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2023-08-04 23:10 发表于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北大国发院 ，作者林毅夫
题记：2023年6月1日，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应邀在北大国发院DPS博士论坛第41期做专题讲座。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很高兴有机会得以与线上线下的朋友们一起探讨近期非常受关注的话题：二十大报告。这份报告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和挑战，同时也规划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蓝图。二十大报告提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变，外部压力随时可能加剧。对此，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感受。我们需要增强忧患意识，为迎接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挑战做好准备。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一个重要任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全党从现在开始的中心任务，且它不仅仅是全体党员的任务，更是全国人民的任务。因此，我想分享一下我对此的认识。
当前世界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何出现，为何加速演进，以及如何应对，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是当前的中心任务，我们需要探讨如何来实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我们也需要讨论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任务的前景。最后，自主理论创新非常重要，新结构经济学是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成功与失败中总结出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对于实现我们的目标以及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在2018年6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对于这一论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认为经济是基础，因此我想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来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变局，是指100年期间发生的变化。回溯到20世纪初的1900年，世界上发生了一场重大事件——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八国联军由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和奥匈帝国组成，这些国家都是当时的世界列强。他们之所以成为列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更是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打仗需要大量物资投入，军事训练也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因此，经济实力是军事实力的基础。这八个国家被称为列强，是因为它们的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到了全球的50.4%。100年后，也就是2000年，这八个国家组成了八国集团，其中七个国家与八国联军时期完全一致，只有奥匈帝国被加拿大所代替。奥匈帝国在一战后分裂成了奥地利、匈牙利和东欧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力量减弱，最终被加拿大取而代之。这八个国家在2000年组成八国集团，它们的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到全球的47%，接近50%。在过去的100年中，这八个国家一直占据着全球经济总量的近一半，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基本决定了世界是处于和平还是战乱。回顾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组成同盟国的德国和奥匈帝国与其他组成协约国的国家发生利益冲突并无法解决，最终爆发了战争并波及全球。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组成了轴心国，其他国家则组成了同盟国。同样，由于它们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产生冲突，无法解决，最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了全世界人民。在过去的100年中，世界格局主要由八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然而，到了2018年，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概念。从经济角度来看，“变局”也十分明显。2000年，八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为47%，而到2018年，这一比例下降至34.7%，下降了12.3个百分点。在过去的100年中，八国经济总量占比只下降了3.4个百分点，而在21世纪初的这几年，下降速度变得更快。这种经济力量的下降导致这八个国家领导世界的能力也在下降，尤其是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在20世纪，除了战争外，金融经济危机也时有发生。过去，面对危机，领头的七八个国家领导人会召开峰会，制定政策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会按照这些方案执行，其他国家也会按照这些方案行动，从而控制住危机。然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却让八国集团感到无能为力。在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即将卸任的2008年12月，他组织了一次史无前例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旨在共同探讨如何应对当前的危机。自2008年首次举行二十国集团峰会以来，国际治理中最重要的领导机制已从八国集团转变为二十国集团。这是百年未有的大变革。过去，这八个国家一直是主角，但随着它们经济地位的下降，它们的影响力也在下降，最后在全球治理时被二十国集团取代。整个20世纪，这八个国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非常稳固，其经济总量占比从50.4%下降到了47%，仅下降了3.4个百分点。而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崛起。200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规模的比重仅为6.9%，而到2018年提升到了16.8%，上升了9.9个百分点。而八国集团的占比从47%下降到了34.7%，下降了12.3个百分点，因此其中80%的下降就是中国一国崛起的结果。在世纪之交的这场大变局中，美国的失落感最大。1875年左右，美国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并且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体，是主导世界格局的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主要战场在欧洲，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联军横扫欧洲，只有英伦三岛尚未被攻陷。美国孤身海外，最初没有参战，只是旁观，直到德国和奥匈帝国联军几乎占领了所有协约国后才参战。打仗要依靠物资供给。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生产能力强，并且它在前期没有受到战火波及，它可以不断为战争投入武器装备，最终将德国和奥匈帝国打败。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这样。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三个国家组成了轴心国，在欧洲战场上，德国和意大利的联军让英法联军溃不成军。就在德国随时可能跨过英吉利海峡进攻英国时，美国正式参战，并不断投入各种坦克、飞机等武器装备。德国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物质力量也较弱，因此在消耗战中打不过美国，最终导致节节败退。太平洋战场也是如此。日本最初声称要在三个月内攻占中国，尽管这样的计划太狂妄自大，但它还是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并从南洋获得源源不断的物资以控制太平洋，并且偷袭了珍珠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参战后不断投入战争物资。尽管美国舰队在珍珠港被打掉了一半，但它很快就得到了军力补充，让中途岛海战成为一个转折点。从战场本身来看，日本并没有失败，因为两边损失的航空母舰和战舰差不多，都打了平手。不同的是，美国的军舰可以不断得到补充，而日本的航空母舰和主力战舰的补充速度比美国要慢得多。最终，日本节节败退，被迫投降，美国甚至还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整个20世纪，美国一直是全世界的领头羊。然而，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不断上升，这让美国感到失落。从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开始，美国便开始采取各种行动遏制中国发展。最早是奥巴马提出“重返亚太”计划。实际上，美国从未真正离开过亚洲太平洋地区。重返亚太计划旨在加强该地区的舰队，美国把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主力调到太平洋来，将其战略重点转向太平洋地区，以应对中国的崛起。之后，特朗普政府以各种不可理喻的理由，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和科技战，甚至动用全国的力量打压华为这样一家公司。这是为了利用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强国的军事、科技和金融实力，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霸权，来打压中国。随着拜登政府上台，重返亚太的战略依然延续，同时他们还将进一步加强科技和贸易战，甚至试图通过组建同盟和利用意识形态来施加压力，从而让更多国家与中国脱钩，形成对中国的打压集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国经济的不断壮大。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继续发展经济，但这也会导致美国的失落感加剧。此外，美国仍然拥有科技、金融和话语霸权等优势，它会利用这些优势来限制中国的发展，并给中国制造各种障碍。因此，中国面临的外部打压可能随时升级，各种风险挑战也会随之增加。那么，世界什么时候可以达到一个新的稳定状态？我认为，可能只有等到我们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的时候。当我们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时，由于我们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我们的经济规模就是它的2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内还有一些相对发达的地区，例如北京、天津、上海以及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3个市和5个省，这些地区的人口总量和美国相当，4亿多一点。尽管我们全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一半，但这三市五省的人均GDP或许可以达到与美国相同的水平。人均GDP反映了平均劳动生产率，即平均产业和技术水平。因此，当这些地区的人均GDP达到美国水平时，意味着美国将很难对中国产生压制，因为这些地区拥有与美国水平相当的经济实力。贸易是双赢的，而在贸易中，小经济体通常比大经济体获得更多好处。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更大，这意味着美国在中美贸易中将获得更多的好处。此外，尽管美国的收入和科技水平很高，但科技创新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多少，取决于企业能获得多大的利润。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比美国市场大一倍。如果有中国市场，这些企业能够获得利润并继续投入研发，维持其技术领先地位。如果没有中国市场，它们会失去利润，失去持续研发的能力，最终被其他企业取代。因此，对于这些美国的领先企业来说，中国市场是确保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它们当然需要中国市场。现在，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也离不开中国的产品。正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最近所说，中美要脱钩是不可能的。中国需要美国的技术，美国需要中国的产品。没有中国的产品，美国将无法解决通货膨胀和就业问题。因此，要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其背后的原因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而中国的崛起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解决任何问题的关键和基础都在于发展。同样，要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和基础仍然是中国要继续保持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旨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它是现代化的一种。由世界经济史可知，人类曾长期处于农业经济中，生产力水平很低，人的寿命也很短，这种状态维持了几千年。而从14和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欧国家开始发生变化。地理大发现带回了黄金和新的农作物品种，使得欧洲国家的收入水平开始快速增长。最重要的是，在18世纪中叶，英国开始出现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飞速增长。在现代化之前，人们生活在一个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的环境中，收入水平提升缓慢。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在18世纪之前，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05%，这意味着人均GDP要翻倍需要1400年。在农业经济中，如果人口增长过快，粮食供需不平衡就会引起饥荒和战乱，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人口减少，随后又会出现一轮人口增长，如此循环往复。地理大发现之后，人类的经济增长才缓慢起步。随着工业革命的来临，人均GDP的增长率突然提高了20倍，从原来的0.05%增加到1%。人均GDP翻倍所需的时间也从1400年缩短至70年。生产力提高和收入增加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从而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的寿命和健康水平也得到了提高。这就是所谓的现代化。与此同时，当西欧国家进入现代化和工业化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并没有跟上步伐，最后沦为西欧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西欧列强利用武力在世界各地掠夺财富，而争取独立和发展是受压迫国家的权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来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浪潮，抗争不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国家逐渐取得政治独立，并在本国领导人的带领下追求现代化和工业化。在过去，人们认为，为了让殖民地和受压迫的国家发展起来，并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就必须要实现西方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道路有两方面特征，一个是政治上必须实行共和宪政，另一个是经济上要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长期以来，这种认识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对现代化的理解。现在，我们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它是现代化的一种形式，与西方现代化有共性。这一共性就是要不断提高收入水平，让物质越来越丰富，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然而，中国式现代化与国际上通常认为的现代化有所不同。传统上，实现现代化必须采用共和宪政，但我们不同，我们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此外，传统上现代化必须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的现代化有明显差异。此外，二十大报告还提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特征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西方的现代化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工业革命开始算起，也已经有200多年了。到目前为止，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为12亿，占世界人口的15.8％。而中国拥有14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已经达到约12600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门槛的13205美元仅一步之遥。在2025年之前，也就是“十四五”规划完成之前，我们很有可能跨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而如果中国实现现代化，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那么全世界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就会增加一倍，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将比西方现代化造福全世界更多的人口。特征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上，虽然物质条件不断得到丰富，但是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其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中详细统计了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情况，得出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趋势。因此，我们的现代化必须要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特征三，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传统的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物质极度丰富的同时却出现精神上的空虚，导致人的肉体和精神分离，内心矛盾不断，甚至造成社会层面上造成撕裂。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统一。特征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工业革命后，西方现代化一直是对自然先破坏后治理。虽然很多国家的环境治理成效尚可，但工业先行的发达国家大量排放二氧化碳积累成温室效应，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这一危机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相较于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应该追求绿色发展，走一条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中国和西方是两种发展方式，存在差异。特征五，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互利双赢的。中国的发展既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这与西方国家作为列强、依靠霸权来掠夺殖民地完成资源积累的现代化方式完全不一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项任务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提高物质水平的同时，实现上述五个方面的特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辩证主义的指导，并总结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的关键在于要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按照每个地区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由此达到同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特征目标。
经济发展中的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
中国是一个大国，各个地区的条件都不尽相同。然而，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比较优势，在有效的市场机制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下，这些比较优势可以转化为竞争优势，最终取得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非常贫穷，1978年人均GDP仅为156美元，甚至不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一。然而，我们依靠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以出口为导向等比较优势，利用政府、市场和企业家的共同作用，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中国人口众多，这是在发展中面临的天生挑战，各地所拥有的发展条件也不尽相同，但唯一的原则就是要充分发挥出各地的比较优势。而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就可以在初次分配时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双重目标。在此基础上，二次分配可以更好地照顾公平。因为在有效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各地区都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可以快速增长，从而实现有效率和竞争力。此外，这种发展模式也能够实现公平。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为13000美元，相对于美国的70000美元还是水平较低，同时，劳动力多而资本短缺。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这样的地区就应该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与美国相比，我们的产业和技术发展一定要依靠相对密集的劳动力。那么这种发展模式有哪些好处呢？穷人依靠劳动力赚取收入，而富人则靠资本雇佣劳动力获取收入。因此，穷人的比较优势资产是劳动力，只要能够就业，就能赚取收入。而富人则主要依靠资本赚取收入。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特别是像中国这样还处于追赶阶段的国家，我们发展的产业应该相对而言是劳动力密集型，这样就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只要有就业，劳动者才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才有收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还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具有竞争力，发展速度快，资本积累也快。当资本积累快了之后，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相应地，劳动力就会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当劳动力短缺时，劳动者的工资会迅速上涨。与2000年相比，现在劳动者的工资普遍增长了许多。这意味着那些主要依靠工资收入的相对低收入群体，其资产会快速增值。富人依靠资本回报获利，而资本回报主要以利息为衡量标准。但是，利息走低会导致富人的资产贬值。相对于工资不断上涨，资本回报却缓慢下跌，这导致富人的资产贬值，穷人的资产升值。我在国内甚至全世界最早提出这一论断，并做了大量实证检验。我还做了跨国和跨省的实证研究，发现越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国家和省份，其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小。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初次分配就能够同时实现效率和公平。而当经济发展快了，政府的财政税收也会增加，政府资金就会更充足。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还有一个好处，企业有自生发展的能力，不需要政府保护补贴来生存。需要政府保护补贴才能生存的企业基本上都是违反比较优势的企业。因此，如果按照比较优势的方式发展，政府就不需要补贴企业，而是将更多资源的用于投资教育、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缩小地区和城乡差距以及照顾弱势群体等。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周期性波动。遭遇经济波动时，暂时失业的人们可以得到政府更多的关照和帮助，从而实现二次分配，进一步促进公平，这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增长更快，生产力水平也得到了更大提升，人民的财富不断增加，这是一种平均的分配方式。同时，按比较优势发展，收入分配也得到不断完善，最终实现了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增加，更是精神文明的提高。如果人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他们就能够更好地知礼节、知荣辱，个人素质也会得以提升。因此，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文明的提高，更是精神文明的提升。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个人和家庭的收入水平都会快速提高，每个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期望越来越高，除了物质的增加之外，人们也会要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更好的生态环境。政府应该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的需求，制定更多的环保和污染治理政策，以满足人民对环境的需求。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企业就会有自生发展能力和积极性来落实环保法规。如果企业没有自生发展能力，就无法采用绿色技术和落实环境法规。这会导致企业只是在政府检查时做表面文章，离开后仍然继续污染。我的实证研究表明，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和行业更愿意采用绿色技术和积极落实环保法规。政府也更愿意执行环境法规，因为这样的企业有自生能力和积极性来落实法规，而不是依赖政府保护和补贴才能生存。因此，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必须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和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都更具有竞争力，因此应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市场。反过来说，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国内生产成本会过高，这时我们就要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来进口这些产品。因此，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一定是以开放、贸易的方式来发展。贸易是双赢的，当中国发展好了，中国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了，中国市场扩大了，世界其他国家也会拥有更多的发展机遇，因为中国会进口越来越多的产品。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有望在2030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一大国。贸易是互利双赢的，但小国得到的好处比大国更多。日本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而我们的经济规模已经是日本的三倍。日本在与我们的贸易中获得了更多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发展是必然趋势。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必须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这也是按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尽管全国人口众多，地域条件各异，但每个地区都有其比较优势，可以发展起来。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同发展，同时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并且通过贸易实现和平发展。前文提到，为了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人均GDP必须达到美国的一半，而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9年我国的人均GDP仅为美国的22.6%，离目标还有很大差距。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在2049年成为先进发达国家。我们对全球70个高收入国家进行了分析，发现其中28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了美国的一半，包括西欧老工业化国家、美国、加拿大，以及亚洲四小龙和以色列等新兴国家。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比较优势的发展，不断提高人均GDP水平，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之前提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如果我们能在30年内实现这个目标，就可以驾驭大变局了。为了比美国发展得更快，我们需要每年比美国高2.7个百分点的增长率，也就是每年人均GDP的增长必须比美国高2.7个百分点。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里，美国的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长1.8%，因此我们需要每年有4.5%的人均GDP增长。由于我国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因此人均GDP的增长等于GDP的增长。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提高收入水平，前提是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为了提高生产力水平，则必须不断进行技术创新，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来生产，并进入附加值更高的新产业。通过将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从附加值较低的产业转移到附加值较高的产业，才能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收入水平。这种发展机制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目前，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非常高，生产力水平也非常高，其产业处于世界前沿水平，使用的技术也是世界最顶尖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唯一动力源自自主发明的新技术和升级的新产业。但是支撑发明需要非常大的物资投入，并且风险也非常高，虽然一些发明成功后可获得高额回报，但大多数发明投入都没有任何产出。正因为如此，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一个世纪，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增长平均每年仅为1%；19世纪中叶至今，人均GDP增长平均大约为2%左右。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里，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1.8%至2%左右。此外，美国的人口增长也较为迅速，每年增长约1%，因此总增长率约为3%左右。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同样重要。由于人均收入低，代表着生产力水平低，并且所掌握的现有生产技术也不是最优的，所处的产业也不是附加值最高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所谓的技术创新，也只是指比现在掌握的技术更好。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已经处于世界技术的最前沿，所以要技术创新就必须自行发明更好的技术。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存在差距，所以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成熟的技术，只要这些技术比我们现有的更好，就可以算作是一种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也是如此。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处于全球附加值最高水平，因此它们必须进入到更高附加值的产业中。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以引进发达国家的成熟产业来完成产业升级。因此，我们常说发展中国家拥有后来者优势，就是指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并再创新的方式，来获得更小的创新成本和风险。二战以后，一些经济体得到快速发展，例如东亚四小龙和日本。这些国家利用后来者优势，即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实现了每年7%或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并且持续了2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仅为3%，人均GDP的增长率也只有2%左右。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达到7%，那么它的发展速度将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以上。在25年或30年的时间内，这个国家将大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9%，比发达国家的增速快三倍。这主要得益于我们利用了后来者优势，并且将这种优势持续了40多年，那么我们是否还有后来者优势呢？其实，判断后来者优势的大小并不在于优势保持的时间，而在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中国起点非常低，最初人均GDP只有156美元，因此我们与美国的差距相当于德国在1940年代中期、日本在1950年代中期、韩国在1980年代中期与美国的差距水平。那么，我们看看这些发展得较好的国家当时的具体情况。在1946年到1962年期间，德国年均GDP增长率达到了9.4％；在1956年到1972年期间，日本的年均增长率为9.6％；韩国虽然遭遇了1998年金融经济危机，但其在1985年到2001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仍然达到了9％。考虑到经济增长包括人口增长和人均GDP增长两个因素，现在中国人口增长不高，因此我们可以参考人均GDP增长的情况。在1946年到1962年间，德国年均人口增长率为0.8％，而人均GDP增长率为8.6％；日本在1956年到1972年间年均人口增长率为1％，人均GDP增长率也为8.6％；韩国在1985年到2001年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0.9％，而人均GDP增长率达到了8.1％。从与我们相似的发展阶段来看，这些后来者居上的国家其人均GDP增长率都达到了8％以上。这说明我们也有实现这样高速增长的潜力，在2021年至2035年这段新征程上，中国应该也有8％的增长潜力。与德国、日本、韩国相比，中国目前在新经济方面拥有优势，即在人工智能、互联网和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具有优势。新经济有一个重要特性，即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周期非常短，通常为12到18个月甚至更短。最近大家谈论的ChatGPT，短短三个月就更新了最新版本。而传统经济和技术的研发周期非常长，一般要花费5年到10年甚至更长时间。因此，短研发周期是新经济领域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因为研发周期很短，所需资本投入相对较少，烧钱的规模也不大。那么研发最终要依赖什么呢？要依赖人力资本。新经济研发需要高素质人才。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我们的资本积累时间少了两三百年，但我们的人力资本并没有明显劣势。人力资本包括人的先天聪明才智和后天受教育程度两部分。就受教育程度来说，从幼儿园到大学再到研究所，中国人与发达国家的人基本没有太大差距。再看人的先天聪明才智，上帝是公平的，各国天才在国民中的比重应该都差不多。我国人口众多，我们拥有的天才人数是发达国家的14倍。这就好比买彩票，每张彩票中奖的概率是相同的，但你手中的彩票数量越多，中奖的概率就越大。因此，在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新经济中，我们拥有更多的人才优势。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新技术、新产品投放市场后就可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优势。以APP为例，这是新经济中非常重要的领域，美国下载量最高的5个APP有4个来自中国。再比如特斯拉在上海建厂。特斯拉在美国每年只能生产两三万辆。而在中国，由于硬件配套能力非常强，仅仅一年时间就建立了工厂，并且年产量达到了50万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新经济领域已经超越了日本、韩国和德国。而在独角兽的竞争中，基本就是中美两国在竞争谁的企业数量更多。当然，与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相比，它们没有面临严峻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没有被美国卡脖子。但是，这些国家也没有中国这样的举国体制优势。尽管美国想限制我们的发展，但是大部分技术并不是美国独家拥有，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日本、韩国等国都有类似技术。美国能限制我们的都是高新技术，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从企业的角度来讲，研发经费的投入取决于市场盈利的高低。因此，如果它们失去中国这一庞大市场，就会严重影响到企业的盈利，影响到研发投资，最终影响到生产力。而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它们并没有卡中国脖子的意愿。卡中国脖子，实际上是美国出于政治动机，想维持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但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他们不会主动参与制裁中国。华为是第一个被列入实体清单的公司。但如果高通一片芯片都不能卖给华为，华为会很难，但高通则可能会死。因此，企业是不愿意主动参与制裁中国。而如果美国企业都不愿意，那么德国企业、瑞士企业和欧洲企业又怎么会愿意呢？美国希望所有发达国家组成一个联盟来遏制中国发展。美国企业可能不得不听从美国政府的政策，但是其他国家如果执行美国政策，那必定导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其他国家的企业不会用自己的性命来为美国保持世界霸权。因此，德国总理、法国总统以及欧盟主席来到中国说，不可能跟中国脱钩。我们有传统产业的经验和优势，并且拥有新兴产业带来的新机遇和优势，所以我们可以举全国之力来应对可能的卡脖子的挑战。因此，在2035年之前，我们的经济增长还有8%的潜力，这是平衡各种情况后的评估。从技术供给侧来看，我们具备实现经济增长的潜力。但我们也需要关注需求侧，动员资源来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实现双碳目标、缩小地区差距和绿色发展是我们必须达成的目标。但是到2035年之前，我们有望达到8%的增长潜力，实现5%-6%的经济增长完全可行。同样的方法分析，到2050年，我们应该有6%的增长潜力，可以实现3-4%的增长率。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增长，到2049年，我们的人均GDP可以达到美国的50%，这将使我们可以应对任何大变局。一旦人均GDP达到50%，美国也会对我们心悦诚服。到那时，我们将成为一个先进的、发达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将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民族主义思潮不断涌现。二战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相继获得政治独立，开始实现现代化。然而，整个20世纪中，八个发达国家的经济比重仍然占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比重仅上升了3.4个百分点，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在整个20世纪中未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此外，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国家人口增长率缓慢，而人均收入水平低的国家人口增长率高，这也是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二战后，虽然许多发展中国家获得了独立，但他们的思想观念一直不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大多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追赶发达国家，并认为有必要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技术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然而，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普遍的问题，即发展中国家主要看到发达国家拥有什么，就想要拥有同样的东西，以此来赶上或超越发达国家。例如，发达国家拥有高收入水平，致富的方法和手段是拥有先进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普遍采取结构主义政策，以重工业优先或进口替代战略为主要手段，试图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然而，仅仅依靠政府干预和补贴来发展高科技产业，使得整个经济低效，导致就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甚至引起了社会动荡，使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与此同时，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也在实施改革开放。然而，经过二战后一代人的时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过多，缺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制度，无法让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因此，当时盛行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好是因为缺乏发达国家先进的市场制度，这导致“华盛顿共识”应运而生，包括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然而，按照新自由主义去制定政策的国家，通常会出现经济崩溃、停滞不前、危机不断等状况，而且这些国家的平均发展速度比六七十年代结构主义时期的发展速度还要慢。最终，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二战结束后，东亚经济体成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越了一些发达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完全遵循当时盛行的理论和认识。例如，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流行的结构主义理论和政府主导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思想，并没有被东亚经济体完全采纳。相反，他们开始发展传统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当时，进口替代政策流行，但他们并没有完全遵循这种政策，而是发展了被认为是传统落后的产业。这种政策被认为不会成功，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非常高，小规模传统落后的产业如何能够赶上呢？但现在，东亚经济体已经超越了这些发达国家，这些曾被认为是错误的政策，却帮助他们成功了。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太行，因为政府干预过多，市场不完善。因此，这些国家需要从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型到完善的市场经济，必须将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等制度安排全部到位。然而，现在看来，只有少数转型国家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如中国、越南和柬埔寨。这些国家采用的都是渐进的、双轨的经济政策，既保护了现有产业技术，也放开了新产业的准入。这种既有市场又有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曾被认为是比计划经济更糟糕的制度安排，但现在却被证明是成功的。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虽然有道理，但却很难成功。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转型时期，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认为政府干预过多、产权不明晰、资源错误配置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这些观点也有道理，但实践证明，完全执行这些理论会导致经济崩溃和停滞。因此，现在被认为是最糟糕的既有市场又有政府的经济政策，却是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少数国家所采用的。
新结构经济学的重要性
对知识分子而言，理论不仅仅是为了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改造世界。但是，如果我们按照现代发达国家的理论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虽然出发点很好，但我们仍然无法成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会继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成功和失败经验中总结其背后的道理。新结构经济学正是我们在这方面努力的成果。在提出新的结构经济学时，我认为首先要回归到亚当·斯密。但是，我并不是要回归到《国富论》所讲的分工和市场的重要性，而是要回归到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亚当·斯密非常诚实，他将自己的方法作为《国富论》书名的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他在工业革命前后的研究中发现，随着财富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要提高生产力水平，就必须进行分工。然而，他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呢？实际上，这是基于对财富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研究。我认为回归亚当·斯密的本质在于理解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本质。亚当·斯密在他的时代并没有涉及创新，因为工业革命刚刚开始，技术创新的速度还很慢。然而，他观察到从十四五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后，国际贸易大量增加，他根据研究认为市场的范围越大，分工可以越细，效率越高。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提高生产率水平来提高收入水平。而要提高生产率，就必须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新的技术和产业不仅决定了我们生产率可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还决定了是否有好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来降低交易费用，使我们能够达到技术和产业所允许的生产率的边界。因此，经济发展的过程是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具备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先进的产业和技术，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它们高水平的生产率。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技术普遍较为传统和落后，基础设施也不如发达国家完善，其制度安排也相对较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认为，我们可以借鉴亚当·斯密的辩证唯物主义来寻找答案。发达国家在资本密集的产业上表现出色，是因为这些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工业革命，资本积累得相对丰厚，而劳动力则变得相对短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所拥有的产业和技术必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这是它们的物质基础所决定的。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多是土地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呢？这是因为我们缺少足够的资本。在资本短缺的情况下，我们通常会拥有相对丰富的土地资源或劳动力资源，因此我们的优势产业往往是那些土地密集或劳动密集的产业。要提高收入水平，我们不仅需要不断提高产业技术水平，还需要根据我们的物质基础和要素禀赋结构来决定我们的产业是资本相对多、劳动力相对多还是土地相对多。如果我们想要发展资本密集的产业，首先必须将资本相对短缺的经济变成资本相对丰富的经济。而要实现这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按照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结构来发展经济，以达到最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快速发展经济和资本积累。因此，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理念，要想使经济发展良好，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按照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和物质基础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的术语，对于我们这些经济学学生来说十分熟悉。但是，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让企业家自发地选择这一路径。为此，需要建立两个制度安排。首先，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特别是在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的经济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会变得相对昂贵，而劳动力则相对便宜。随着资本积累，资本变得相对丰富，而劳动力则变得相对短缺。因此，资本必须相对便宜，而劳动力必须相对昂贵。为了反映经济中哪种要素相对丰富，哪种要素相对短缺，必须有相应的价格信号。只有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这种价格信号才能存在。如果有了这样的价格信号，企业家为了实现最大化利润，就会进入能够使用更多廉价要素的产业，并采用能够使用廉价要素生产的技术。这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模式。其次，必须建立一个有为的政府。发展是动态的资源配置过程。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将快速发展并增加资本积累，产业结构也将逐渐升级，从劳动力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在这个升级过程中，市场会出现许多失灵现象。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勇于尝试的企业家，他们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企业家的成功与否，还取决于政府是否实施适当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来降低交易成本。这些都属于市场失灵的措施，必须由政府来实施。要使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良好发展，必须让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自发发展。为此，必须建立有效的市场制度和有为的政府。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发达国家为榜样的理论最终都失败了，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物质基础的问题。例如结构主义提出，发展中国家应该以发展先进产业为出发点，让其能够赶上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但它没有意识到，由于物质基础的差异，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产业是在工业革命之后积累了两三百年的资本积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在一个刚刚摆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资本非常短缺，因此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就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当然也就无法取得良好的发展。我们可以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中得到启示。它们充分利用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并通过竞争积累资本，实现了产业不断升级。然而，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中却遭遇了失败。它只看到了发展中国家存在政府干预扭曲的问题，却未能深入思考这些扭曲的原因。实际上，政府之所以发展了许多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因为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一旦取消保护补贴，就会面临破产和大量失业。此外，有些产业与国防安全有关，如果让它们破产，就会影响国防安全；还有一些产业与经济基本运行有关，比如便利店，也不能让它们破产。因此，即使进行私有化，这些产业也必须得到保护补贴的支持。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政府要求企业在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经营，但这些企业却无法盈利，这便形成了“政策性负担”的问题。这些企业认为政府要求他们在这些产业中经营，因此可以不断向政府要求保护补贴。因此，在私有化过程中，寻租和腐败问题更加普遍，这也是发展不良的原因之一。我们采用的渐进双轨制度安排曾被认为是最糟糕的，但为何它却成功了呢？事实上，我们发现国有企业所在的产业违反了比较优势，并存在政策性负担。虽然我们继续保留国有企业并给予保护补贴，但由于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是政府人员，我们必须通过补贴来保护企业，同时也不能让国企领导把钱放入自己的口袋。如果这些企业私有化，就会像苏联和东欧那样，出现需要国家更多保护的情况。此外，我们也让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进入，但政府也认识到这些产业具有竞争力，必须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然而，全国各地的干预和扭曲现象很多，基础设施也很差，政府没有能力让全国的基础设施完善。因此，我们先建立了工业园区和经济特区，在这些区域内，我们将基础设施搞好，同时通过一站式服务来改善制度环境，使得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快速发展起来。这样，它们就能够创造就业机会、出口和积累资本，逐渐地将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老产业转变为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因此，我们需要从新的经济结构角度来看待稳定和发展问题，这一点非常清楚。新结构经济学是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中总结出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它最初是从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切入，但我们知道现在的理论，无论是财政、金融、货币还是区域人力资本、劳动市场等，都是总结自发达国家的经验。然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结构上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在现有理论中并未得到充分考虑。新结构经济学旨在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这种结构性差异及其原因引入现代经济学中，实际上是对现代经济学进行结构性的革命。这种结构革命有哪些好处呢？它能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也能更好地指导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应对机遇和挑战。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条件更为接近，因此我们的理论也能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起到更大的帮助。总的来说，当前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崛起所导致。如何应对这一变局呢？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和基础，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发展。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必须依据自身的优势来发展，与西方式现代化相比，我们有后来者优势和换道超车优势。只要我们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即使面临美国的卡脖子，我们也能够实现和平的发展和开放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不仅给中国带来机遇，也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机遇。因此，美国越来越难以卡住中国的脖子，因为大部分技术不是美国所独有的，其他国家也在发展。中国在2008年以后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每年对全球市场扩张贡献达30%。因此，其他国家不能没有中国市场，这也是其他国家的机遇。
这种发展需要新的理论，例如新结构经济学提供的理论。这种发展不仅是全体中国人的机遇，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机遇。这样的发展将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能更好地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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