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 6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是一种信仰、价值体系，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及其后果。各国的现代化归根结底都必须建立在其文化基础之上。实际上，在洋务运动开启中国工业化进程时，争论的核心就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同工业化相适应。

新中国成立 70多年，中国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及其绿色转型证明，中国文化不仅适应传统工业化模式，更能为解决其危机提供出路。工业革命后，以发达国家为代表建立的传统工业化模式尽管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但也带来了不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危机，必须转向新型工业化。这种转型需要回答工业化的基本问题，即为什么实现工业化、实现什么样的工业化，以及如何实现工业化。这背后是文化或价值观念的问题。

1.传统工业化模式兴起及其不可持续的文化根源

西方工业文明建立在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后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基础之上，同之前农业时代的传统文化有着本质区别。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大幅提高，就必须为大规模生产开辟市场，而农业时代形成的节俭消费心理和消费模式，就成为大工业生产方式最大的阻碍之一。

为此，工业化的前提就是文化和社会心理的系统性转变。其结果就是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成为现代经济的基石，财富成为事业成功和社会地位的标志。毫无疑问，工业化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起到了巨大作用。但由于传统工业化建立在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基础上，这种缺乏制衡机制的工业化无限扩展，就不可避免地突破人与自然的边界，带来不可持续发展的危机。

如果将传统工业化的理论“黑箱”打开，就可以揭示其生态环境后果。工业化过程就是工业部门产出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转移到高生产力的工业部门。在微观机制上，工业化就是工业消费品种类数（横向）和迂回生产链条（纵向）不断增加或加长的过程。其中， Dixit and Stiglitz模型开创性地将规模报酬递增引入一般均衡模型，内生了工业消费品种类数，掀起了规模经济研究的热潮，Ethier（1982）则运用 DS模型的基本方法内生中间产品种类数。

一旦引入生态环境限制条件就可以发现，这些“完美”模拟传统工业化模式的理论模型都隐含着环境不可持续的后果。其根本原因，都可以归结到背后隐含的价值观或文化。物质主义不能完全代表人类的美好生活目标，而人类中心主义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全球环境危机。这种复杂的系统性危机无法依靠人的有限理性来解决。

2.文化是解决传统工业化模式危机的最终答案

传统工业化模式危机有其文化根源，解决危机最终也应从文化中寻找答案。但是，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文化的作用不仅被忽略，而且传统文化还受到“现代化”冲击。一方面，文化作为偏好和制度条件隐含在工业化生产方式以及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其实质作用因为“用之不觉”而不为人知。因此，各国工业化及全球化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当地文化经受西方文化冲击的过程。那些缺乏包容性或弱小民族的文化，在西方工业文化的冲击下往往被同化而丧失主体性。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一种无形资源难以被市场化，且其作用在经济学中难以被分析。文化虽然对人的福祉有重要作用，但因为无形而可交易性（Tradability）差，也就难以在经济学模型中予以处理。相反，物质商品则由于可交易性强而适于市场化，所谓现代经济就朝着越来越物质化的方向演进。文化的非竞争性（Nonrivalry）带来的递增报酬特性，在标准模型中也不似物质要素容易处理。

中国文化不仅同西方工业文明相容，而且能为传统工业化模式危机提供解决出路。中国从积贫积弱起步，其工业化经历了从学习西方到反省其弊端，进而树立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的历程。

1.中国文化的特质及其可持续内涵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中，既有同工业文明高度兼容的一面，又同西方工业文明的价值观有本质区别。在“用”的层面，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工业文明高度兼容，可以吸收其优秀文化成果。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看，中国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的本质区别，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西方工业文化强调人类中心主义，强调通过技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中国的文化则强调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意味着，中国文化是通过尊重、敬畏自然来避免危机，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导致生态环境危机，事后用所谓科学和理性解决危机。这种在大自然面前谦卑的中国文化，看似不如人类征服自然的西方工业文化那般强大，却是避免危机的更高智慧。

第二，关于发展目的或什么是美好生活的概念。与西方工业文明强调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将物质财富作为美好生活的主要追求目标，而更多的是追求修身养性、内圣外王。在物质上，强调物质适度丰裕的小康概念，反对浪费与挥霍。

这两个本质区别意味着，对为什么发展、发展什么以及如何发展等基本问题，中国文化有着不同于西方工业文化的回答。当面对工业化危机寻求解答时，中国的文化基因其实就蕴藏着解决危机的大智慧。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作为传统工业化模式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却率先提出绿色发展、新发展理念、生态文明的文化根源。

2.中国文化解决传统工业化模式危机的价值凸显

无独有偶，中国文化的这些特征，却同西方文化中被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一些深刻思想内在一致，其中甚至包括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 ·斯密和宏观经济学之父的凯恩斯等人未被熟知的深刻思想。亚当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市场经济的高生产力，乃是由一个幻觉所驱动，即以为物质财富带来幸福。凯恩斯 1930年在《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前景》中更强调“生活的真正价值”，并指出“我们不应高估经济问题的重要性，或者过于偏重对经济问题想象出来的重要性，而牺牲掉那些在意义上更加重大、在性质上更加持久的问题”。

上述思想意味着，传统工业化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须转变到新型工业化。但是，作为工业文明基础的西方主流工业文化，似乎无法从根本上为这种深刻转型提供支持，只能在惯性作用下进一步走向不可持续危机。此时，中国文化对解决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的引领价值就凸显出来。生态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代表中国在解决全球可持续危机上的努力，其实质是对工业革命后建立的这种不可持续的传统发展范式和现代化模式的重新定义。

以中华优秀文化引领中国工业转型，是对工业化的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包括为什么工业化（Why）、工业化的内容（What），以及如何实现工业化（How）。对这些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决定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新型工业化模式。

第一，企业价值创造方向的转变。传统工业时代的发展模式是以物质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为中心，更多的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这种方向依赖大量的物质资源投入，不可避免地带来生态环境资源等危机。绿色发展则意味着，以新能源、智能汽车等为代表的大量新兴绿色产业兴起，同时工业产品不限于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还可以内涵大量的非物质内容。这样，企业创造的价值，就不再过于依靠物质资源高投入，更多的是转向依赖技术、知识、体验、个性、文化、环境等无形投入，以最大限度地同物质资源的消耗脱钩。

第二，企业组织模式的转变。当企业创造的价值内容或产品发生上述改变时，对应的资源概念就更多地依赖无形的技术、知识、文化、生态环境等具有非竞争性特质的无形资源。这意味着，企业递增报酬的来源不一定非依赖规模扩张。这种无形资源具有不同的物理属性，需要用新的组织形式去实现其价值。由于企业将何种要素纳入企业的组织边界之内取决于何种组织方式的效率最优，企业价值方向和资源概念的变化就推动最优企业组织模式有了新的含义。传统的大规模、集中式、同质化企业组织方式，就更多地被平台化、分布式、跨界式等组织方式替代。

第三，商业模式的转变。随着工业 4.0到来，以及价值创造转向大量依赖无形的非物质资源要素，商业模式就会不同于过去产品主要满足物理功用的模式。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售出产品意味着产品价值创造过程的终结，但在绿色工业化模式下，售出产品可能只是盈利的开始。例如，在软件定义汽车时代，大量利润可能来自售后的增值服务和软件更新。这可能深刻改变依赖物质商品数量扩张盈利的传统商业模式，从“薄利多销”转向“卖得少、赚得多”的可持续模式。

第四，市场结构的转变。传统工业化模式主要以流水线方式大规模生产同质化产品，在非人格化（Impersonal）市场中售卖。也就是说，市场只关心产品的物理品质和价格，买者和卖者的特质在市场中无关紧要。这种流水线加非人格的市场结构，大大促进了工业化进程，但也使得本来可以内涵于产品的大量无形价值被过滤掉。在绿色发展模式下，企业可能会在一个更加人格化的市场中创造和实现无形价值。目前广泛兴起的个性化生产、个性化订制、体验式服务，就是人格化（Personal）市场回归的表现。

第五，企业治理结构的转变。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企业更多地关注股东利益最大化，不太考虑企业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外部影响。在绿色发展条件下，企业需要在考虑包括环境主体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前提下，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这样，企业行为模式及其社会环境后果就会发生深刻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