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2023-08-10 12:03 发表于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IMI财经观察 ，作者国际货币研究所

在当前，金融科技话题似乎没有以前那么热了，更准确地说，在金融科技（FINTECH）这个组合中，对于金融本身的探讨日渐减少，而科技因素却愈加受到关注，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忽视了金融与科技这两个关键词之间的平衡？是否表明需要重新审视金融的重要性？

数字技术革命和人工智能是否可能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水岭？类似于工业革命一样呢？基辛格老先生在《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一书中强调了数字技术带来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于人类来说可能尚未被充分认识。数字技术的革命性变化，特别是数字经济和数字时代的到来，对现实生活，尤其是经济和金融领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改变了财富的积累和分配机制，这直接影响到经济和金融的运作。因此，如果期待数字技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那么也需要关注它对财富积累和分配方式的影响。

以下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数字化发展如何重塑了财富积累与分配。以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与传统经济在获客速度上的差异为例，可以提供两组数据。第一组，以不同商家获得5000万用户所需的时间来排序：航空业64年，汽车业62年，电话业50年，信用卡业28年，电视业22年，计算机业14年，手机业12年，互联网业7年，Facebook用了4年，微信用了1年，甚至有一款游戏Pokemon Go只用了19天。另一组数据关注获得1亿用户所花费的时间：电话业75年，手机业16年，iTunes用了6.5年，Twitter用了5年，App Store用了2年，而ChatGPT只用了2个月。最近，Meta推出了Threads，在上线5天后就拥有了超过1亿的用户数量。如果我们以获客速度这个指标作为商家财富积累速度的一个代理变量，显然，进入数字化时代，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扩张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其财富积累速度也远远快于传统行业。这是数字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全球范围内规范财富积累所面临的一个“时代之题”。梅特卡夫定律（一个网络的价值与其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反映出网络是规模效益递增且是加速递增的），零边际成本，工作的可延展性，超级明星效应，“赢家通吃”等，加剧了资本与劳动之间关系的失衡与紧张，放大了不平等效应。虽然马斯克等人有着“超级”的企业家和科学家的才能，但财富的分配应该不仅仅归功于个人，因为这是所有人特别是其管理的团队所共同努力创造的结果。当数字技术彻底改变了财富积累和分配的方式时，应该思考如何应对这一变革。

数字技术可以助力金融摆脱所谓的“嫌贫爱富”，能够触达之前难以触及的低收入人群，并缓解金融领域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金融包容性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也要关注其阴暗面。一方面，金融包容性将大量低收入群体变成债务人，他们往往沦为金融波动（危机）的牺牲品。美国次贷危机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随着更多低收入人群开始负债，居民部门杠杆率不断攀升，信贷大幅增长推升了资产价格（如住房价格、股票价格），这使得拥有更多房产和股票的人财富增长更多，进一步加大了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金融包容性意在金融普惠，但有时候是普而不惠，甚至会出现掠夺性信贷，从而充分挤压消费者剩余的空间，给部分群体带来更高的信贷成本。

数字金融的网络化特征使得各国金融之间的关联性和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后发国家被中心国家主导（甚至被脱钩、被制裁）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严重损害了后发国家的金融安全，大大干扰了后发国家金融发展的自主性。从这个意义上，中国需要在技术和标准方面赢得主动，积极参与全球金融与数字治理，提升在该领域的的话语权。我们强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担心受到他人的垄断和控制，因此要实施双循环战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同时在极端情况下努力确保中等水平的循环。仅就实体经济而言，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尽管不容易，但可能会相对简单一些。不过，面对数字技术革命以及互联网时代的金融特点，我国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国内大循环和金融自主性？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数字时代的金融发展具有强大的网络效应，单个国家难以独立于此发展。如果无法利用这种网络效应，我国可能会变得“与世隔绝”，成为“金融孤岛”；如果我们积极参与金融合作、数字合作，将可能面临赢家通吃的局面，金融的自主性和安全性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我们在推动金融开放与合作中必须着力权衡的重大问题。

工业革命建立在增强或替代人类体力基础上，人工智能则在于增强或替代人类的认知能力。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化分工体系奉行市场原则、效率原则，近来又加上了安全考量；人工智能及数字革命所带来的效率和认知能力方面的冲击，不仅会重塑全球分工体系，更会关系到价值、安全、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无疑要比工业革命带来的冲击更具有颠覆性。因此，促进数字向善、人工智能向善，需要全球范围更为紧密的合作。

数字经济的国际合作呈现出一个明显的趋势，即欧美国家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圈子，他们之间达成了许多协议。相比之下，我国所达成的合作协议更多地集中在“一带一路”国家，这些国家通常比中国更不发达。并不是说现有的合作路径是错误的，而是需要朝更广泛的方向发展。在数字化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国际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同时也变得越来越难。为什么会形成现在的局面？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和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最终形成了全球分工体系，其中包括效率原则、利益原则和市场化原则。然而，人工智能时代是否还会延续这些原则？很难说。人工智能改变了人们的认知模式，而目前最难达成共识的正是在价值观、规则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如果认知模式都被人工智能改变了，那么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当不同的价值观导致对利益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并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时，更是如此。

我们以为技术的发展是自然而然的，各种力量在推动着技术进步，而且它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现在大多数技术的驱动因素都是受到市场和利益的驱动，而没有考虑到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比较典型的就是当前的数字技术和AI，因为受到市场利益和资本等的影响，导致其发展方向出现了偏差。例如，很多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是以替代人力而非增强人力为主，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同时，医疗行业过度投资于治疗性研究，而忽视了预防性研究，原因只在于前者更有市场、更能赚钱。这也是有问题的。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凡勃伦就指出了一个观点，即生产法则和技术法则将受制于金融法则。这个观点也适用于今天。市场和利益的驱动影响着技术（包括金融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却很少真正考虑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对于那些发展快速的颠覆性技术（如通用人工智能），我们更应该更谨慎地对待。当技术发展过快时，对其的采用应该渐进缓慢，以免负面效应出现后很难逆转。越是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越需要谨慎地推进，特别是政府采纳的过程必须更加缓慢，以确保技术对人类发展带来益处，让数字技术为人类社会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综上所述，我相信，数字经济与数字化转型一定会助力金融的高质量发展。然而，数字化正在导致财富积累和分配机制发生根本性变革，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也会产生人类尚未预期到的潜在风险。只有正视这些挑战，我们才能实现数字技术为人类发展带来美好明天的愿景。

（本文来源于2023年8月8日《国际货币研究所》）

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