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 文化纵横 2023-08-08 09:40 发表于北京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俄乌冲突的双方，以及背后西方的制裁与俄罗斯的反制裁，都以国际规则为武器，不仅严重破坏了国际经济贸易秩序，而且极大地动摇着经济全球化的制度根基。世界经济体系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其后果与影响十分深远，全球因之焦虑。
俄乌冲突以来，价值观至上的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驱使着世界经济“团团伙伙”化，并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给世界和平蒙上阴影。由此，时代主题开始由“和平与发展”向“安全与发展”转变。这意味着，世界经济不再像全球化年代那样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世界不再是平的，价值观至上的主导之下，“同谁做生意比做生意本身更重要”，“小院高墙”及“脱钩断链”成为潮流，世界经济因此而开始碎片化。所谓“小院高墙”，突出表现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三个机制不同的多边圈子。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克服危机的影响，于2010年按照世界贸易组织（WTO)自由贸易的原则成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随后扩展为东盟+中日韩（10+3机制），成为今日拥有亚太15个成员国的RCEP基础。与此相对应，2015年10月以美国为首达成了日本、加拿大等12国参与的TPP。TPP是按照所谓条件对等的“公平贸易”原则设立的，并因此与（10+3）的自由贸易原则相区别。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TPP，随后剩余11国达成协议并于2018年成立CPTPP。2022年5月，美国拜登政府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声明在四个关键性支柱上树立新的标准，即在互联互通的经济（贸易）、有韧性的经济（供应链）、清洁的经济（清洁能源）和公平的经济（反腐败）建立新规则和新规制。2023年5月底，IPEF十四国部长级会议关于国际供应链协议的谈判基本结束，并计划于2023年11月在美国召开的APEC会议上正式签署。所谓“脱钩断链”，突出地表现在美国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法案上，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芯片科学法案》以及《通胀削减法案》，在加大制裁中国企业的同时，采用或惩罚、或补贴的方式力促产业特别是高新科技产业回流美国。与此同时，美国又提出了“近岸生产”和“友岸生产”的概念，取代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普遍使用的“在岸”和“离岸”的概念，以缩短产业链条并集中于价值观相同的国家或地区生产。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上述三个圈子中，除RCEP外，其余两个都将中国排除在外，尤其IPEF意图更为鲜明，企图通过设立新的标准和机制，形成排除中国的“小院高墙”，并加快产业链向IPEF的集中，实现对中国的“脱钩断链”。其目的是减少产业链供应链对中国的系统性依赖，实现针对中国“去风险化”。但实际上如图1所示，中国经济已深深嵌入印太产业链：虽然部分成员对美出口依赖程度高于对华出口依赖程度，但是其进口对华依赖程度普遍更高。在这种具有韧性的经济关系中，中国与印太产业链脱钩至少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生产力布局变动加速。俄罗斯经济不得不向东看，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廉价油气能源的供应方向上。与此相对应，欧洲，尤其德国以俄罗斯廉价能源支撑的重化工业受到严重冲击，甚至难以维持，出现了向东外迁迹象；在亚洲，美国鼓励产业与中国脱钩，但并未大规模回流美国，而更多地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全球生产力布局的这一新变动，既是经济去全球化的表现，又是经济全球化的新安排，它意味着全球产业链并未如美国所期望的“近岸”“友岸”方向变动，而正向欧亚大陆中心方向集中，从而使“一带一路”意义凸显。在“一带一路”上已有两个多边国际机制：一是具有丰富能源资源的上海合作组织，二是具有低成本劳动竞争优势的RCEP。中国正处于这个组织的地理中枢，并且是其主要成员，同时又具有庞大的制造业，尤其基础工业能力，是可以发挥其在“一带一路”产业链中强链补链作用的。事实上，中国已成全球重化工业基地，不仅集中了全球主要产能，而且在技术和成本上具有优势。如果中国发挥这一竞争优势，上游与上海合作组织对接，下游与RCEP对接，预示着纵贯欧亚大陆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发展具有崭新的前景。俄乌冲突中，全球南方力量的兴起引人注目。多达八十余个发展中经济体认识到自身利益，保持了中立。更为突出的是，在不“选边站”的同时，南方国家加强了自身的合作，其中特别突出的表现是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东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上海合作组织在扩员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机制——中国中亚峰会，并设立了常设秘书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也建立了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双方达成了2023～2027年的行动计划。与此相适应，2022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规模创历史新高，货物贸易达13.8万亿元，同比增长19.4%，高于整体增速11.7%。双向投资也迈上新台阶，其中，中国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为1410.5亿元，沿线国家对华实际投资为89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7%和17.02%，高于整体增速0.5个百分点和10.9个百分点。中国中亚峰会提出“应巩固中亚作为欧亚大陆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加快推进中国—中亚交通走廊建设，发展中国—中亚—南亚、中国—中亚—中东、中国—中亚—欧洲多式联运，包括中—哈—土—伊（朗）过境通道，途经阿克套港、库雷克港、土库曼巴什港等海港的跨里海运输线路，发挥铁尔梅兹市的过境运输潜力。建设中哈塔城—阿亚古兹铁路以及保障中吉乌公路畅通运行，实现中塔乌公路和“中国西部—欧洲西部”公路常态化运营。中吉乌铁路是一条不再经过俄罗斯而通往西亚、中东乃至西欧的铁路，本世纪初就已规划，今年终于可以动工共建。2019年，随着兰渝铁路的开通，“一带一路”在中国境内交通已经闭合。目前中缅铁路、中越铁路改造、中老高铁延长接入、泛亚铁路以及中国尼泊尔铁路都在规划和相继开工中。其中，规划中的中缅铁路是十字形的，不仅可以南向到新加坡，而且可以西向经孟加拉到印度。中欧班列2011年首次开行以来，截至2022年底共开行6.5万列，其中2022年一年开行1.6万列。2023年的1~4月开行就达5611列，同比增长了17%。在中国境内出发的城市已达109个，通过欧洲25个国家211个城市。依赖于日益密集的中欧班列国际物流网，中欧班列从前端运输延伸到了终端消费市场，催生了物流与商业衔接的新业态。其跨境电商的货物比重逐步上升，邮政班列运行平稳，并开始向电商从业者提供跨境物流服务，既开拓了返程货源，又拓展了服务属性。目前班列实现统一订单手续，交接时间压缩30%以上，从而比海运节省三周左右时间，有力地带动了中国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以新能源为例，2022年，陕西省以101.55万辆新能源汽车成为生产第一大省。新疆的光伏产品，从原材料到组件生产几乎占全国的1/3。青海省正在投资建设全国最大光伏制造全产业链项目，其重要目标就是满足“一带一路”的强劲需求。一旦中吉乌铁路和泛亚铁路建成并相互贯通，欧亚大陆经济联系将不再完全依赖海运。由此，数百年来世界体系中海权的霸权优势有可能改变。此次俄乌冲突迫使俄罗斯向东看，表现在经济领域，俄罗斯对西伯利亚及远东的国际开发开始持开放的态度。这为东北亚地区格局变动增添了新因素。东北亚经济不再拘泥于中、日、韩三国合作，而扩展成为包括俄、蒙、朝在内的六国问题，从而打破了地区僵局并为中国东北经济振兴带来了新契机。或许这也是东三省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好于往年并高于全国平均增速的原因之一。2023年5月23日，中俄双方在上海举行商务论坛。中俄双方都派出高级别官员参加。其合作深度和广度超出以往。俄罗斯远东地区土地肥沃，适宜耕种，且地广人稀，中国又是粮食尤其是大豆的进口大国，中俄农业合作前景广阔。与此同时，俄罗斯油气不得不加大对东北亚地区的输出，也为东北的石化工业带来发展机遇。更为重要的是，目前，俄罗斯太平洋地区最大的不冻港海参崴已对东北开放，这是地缘政治经济变动的鲜明信号。据此，可以预计，东北图们江利用扎鲁比诺港实现出海问题也将会有新进展。这不仅使东北有了至日本海的出海口，而且也为RCEP和欧共体的经贸往来开通了亚洲经北冰洋到欧洲的西北航线及穿越北极圈的“冰上丝绸之路”。一旦“冰上丝绸之路”开通，东北将成为东北亚陆海交通枢纽，俄罗斯西伯利亚及蒙古经东北南下出海，东南亚经日本海、白令海北上欧洲。不仅东北成为对外开放的前线，而且可以撬动朝鲜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俄罗斯的土地和油气资源，蒙古的矿产资源以及日本、韩国的技术资源，形成新的生产要素组合。“二战”后，世界曾陷入“一堵墙（柏林墙），两个平行体制和市场，三个不同的世界”的冷战之中。上世纪90年代以苏联东欧经济互助委员会崩溃为契机，世界各国几乎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全球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致性，不仅标志着冷战的结束，而且极大地降低了全球制度性交易成本，世界的可贸易程度因此而大大提高。不仅商品，而且生产要素都可以在全球流动，推动着以商品贸易自由化为宗旨的“关税贸易总协定”升级为投资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世界贸易组织，奠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局面。所谓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的全球布局。产业布局不再拘泥于一国，也不再受制于传统的垂直或水平国际分工，而是沿着成本最小、利益最大的比较利益方向，横卧在各国之间。如图2所示，产业的不同环节分布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形成有别于过往的全球产业链及三大产业聚集中心。与此同时，服务和生产外包使这一全球产业链同时也成为全球供应链，不仅企业管理扁平化了，而且管理的重心也转变为全球供应链管理。相应的，全球金融也一体化了，并特别突出地体现为与金融相关的规则、规制、标准及管理上，使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更加规范化、细腻化，世界经济由此成为一个整体。在经济全球化中，中美两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并互为经贸往来的主要伙伴，因此也成为两国经常项目顺逆差的主要持有者。早在国际金融危机前，中美双方就意识到双方是利益攸关方，需要解决贸易不平衡所带来的挑战。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使人们认识到这一不平衡是全球性的。它不仅仅是贸易不平衡，更是投资与消费的全球不平衡。以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角度看，就是需解决中国消费不足和美国投资不足的矛盾。为此，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战略，其中扩大内需的核心是扩大消费，而扩大消费的途径是增加居民收入。十余年来，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与GDP增长同步，而低收入居民的增长则快于GDP增长，中国消灭了绝对贫困。中国内需的持续扩大，使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将近10%下降到2018年的1%左右。相形之下，美国的贸易逆差却无太大变化，尤其是对华贸易逆差还在持续上升。2018年，美国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表现长期不佳，促使新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动用行政手段，展开了对华以全面加征关税为代表的贸易战，随后又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开始对华制裁。然而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开始超过美国后持续上升，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是美国的1.7倍。此后，虽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增加值却在上升。特别在疫情期间，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出口增长强劲，制造业增加值已超过美国、德国和日本之和。也正是这一变化，促使新上台的拜登政府变本加厉，通过立法将“小院高墙”变成建制化的安排，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上寻求对华的“脱钩断链”。中美经济结构是互补的，从而是相互依存的，如果强行脱钩断链一定会两败俱伤。如果说在过去三年中，由于疫情的影响，这一后果尚未明显显现。但俄乌冲突却将这一后果的严重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俄乌两国GDP和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的比重不高，但能源与粮食的基础产品却对世界经济有着重大影响。2021年俄罗斯石油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量的10%，天然气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量的19.1%，俄乌两国玉米出口占全球出口的18.6%（其中乌克兰为16.4%）。俄乌小麦出口分别占全球出口的16.9%和11.6%，两国小麦出口总计占全球出口的28.5%。俄乌冲突导致了全球能源与粮食价格暴涨。一方面推高了全球的物价水平，另一方面因成本提高而降低了经济增长，从而推动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全球经济由“类滞胀”快步进入滞胀状态。在欧洲，工资物价相互推动的螺旋上升机制正在形成。俄乌冲突带来的滞胀提醒了世界，仅与俄罗斯的脱钩断链就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更遑论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脱钩断链。这也是众多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原因，并成为遏制脱钩断链不可忽视的力量。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带来的滞胀也使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在疫情冲击下，为对冲经济下行，美国祭出了现代货币理论，实施了大规模的赤字融资，致使通胀快速上升，不得不开始大幅加息。自2022年3月始迄今，短短一年加息十次，由零利率飙升到目前的5%。但在目前滞胀情况下，如果继续收紧财政货币政策，物价并不一定再显著下行，反而会使经济加快进入衰退；如果不收紧财政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也并不一定显著改善，反而会使物价进一步上涨。在过去一年中，美国财政货币政策“过山车”般无约束，宽松和急剧紧缩引起了金融资产价格的大幅变动，系统性冲击着经济和金融，使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普遍承压，进而引发了硅谷银行、银门银行、签名银行等倒闭事件，涉及金额已经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全美第十六大银行，硅谷银行因从事高科技金融业务被视为是“金融全明星”，从“全美最佳银行”到破产倒闭刚满一天，这种创纪录的猝死闻所未闻。与此相类似，瑞信银行3月14日发布年度报告称，在2022财年和2021财年的报告中发现“重大缺陷”；仅仅五天后，瑞士政府即要求瑞银集团收购瑞信银行，而且其额外一级资本（AYI）债券全部减记为零，令市场目瞪口呆。与此同时，美元出现了历史上第三次大幅波动。美元指数是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出现的。迄今共发生过三次大幅上升与下降的过程，都给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美国为克服通胀持续加息，美元指数在1985年创下了163.85点的历史纪录，触发墨西哥债务违约，使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接踵而来，至今阴影不散。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1994~1995年美联储为对付经济过热而持续加息，促使美元持续升高，被认为是引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此次美联储快步加息，尤其美国国债上演的拉锯战，极大动摇着国际金融市场信心。美元指数忽高忽低，发展中国家汇率忽高忽低。2022年斯里兰卡宣布国家破产，而现在巴基斯坦、阿根廷似乎又要步其后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在中国的积极参与应对中平复的。当前，金融市场动荡又起，人们对中国的期望再次升高。这既是以人民币国际使用扩大为代表的“去美元化”潮流兴起的原因，也是美国包括官员在内的财经界希望访华的动机之一。众多迹象表明，美国已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大国，具有自身的文化和传统，是不会为美国的政策所改变的。因此，在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同时，采取了“该对抗的对抗，该竞争的竞争和该合作的合作”的态度，展开体系性竞争。反映在经济领域，对于威胁到美国高新科技领先优势的产业和技术，采取制裁打压的对抗手段；在一般产业和技术中，则以竞争为主，要求以对等原则实施包括竞争中立、劳工保护等在内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并辅以关税和非关税惩罚手段，推行公平贸易；在合作方面相对有限，主要表现为应对气候变化和防止核扩散等。2022年11月，在二十国巴厘岛峰会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会见并坦承地交换了意见。以此为标志，美国对华竞争与合作的战略态度明确，中美竞争进入相持阶段。今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即将进入衰退，全球金融风险持续加大，各国希望中美履行巴厘岛达成的共识，“竞争不应转向冲突”“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美方开始频频示好，两国高层经济交流开始启动，特别是2023年6月17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开启了中美双方高层之间进一步交往，预示着中美经济紧张关系尤其经贸关系相对缓解。中美竞争合作的相持是全面的，从而，这一相持阶段将是长期的。相对于过去的“冷战”，这种全面的战略相持极有可能形成一种“冷和平”状态。各自暗暗较劲，进行“体系性竞争”。这其中经济金融领域将是赛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是核心。在当前情况下，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低碳经济既是新赛道，也是中美双方以及全世界都认为需要加强合作的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经济而言，持续有效的投资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房地产投资出现转折性下降以及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出现疲态时，低碳经济是目前可以把握的重要投资方向。中国是唯一联合国产业目录所有产业都具备的经济体，这意味着所有的产业都有减碳的需求，并因规模巨大，不仅各种技术都有用武之地，而且有利于实现商业化。据初步测算，按照“巴黎气候协定”要求，在2050年将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中国最少需要投资100万亿元，如果要控制在1.5摄氏度，则需要投资138万亿元以上。换言之，每年平均需要投资3万亿元以上，持续30年。这将是带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就技术而言，相对于芯片等高科技产业和技术，低碳技术中国没有代差，甚至处于领先态势。例如供给端的风光电技术，需求端的新能源汽车及电池技术，正在改变全球产业的技术路线。如果说芯片等中国仍有代差的技术领域较易被打压成为脱钩压力较大的产业，但在低碳的赛道上竞争，美西方优势就不明显。低碳不仅是生产方式，也是生活方式，需要全球合作。因此通过赛道的转换，不仅会有效地抵制脱钩，而且会逆势而上，使全球合作进一步加强。例如，电动汽车所形成的市场优势及成熟技术路线正在形成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方向，这既有利于世界，也有利于中国。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的范畴，其要旨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它是一个进程，既是器物的现代化，更是制度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全球概莫例外。从“二战”后各国，尤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来看，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中国式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国情的鲜明特色。在经济全球化中，中国经济的成功令人耳目一新。中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机制设计，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关系的渐进式改革推进方式，发挥国家力量消灭绝对贫困的行动能力，以及推行“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都为世界提供了新的榜样，带来了现代化道路的新选择。中国的成功经验，逐渐为其他国家，尤其全球“南方国家”所重视。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倡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虽然只有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但它并不全然是个地理概念，更是个治理理念。“共商、共建、共享”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国际经济治理新理念。在全球变局下，中国式的现代化正在进入新阶段。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5年的高速成长，中国已经告别绝对贫困，处于高收入社会的门槛处。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出现符合人口现代化规律的老龄化、少子化。这些变化既预示着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又表明高质量发展的艰难性。在这一阶段因供给和需求结构都在变化，错配的风险也加大了。一方面，一般工业制成品等传统产品供给大，需求弱；另一方面，新型产品需求强，但供给少，如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服务品。畸高畸低，极易使供给冲击与需求收缩同时发生，并造成社会预期偏弱且不稳。2023年1～5月的经济表现就是如此，疫情结束后，并未出现人们期望的报复性经济反弹，反而仍处在低迷中，尤其物价仍保持低位运行。5月份CPI同比涨幅仅为0.2%,PPI则同比负增长4.6%，并已经连续八个月负增长。当前在货币政策持续宽松的背景下，CPI的低位运行和PPI的负增长虽然不符合通货紧缩的定义，但深刻说明有效需求不足。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CPI构成中的结构性涨跌上，在CPI构成的八大类商品中，居住和交通通信类价格下跌幅度最低，这不仅与市场的感受相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正处于高收入社会门槛处，随着小康社会的建成，住房和汽车已成为中等收入阶层的标配，这两大类商品牵涉面大，需求不足必须高度重视。在全球变局下，以自身稳定发展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成为必然的选择。扩大内需是寓意深远的长期战略。扩大内需战略将从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促进形成统一强大的国内市场，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二是以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为核心，优化投资结构，拓展投资空间。展望未来，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我国的消费率平均为53.4%，目前已达到55%左右，今后还会进一步上升。到2035年，预计中国的中等收入人口将翻一番，达到8亿人，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预示着中国成为全球前所未有的超大消费市场。如果将这一成长中的消费市场向世界开放，让世界分享中国的成长红利，中国不仅自身实现了内循环带动双循环，而且将以双循环践行国际经济治理新理念。目前，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城市化率已达65%，但相较于发达国家通常在80%以上的城市化率水平仍有相当差距。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仍有巨大的增长潜力。用改革开放精神发掘潜力，坚持真抓实干，激发全社会创业活力，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使建设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并通过制度性开放为世界所共享，中国将由此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4期，原题为《美国对华经济脱钩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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