍未得到根本缓解。私人部门对生产经营扩张和经济持续向好的预期不稳、信心不足导致民间投资尚未得到有效激发。

当前，工业经济总体延续恢复态势，向好因素逐渐增强，但工业生产承压依然突出。一是工业企业盈利修复面临较大压力。2023年初以来，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呈现大幅负增长，月度环比修复水平有限。一方面，受内需恢复迟缓、外需疲弱显现、资产负债率上升等因素拖累，电子信息制造业、钢铁等行业生产走弱，营收增幅小于成本增幅，导致企业利润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另一方面，受产品价格跌幅较大等因素的影响，化工等领域的企业盈利呈现快速大幅下滑态势。二是工业结构性分化仍在延续。从行业来看，受下游需求景气度影响，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行业继续保持良好势头，纺织、电子信息制造等行业整体表现不佳。从供需关系来看，截至2023年6月，制造业PMI连续3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需求端持续疲软，供给端产能过剩现象尚未改善。从企业类型来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保持平稳增长，民营企业增加值增速整体趋于下降；国企与民企利润均下降明显，民企降幅高于国企。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生产经营前景预期趋稳趋好，中小企业预期偏弱问题仍然突出。

在结构方面，符合青年就业预期和技能特征的就业机会不足。受多重因素影响，过去承载青年就业较多的部分行业仍处于收缩调整期。新成长劳动力就业技能与具有较旺盛需求的领域匹配度不高，而劳动者技能更新又是“慢变量”，难以迅速适应劳动力市场要求。高校毕业生就业落实率低、进度慢，高校专业及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存在错位。青年群体失业率持续高企可能以消极示范效应引致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预期减弱，进一步影响中长期高质量充分就业。

在总量方面，市场主体扩岗动力不足。企业招募新成长劳动力需承担较高的培育成本，经营预期没有明确强化前，企业缺乏培育新人和储备人才的动力。就业重点领域的企业用人规划以收缩、维持或谨慎填扩为主，多个行业的企业新岗位发布数量持续下行。市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替代人力劳动的预期增加，可替代职能从重复性、流水性岗位向传媒、策划、管理等思维型、技术型的职能扩展，导致现代服务业中的初级、中级职位收缩。公招单位编制使用率过去几年大幅提高，编外合同制岗位同步趋于饱和，正常填补外的扩员潜力有限。随着毕业生家庭中收入预期转弱的比例增加，完全依赖家庭财富而不寻找工作的人员比例减少，有条件“全日”考编考研而脱离劳动力市场的人员比例减少，导致青年群体中有就业需求的人员增多。

房地产市场在经历2022年的深度调整之后，2023年上半年主要指标降幅有所收窄，但不稳定因素仍然较多，脆弱性仍然较高，预期依然偏弱，对宏观经济大盘及上下游行业的拖累依然较大。一是在经历2022年春节之后短暂的“小阳春”之后，2023年第二季度房地产市场景气度再度回落。房价继续呈分化态势，一线和强二线城市房价同比上涨，三线以下城市房价同比下降。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被打破，潜在购房者的决策更趋谨慎，需求恢复的可持续性存疑。二是主要指标呈分化态势。市场交易方面，2023年前5个月累计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增速明显好转，但6月份有所回落；而投资开发方面，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和到位资金同比降幅较大，国内贷款和自筹资金的降幅均为两位数且持续下行。三是房地产市场调整伴随诸多溢出效应，仍明显拖累宏观经济大盘。建筑材料、装修、家电家具等领域经济活动降温。房企拖欠款问题冲击相关市场主体的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房地产—土地出让—基建”循环收缩，房地产风险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传导互溢，加剧了化解处置财政金融风险的难度。四是房地产行业市场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民营房企市值大幅缩水，市场活跃度和新增投资意愿较弱，市场占有率下降。五是房地产市场仍然存在较多扭曲因素，不利于市场健康发展。房贷利率偏高，尤其是存量房贷利率高于新发房贷利率，倒逼居民提前还款。改善性住房购置需求占比上升，但前期出台的意在“防炒房”的限购、限贷、首付比、利率等政策限制了这些需求的释放。部分城市新房与二手房价格倒挂的现象仍然明显，反映了新建商品房定价机制有待完善。

一是部分基层地方政府“三保”压力加大。2023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不低，但增长主要依靠增值税收入拉动，其他税种合计增速为负。一些工业基础薄弱的地区地方政府难以分享全国增值税超预期增长的好处，财政收入形势弱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乃至东部一些基层政府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增强，如果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不及时不足额，这些基层政府的“三保”支出困难可能加剧。二是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强化地方债务约束。由于房地产行业疲弱态势延续，土地出让收入普遍大幅下降。2023年前5个月累计329个地级市中超六成土地出让收入呈现负增长，近半数地级市卖地收入降幅超过20%。受此影响，地方政府可用于偿还各类债务的资金约束收紧，地方隐性债务问题更趋紧张，2023年三四季度偿债高峰时期违约风险可能再度上升。

一是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效能减弱。由于总需求不足、预期偏弱，大量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缺订单，因而新增投资意愿不强、信贷需求不高。部分民营企业由“利润最大化”扩张策略转向“负债最小化”防御策略。新增货币信贷供给大量流向缺乏弹性的国有部门，对民营企业从事实体经济活动的带动效果有限。二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整不够灵活，利率水平相较于自然利率仍然偏高。对于企业部门，PPI降幅较大，而名义利率下调幅度较小，导致影响投融资决策的实际利率不降反升，成为制约民营企业信贷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居民部门，房贷利率整体偏高，尤其是存量房贷利率形成机制僵化，在激励居民提前还款的同时，也对居民消费造成了明显的挤出效应。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当前的实际融资利率远高于基础设施项目的平均财务回报率，推升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付息成本。三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滋生套利活动。结构性货币政策在定向支持某些主体或某些经济活动的同时存在套利空间，滋生了大量套利活动。

尽管面临一些需要关注的问题，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的特点没有改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条件也没有改变。

一是国民储蓄率仍保持在较高水平，为各类有形固定资产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活动创造了空间。资本要素积累仍有条件保持在较高水平，从而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生产技术和设备水平，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尽管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有所下降，但中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优质劳动力供给，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超过美欧日的总和。与此同时，“人口质量红利”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正在加速释放。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明显提升，人力资本持续积累，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等不同门类优秀人才不断涌现。此外，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存量与增量之间优化配置的空间较大，技术要素和数据要素正迎来蓬勃发展的窗口期。

一是中国产业门类较为齐全，产业网络运行效率高、延展性和集成创新能力较强，兼具快速大规模生产和柔性化生产的能力，抵御外生冲击和外部风险的韧性相对较强。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具有枢纽性意义的关键组成部分。二是传统产业积淀深厚。长期以来，中国在钢铁、化工、机械制造、电子产品制造、家电制造、道路桥梁建设、纺织和服装鞋帽制造等领域持续积累，深练内功，积累起了丰富经验。尽管随着人力成本的提升，部分行业出现了向周边地区外溢转移的现象，但作为产业体系的“基本盘”，中国在这些领域仍然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三是新兴产业优势逐步形成。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发电设备、风力发电设备等领域产能快速扩张，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而且技术水平也已处于全球领先梯队。

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的经济体，中国拥有一般国家不具备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当前，随着国家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提到更重要的高度，未来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有望进一步增强。在消费领域，经济总量提升叠加消费率上升，带动中国消费市场规模扩大，消费对短期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上升。居民消费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品质升级的特征，消费场景日益丰富，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同时，消费市场日趋成熟，对国内企业品牌建设的带动效应显著增强。在投资领域，不论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还是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抑或是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潜力。不仅如此，中国还具备将这些投资潜力转化为现实的要素条件和技术条件。在科技创新领域，超大规模市场加快了新兴技术产业转化的进程，在移动互联网、新能源汽车、5G等领域都体现得较为明显。在对外经贸合作领域，超大规模市场对外商投资企业形成吸引力，有助于对冲脱钩断链风险。

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随着出口增速放缓，这一矛盾可能更为突出，同时生产、分配、流通等环节也存在若干结构性问题，从而对宏观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问题。政策应对上，需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中释放活力和积聚动力。具体而言，当前应把握扩大内需和提振信心两大关键着力点，一方面，更好地发挥政策的宏观调控效力；另一方面，深化体制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双管齐下，形成推动经济内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合力。在宏观调控方面，建议以扩大内需为主要着力点，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统筹协调，优化政策工具组合，增强经济持续好转的内生动力。在体制改革方面，建议以引导微观市场主体稳定预期、提振信心为主要着力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出关键改革举措，从根本上扭转当前民营企业预期不稳和信心减弱的问题。

1.加力提效扩大内需，增强经济持续好转的内生动力

一是多渠道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强消费提振的源头动力。进一步加大稳就业政策力度，把稳就业作为居民增收、扩大消费的重中之重。健全工资合理增长保障机制。在政府和国企工程项目中实施以工代赈，带动当地中低收入群体增加劳务性收入。二是提升公共财政对民生保障的支出力度，特别是在生育、教育、住房等方面，以缓解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支持居民消费倾向逐渐向疫情前水平回归。三是加紧研究缓解居民存量房贷压力的有效举措，减少房贷对消费的挤出。在居民资产增值乏力、负债刚性较强的现实困境下，存量房贷对消费的持续挤出效应不容忽视。建议围绕进一步调降房贷利率、压低房贷利率加点、提高房贷个税抵扣额度等措施开展研究并加快落实。四是着力促进居民大宗消费。在汽车消费方面，优化重点城市限购措施，增加新能源车号牌指标投放，加快充电桩、停车场等设施建设，改善汽车使用条件。在家电家具消费方面，加快建设废旧物资回收体系，促进家电家具以旧换新，推动绿色家电、环保家具的相关补贴政策落地。五是完善政府与市场沟通的渠道，稳定民间投资的政策环境。应对当前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问题，需解放思想，突破传统手段，放松对民间投资的限制，提升民营企业在国家重大项目和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参与度，加大政策宣传沟通力度，增强对企业家人身及财产权利的法治保障，以持续稳定的稳预期、稳增长政策提振民间投资信心。

2.统筹协调财政货币政策，优化政策工具组合

当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自都面临一定的约束，同时也都有一定的空间，应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优化政策工具组合，形成扩大需求的合力。同时，宏观政策要做好成本收益分析，统筹时度效，兼顾当下与长远。

就财政政策而言，应从如下方面着手：一是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端着手，加快预算支出进度，改变2023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支出滞后于财政收入的状态，缓解增值税大幅增加产生的技术性紧缩。二是加大对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财力支持，筑牢兜实“三保”底线。三是在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和专项债资金的基础上，适度扩大政策性金融工具规模，将政府投资维持在较高水平，对冲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给宏观经济造成的压力，更好地发挥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作用。四是加大存量隐性债务处置力度，严控新增隐性债务，着力化解“非标”隐性债务。根据土地市场变化，适时调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节奏和规模，有效应对地方偿债高峰，防范流动性风险。完善市场化风险缓释增信措施，指导金融机构不抽贷、不停贷、减息置换存量债务，实现存量债务不断链，有序缓释债务风险，避免因风险处置引发风险。优化债务期限结构，支持债务重组，不断压降高息债务和短期债务占比，降低利息负担。

就货币政策而言，应从如下方面着手：一是更加积极灵活地运用价格型工具。继续适时适度下调利率，在降低实体经济部门增量融资成本和存量债务付息负担的同时，以价带量，激发企业和居民的借贷意愿，扩大投资消费需求。建议重点研究居民房贷利率和地方城投公司融资利率存在的扭曲问题并加以应对。二是数量型货币政策坚持松紧适度。一方面，在经济恢复期，应保持实体经济流动性合理充裕；另一方面，在企业居民借贷意愿不强的情况下，要谨防金融市场流动性淤积造成的风险隐患。三是货币政策坚持总量为主的定位，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设计，减小套利空间，防范和打击套利活动。

3.以青年群体为重点，促进就业形势稳健向好

将短期的应对性举措与中长期治理性举措统一起来，在解决深层次矛盾的进程中，以适当的激励性机制应对当前困难。一是优化总量和结构性政策，增进各类市场主体岗位创造能力。加快解决民营企业面临的欠款、融资等问题，促进利润回升和信心修复，强化企业持续经营和扩岗增员预期，支持青年群体在这些领域规范开展创业活动。稳定预期，防止高就业承载力的传统产业、民营企业及外商投资企业过快外向转移，促进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协调发展。二是优化青年就业促进政策，逐步退出疫情期间的非常规举措，更多采取市场化方式促进就业。三是优化大专及本科阶段人才培养技能结构，提高毕业生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能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优化专业设置，提高对基础学科及通用技能的培养达标要求，以基础性课程替代一部分未来可“干中学”的经验性课程，强化主动获得专项技能的学习能力，提高应届毕业生就业技能教育的针对性。四是完善就业监测统计体系，更充分掌握和披露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情况。建议构建“非农就业总量”指标，逐月或逐季披露非农就业的增减情况，与城镇调查失业率并行，从就业和失业两个方面形成城镇劳动力市场监测的完整指标体系。

4.推动房地产市场恢复平稳运行，减轻对宏观经济大盘的拖累

就需求端而言，应从如下方面着手：一是下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利率。改革存量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形成机制，做到增量与存量联动，下调购置改善性住房的房贷利率，减小增量与存量之间、首套房与二套房之间的价格扭曲，合理降低购房利息成本。二是因城施策，调整限购限贷限价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目前除少数住房供需压力大的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之外，其他多数城市发生房价过快上涨的风险已明显减弱，具备适度放松限购限贷政策的条件。三是研究设立房地产市场平准基金，用更加市场化的手段防范房地产市场价格大幅波动。

就供给端而言，应从如下方面着手：一是坚持底线思维，继续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二是对于一些房地产库存比较高的城市，政府可将部分短期内市场难以消化的库存收储，组建专门的公寓运营公司或采用市场购买服务的方式，为新毕业大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提供过渡期低成本租房服务；或以较低的租金提供给企业作为员工宿舍，租金水平与吸纳就业挂钩。三是按照市场化导向，优化住房建设用地供给机制。重点加大人口流入规模大、住房供给欠账多的城市土地供给。四是及时明确细化制度规则，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建立房地产业发展新模式，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

1.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稳定微观市场主体预期、提振信心

坚持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解决市场化过程中面临的难题。一是强调系统性，纵深推进市场化改革。巩固深化市场准入改革，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提升要素资源流转效率和配置效率。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个作用、引导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着力打破制度性和政策性市场分割，扎实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持系统思维，发挥政策组合效应，促进市场化改革释放更大红利。二是提升精准性，持续优化升级营商环境。落实和完善中小企业、外商投资等相关政策法规，依法加大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优化涉企冤错案纠正机制，稳步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锚定全球领先，积极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深化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强化精准思维，聚焦企业发展的现实关切与未来隐忧，提高政策工具实效性。三是突出引导性，加快改善微观主体预期。加力破除民企发展隐性壁垒，加快市场监管体系现代化，推进诚信规范、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建设。进一步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不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针对重点行业领域企业，成立工作专班解决预期减弱问题。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平等对待国企和民企的要求落实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2.深化财税和投融资体制改革，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一是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促进财政支出进度与宏观调控需要相挂钩。更加注重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财政运行安全，统筹做好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统筹中央与地方政府财力，用好转移支付，加大中央转移支付力度，保障财政困难地区刚性支出，防范财政风险。针对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存款增加的态势，研究降低资金沉淀的对策，盘活存量资金，加快增量资金流转。加快新增地方专项债项目支出，减少“钱等项目”的情况。二是适度增加中央政府债务，优化国民经济债务结构。提高中央政府赤字率，发行中央政府长期建设特别国债，从总量上体现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灵活运用债务置换、债务展期、债务重组等多种方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控制地方政府杠杆率过快增长。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明确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稳步推进地方税体系建设，夯实地方基本财力和自我发展能力，避免地方政府新增隐性债务堆积。三是加强地方政府广义债务监测和管理。研究建立覆盖各类城投公司举债活动、债务余额、偿债负担的债务风险监测体系，为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和推进城投公司分类改革奠定基础。

3.加快推进若干重点领域改革，激发经济复苏活力

改革需要在经济社会多个方面长期推进，短期可在以下三个重点领域发力：一是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聚焦核心功能，突出主责主业和企业长期行为，对现行业务进行合理优化，不断完善创新容错发展机制。抓好抓实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的推进工作，加快以市场化方式推进国企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强化国企企业家队伍建设。二是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根据不同垄断行业特点放开竞争性业务，推动民间资本有序进入。聚焦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政府采购等市场反应较为强烈的领域，着力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进一步放宽和规范服务业市场准入限制，推进教育服务业“放管服”改革。三是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以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导向，系统性、持续性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建立健全“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的体制机制。

4.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大国际间科技创新合作

一是继续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快破除对接国际规则的体制差异障碍，更大力度对接国际通行规则。继续推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改革，消除实际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的各种隐性壁垒。努力衔接国际高标准，通过提高标准的一致性促进对外贸易，鼓励和支持行业领军型企业参与国际标准竞争。二是扩大科技对外开放，营造良好的开放创新生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国际科技合作和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供更好的制度和规则环境。在重点科技创新领域加强政府间对接和民间合作，鼓励和支持地方、企业、科研院所积极开展对外科技交流合作。提高国际科技创新项目对外开放程度，支持外籍专家参与合作研发。三是在加强国际科技产业合作中，更好地统筹发展与安全。以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为突破口，加强国际产学研合作，持续跟踪前沿新动向，积极参与科技产业创新交流。加紧研究欧盟征收碳关税对中国的潜在影响，提前谋划应对措施。系统排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划定重点领域有针对性地加强国际合作，在开放发展中加快补齐安全短板。

（本文首发于《改革》2023年第7期，第1～10页。此版本略去了参考文献，请关注“改革杂志”公众号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