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英文是methodology，跟方法不太一样，概念要广泛一些。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是指人是有思维有意识的，都是在以某种方式认知他之外的客体，认识世界。认知活动事实上是一种在大脑中进行的主观思维活动。对于这种认知活动本身，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客观过程来研究。哲学上的方法论就是对人的认知过程进行再认知，对思维进行再思维。这是人类特有的技能。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认为，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人有思维动物没有思维，事实上动物也有思维，但是动物不能对思维再思维，这才是人与动物之间最重要的区别。诗中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研究方法论就要跳出这个“庐山”，来认识人的认知过程。
是不是了解了人是怎么认识世界的就完了呢？我觉得不是的，我们不但要把人的认知过程作为一个对象来进行研究，而且要考虑到这样一种认知过程本身是否能够实现认知的目的。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认识世界，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研究的是如何改进我们的研究方式、认识方法，提高认知效率，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知世界。所谓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就是研究这几个问题。至于什么是方法论，没有明确的定义。
在经济学上，也有经济哲学，或者经济学的方法论。这与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是有区别的。它一般有两个主要内容，一个就是以经济研究过程作为实际范例来解释哲学方法论的问题，研究方法论可以找出具体的实例，当然也就可以以经济研究作为素材，来阐述方法论的一些原理，就像可以以物理学作为对象在总结和归纳一些东西来丰富哲学方法论的内容。另一方面经济学中有许多程式化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固定的模式。如果国外的经济学文献看的多了，就会发现里面也有很多八股。先是一个框架，然后给出动态最优、目标函数及约束条件和解决方法，经济学研究方法就是包括了很多这种程式化的研究方法，或者是研究的固定化的东西。
这里涉及的是广义的抽象层次较高的经济学方法论，基本上还是讲哲学，只是它是以经济学为例子在讲哲学。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也有一整套的程式化的非常固定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发展使得经济学变的比较容易了，智商比较低的人也可以研究经济学，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学生也在学经济学。另外，它能帮助提高思维效率，少做无用功。
为什么要研究方法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方法进行研究，就是对认知、客体进行认知。自己的目标函数是一生，为了实现自身的优化，该怎么配置资源？该花多少时间直接学习知识？花多少时间学习学习知识的方法？这里面有个自由配置的问题。所以，不要急功近利。要知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敢于花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工夫去打好基础，而基础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方法论。
但中国的传统思维、传统文明和哲学不太重视方法论，不太具有思辩色彩。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张岱年就曾说，中国哲学最注重人生，然而思“知人”，便不可以不“知天”，所以亦及于宇宙。就是说他考虑知识问题也是在考虑知识问题，但他考虑的中心是人。他还讲道：既求“闻道”，便亦不能不研讨“闻道之法”、“致知之方”。中国哲学中有许多关于“致知”的讨论，但什么是知识？在中国哲学中是不甚了然的。我的总结就是，最高层次的知识是终极真理，也就是所谓的“道”的概念。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指的也就是终极真理。老子好像也说过“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之名曰大”，这也就是属于终极真理，是一种知识。但很多也只是伦理学，所以现代所谓孔学的复兴等是非常奇怪的。利玛窦曾经这么讲：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中国人在理性之光的指导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这可能会被认为有偏见，但也不尽然，里面也有一些是合乎实际的。如果有兴趣，还可以去查阅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徐光启写的“徐光启计划”，他在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之后，反思中国传统，反应中国文化到底有什么问题。以上就是中国知识中除了“道”以外最重要的部分——“道”的伦理。中国知识其他的重要部分还包括军事政治史、诗等。而在西方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在古代的中国却被认为是奇技淫巧，不被重视。
如何得到知识呢？这属于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老子也说“不出于户而知天下，不窥于牖而知天道”。王阳明则说“格物致知”，靠顿悟来发现真理。一个没有生活的人，没有丰富实践的人，不勤于思考的人，不懂得各种各样科学的人，能有什么思想？但这就是中国的认识论。利码窦对中国的知识体系有这样一个批评：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在他们中间大部分机械工艺都很发达，他们又天赋有经商的才能。但中国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
与此相对，到底什么是知识体系呢？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两个成就决定了在文明冲突中一个国家的胜和败，这等于“工欲善而必先利其器”中的“器”。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改良运动，先是洋务运动，后来是五四运动，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么一个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两个文明在发生冲突，在冲突的过程中我们中国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有很大的包容能力，我们可以吸收别人的长处。在吸收的过程中中国的国力得到发展。
知识的来历是什么？可以这么说，在人类之前，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无法叙述的，因为它取决于我们如何观察如何感知这个宇宙。从这层意思上来说，知识的来源是客体。但对人来讲，知识来源于对普通性的追求，这说的是人的主观活动。我们要认知这个世界，我们也承认有个外部世界需要我们去认知。但如何能被我们认知呢？在于我们对普遍性有一种追求，这是人的一个根本特性。科学的目的就是发现普遍规律，解释就是把所观察的现象归纳到一个普遍的规律中去。普遍规律就是我们知识所追求的对象，一旦我们追求到了这个普遍规律，它就成了知识。为什么要追求普遍规律呢？就是它可以作为推理的根据来揭示新的事实。因为人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了变化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也就必须对普遍现象有所认识。
如何发现普遍规律呢？基本上就是概括、抽象和归纳。概括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都要学会概括的艺术。它的最关键点就是要保留相关的必须要素，并且剔除无关要素。事物的有关方面太多了，必须把它减到最最少的程度，同时又要保留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常讲抽象法，但在现代经济学中，一般不把抽象作为方法论。抽象与概念的概念比较类似。在抽象中，舍弃非本质特征，保留其本质特征。如果我们学会抽象这种方法，我们或许就能够像马克思那样发现价值、剩余价值、资本及其扩充的各个概念，通过逻辑体系把经济的发展过程复制过来。归纳是西方哲学特别是逻辑学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通过大量个别经验的重复得出一个一般的陈述句。比如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判断。数学中有完全归纳法，但在现实中我们所有的归纳都是不完全的，我们所归纳的只是以有限的经验得出全称肯定判断。知识是对一般的追求，而没有归纳，我们是得不出一般的。但过度归纳会引起错误的判断。英国哲学家罗素有一个鸡的故事，说有只鸡根据主人过去一打铃就喂食的经验，得出凡遇打铃必喂食的结论，结果有一天主人打铃后却把它捉住杀了。所以罗素说：如果这只鸡没有对归纳的盲信，随时准备逃跑，它的命可能要好一些。也就是说对归纳不要有盲信，这种盲信将对你非常不利。
康德的哲学著作涉及到所谓综合陈述的问题，就是说，对于普遍规律，我们加以陈述时有综合陈述和分析陈述，比如金属加热后会膨胀是个综合陈述，在“金属”和“加热”这两个概念中并不包括“膨胀”，后者只有通过经验才能得知，陈述内容之后的重要部分并不自然包含在陈述句的概念之中。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的根本不同在于你不需要任何经验就可以作出陈述。比如有孩子的人必然是这孩子的父母这一陈述。分析陈述是空洞的，它不能给我们提供新的知识。而综合陈述可以给我们新的知识，所以大家在写论文时的命题如果想提供新的知识，就应该是综合陈述。这跟演绎逻辑又不一样。演绎逻辑就是结论并未为前提增加新的内容，它根据前提推论而来。
回归到什么是知识的概念，就是知识是对普遍性的追求，知识必须具有普遍性。所观察的现象必须可以归结到一个普遍性的命题之中，这也是一个解释的过程。知识必须具有可检验性。有了那个命题，我们就可以作出预言，这种预言在经济学中就是预测，它能够做预言就在于普遍是超越时间限制的。
解释和预测有什么关系呢？可以认为解释是对过去的预测。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试着能不能够用我们所掌握的规律来把过去的事实重新构造一遍，如果能够构造，也就说明我们对过去有了一个完善的解释，实际上是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重新进行预测。预测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未来的解释。经济学中经常涉及到预测率、解释率，它们跟普遍性的关系是相互联系。
演绎逻辑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关于演绎逻辑最明显最完善的说明就是几何学，演绎逻辑的威力就在于所有几何公理都能根据那五条基本公理推导出来。
知识并不是个别命题的堆积，我们所追求的不只是单独的知识，我们要求的是一个知识体系。命题只有在体系中才能成为有效的知识。爱因斯坦在谈到物理学理论的发展时指出：理论物理学的完整体系是由概念，被认为对这些概念是有效的基本原理（亦称基本假设、基本公设、基本定律等），以及用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这三者所构成。这些结论必须同我们各个单独经验相符合，在任何理论著作中，倒出这些结论的逻辑演绎几乎占了全部篇幅。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是由概念、有效的基本定理以及运用逻辑推理组成的。当我们把某一个领域的知识加以总结加以综合形成那样一个体系之后，我们的知识就成为有效的知识，可以用来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比较发达的比较注意形式美的部分。理论的最基本部分是那些数目上尽可能少，不能在逻辑上进一步简化的概念和基本假设。任何一个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也是这样的。因此在研究经济学或者在构造经济学体系时要遵循这样一系列的规则。
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各种各样的，这里比较具体的如微观经济学，约束条件下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这事实上是一种体系，从这一体系出发可以构造出许多经济学的命题来。中国现在比较遗憾的是很多经济学家没有任何体系，但什么问题都讨论。西方经济学是比较注重这个的，比如克莱因写过一本《凯恩斯革命》，他用十三个方程式把凯恩斯的理论体系构造出来了。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它的体系和构造跟西方经济学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研究数量关系，现实的许多技术问题，那么西方经济学比较有效。但若想了解社会发展，描述社会关系的变化等，马克思的体系还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本论》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理论框架，形式上就是正题反题，构成一个思想，然后构成思想群，思想群的变动运动又构成一个系列，系列就构成体系。这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用这样的语言在描述他自己的体系的。如果学过《资本论》就知道价值、使用价值、商品，一般商品和资本又构成一个对立等构造出逻辑体系。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说的这样一种理论体系结构是辨证逻辑而不是形式逻辑。如果不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或者辨证逻辑，没必要花这么多时间。形式逻辑跟辨证逻辑两者并没有什么矛盾，
它们是不同的思维结构，在研究不同问题时可以使用的不同方法。
以上我给大家讲了几个重要概念，一个是什么是知识、知识的来源（对普遍性的追求）、关键的概念就是什么是归纳法、归纳法的问题和特点、还有什么是演绎法及其特征。
我们把演绎和归纳两个方面综合来看，就是假设演绎法。这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方法。所谓假设演绎法，就是把演绎与归纳加以结合的一种发现普遍规律的研究方法。方法的基本内容是，从观察或经验材料出发进行归纳，得出作为假设的某个或某些全称肯定判断。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就是个全称肯定判断。它必然也是个综合判断，然后把提出的假说翻译成数学语言，并通过数学的各种变化把包含在其中的各种含义表达出来。
演绎不能够给你的知识增加新的内容，也就是不能增加前提中所没有包含的东西。但是，前提中所包含的东西不一定是看得出来或充分理解的东西。通过演绎可以把包含在前提中的东西用一种简洁、明了的方式把它演绎出来。这样我们看得懂，也知道它的涵义，能够运用它。
在进行假设演绎法中的第二步就是要把假说翻译成数学语言，然后通过数学机械演算得出一系列结论，这些结论再经过检验，如果通过了检验，整个科学研究的过程就算完成了，也就是找到了普遍性。我们把由我们观察到的普遍性所隐含的更多的其他内容演绎出来，而这种演绎出来的结果或者说前提正确与否可以通过实验加以检验。当我们完成这最后一步时，假设演绎法也就完成了。假设演绎法包括四个步骤：提出假说、翻译成数学语言、进行数学推导、对结论进行检验。翻译成数学语言非常重要，进行数学推导也非常重要，但经济学家不是数学家，他的数学能力不一定很强，那么他至少能把假说提出，并把假说翻译成数学语言。但数学推导过程可以分离出来由其他人来做，但其他步骤非常关键，必须自己能够做。
第一步提出假说，它应该是全称肯定判断，这个判断来源于已有的知识和实践，而不是已有知识外的新提出来的东西。这个假设需要能够被翻译成数学模型，演绎、推理不能给前提增加任何东西，但演绎和推理所能得出的结果却能给我们提供无法从前提中直接看出和利用的知识。把语言模型翻译成数学模型，在假设推理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提出假说是灵感，但第二步应该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数学是一种高效可靠的演绎工具，数学的使用大大简化了推理过程，使笨人也可以进行有效思维。但真正的创造在于提出正确和有益的假设。
普通人研究经济学就要特别注重把语言模型翻译成数学模型，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通过一系列数理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总产品价值随时间推演而变化的规律。
他回答了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产品价值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以及这些因素与社会总产品价值的数量关系，并且回答了当决定社会总产品价值的诸因素随时期推演而发生变化之后，社会总产品价值在接续期将发生何种变化。这是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数学模型的文字表述。而他不仅有文字说明，还给了一个表。马克思没有通过数学工具给出了从发端期到第五年的数例。当我们有了数学工具后，有没有试过怎么推演第六年、第七年？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就应该有一种不可抑制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冲动。马克思给出了两大部类的平衡条件。第一部类的Z是不变资本，加上第一部类的新增不变资本。一百多年以来，经济学家就在重复着这个步骤。但这一个的涵义是什么，能不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同样的意思，或者用一种更直观更清晰的更可以演绎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种关系？没有人这么做。
那张表和两大部类平衡条件都是马克思已经给出来的，出于对知识普遍性的追求，如果想把它推广、把它一般化，就要把它转化为数学。由此可以发现马克思的数理都是差分方程，凡是差分方程都可以把它变成微分方程。根据马克思数理中所给出的初始条件，我们可以得出非常简单的公式。这里关键步骤就是演绎，它的第一步又是要把它变成数学模型。进一步也就可以得出比马克思原有的还要清楚的公式。也就是说两大部类的生产要是能均衡发展，不产生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就必须满足这个条件。这个条件是第一部类的储蓄率乘以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除以第一部类的有机构成加1，最后得出结论。据此还可以发现马克思在使用数理时犯了一个小的技术性的错误，但马克思事实上是最早弄出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型的人。他比后来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要复杂的多。哈罗德-多马模型事实上包含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经济增长是否均衡的一种理解。马克思比他们理解的要复杂的多、深入的多。
在上述例子中，我们使用数学方法，就把包含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前提中的许多潜藏的内容给演绎出来了，而且非常清楚，可以直接去应用。
最后一步就是要检验。检验的意义是什么呢？所谓检验，就是检验这种方式是跟西方的哲学观念密切相关。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归纳，但归纳又往往是不完全的归纳。比如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我们没见过所有的乌鸦，怎么知道它就是一般黑呢？只是因为我们见的多了，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过反例，所以我们敢于断言。对于西方经验主义哲学方法来讲，没有正确或者错误之说。没有经历过所有的东西，怎么可以做全称肯定判断呢？这样一种东西是一种盲信。马克思说过理性具有最高的神性。而理性的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一切持有怀疑态度，经过检验之后我才相信，而且，我的检验不是完全的，所以我的相信也不是彻底的。这样人才有一种谦虚的态度，和随时修正错误的准备。在经济学中也是这样，它不会说一种理论是对的还是错的。当然它会说某种理论是好的或坏的，是可接受的或不可接受的。检验的就是是否可以接受。但这种怀疑的态度又不应该导致怀疑主义，人总是有一点冒险，假设不会那样。怎样通过零假设来提供一种方法呢？概率分布有相关说明，3西格码以外发生的概率是很小的。
比如看一个人是否是好人，我们考验了他一百次做的都很好，这样几乎就可以断定他就是一个好人。尽管也存在他在一百零一次时做坏事的可能，但根据目前的经验，我们接受他是好人的假设。零假设就是一个肯定的命题，根据现有的例子，可以接受。它是在3西格码之内。如果认为某人是好人，可在检验他时发现他在偷东西，再检验又再偷东西，他可能是坏人，但也可能是在检验他的那几次正好他神经有问题。但如果检验他一百次，有九十九次都在偷东西，那一般意义上来讲他就是坏人，他就是小偷。检验到五十次在偷东西，他是坏人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十次，可能性就还不大。假设性检验就是起这样一个作用。它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是一种理性主义，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所以大家要把零检验的哲学背景弄清楚。
如果因为样本而造成检验错误，就不会是好的理论，这是计量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涵义。假设检验对于西方经济理论来讲是一个必要的环节。写好了一个经济学的理论，整个叙述已经完成，结论也已经有了，必须还要有假设检验。当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只能说明已经接受了西方经济学所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并不意味着这个理论就是对的。好的论文应该有动态模型，有例子，应该把假设翻译成数学语言，然后进行推导和演绎。然后经过搜集材料来进行回归，算出每个变量之前的参数。这样做的模型或研究结果比开篇就回归要好的多，那种是没有理论的测量。西方经济学中，比如弗雷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有个相当严格的理论推导，根据这个推导，收入是跟人们的永恒收入、持久收入相关，而不是跟人们当前的收入相关，这是他从理论中推导出来的。推导出来之后，再通过例子去检验，检验通过了就是好的理论。计量经济学已经证明，动态的过程不是一个稳定的过程，因此不可以找到很高的相关度。总而言之，必须要有理论模型，别简单的回归了事。
我自己在研究财政稳定时，脑子里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框架，就是我应该在这样一种哲学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研究。第一是问题的提出，1997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通货紧缩的阶段，97年年底通货膨胀就已经非常低了，98年就成负的了。这是一个方面。当经济处于通缩的阶段，也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但另一方面，当年中国各银行的不良债券非常高，各种的统计显示不良债券占GDP的40%甚至更多。一个国家能不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要看这个国家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是多少。如果很高，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财政状况非常糟，如果很糟就不应该继续借钱，否则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高，那样就会还不起钱。之所以能够有赤字财政，就在于老百姓认为把钱借给政府后肯定会还的。但当老百姓看见政府负债越来越高的时候，老百姓就会怀疑政府的还债能力，这个时候若还想向老百姓借钱就需要越高的利息，因为老百姓认为存在很大的风险。而利息率提高会导致经济进一步的衰退。
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债务占GDP的比重非常高，一般而言这个国家是不应该继续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而中国当时官方列入财政预算之中的赤字并不多，如果凭借记入财政之中政府必须偿还的债务和GDP的比重是不高的，以此出发，中国可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如果把银行的不良债券考虑到债务中又非常高，因为银行的不良债券最后得由政府买单的。这样，到底政府应不应该采取扩张性的政策，这就是问题。
说不应该的理由非常明确，就是虽然占政府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还不高，但如果把引进债务、把银行不良债券等考虑进去，相应比例就非常高，因此不能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但财政状况衡量的尺度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把它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就是比对GDP的动态路径到底是多少。如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高，有一天财政就会崩溃，这样就不可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果这个比例虽然增长，但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会稳定下来，而且稳定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数值上面，这样就可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以问题就变成了国债余额占GDP的比的动态路径究竟是怎样的，这有三种可能性。这比例趋于某一区间值，而且可以接受。或者这比例趋于无限大，这样就不能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最后是债务占GDP的比例处于正当状态，因为动态路径可以是稳态的也可以是震荡的。
有了这些不同的情况，就需要把问题翻译成数学语言，并且得出关系式。这个关系式之所以能得出也在于我做了一些假设。最后得出债务余额占GDP的比的动态路径，就是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除以债务余额占GDP的比，再减去经济增长速度。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线形微分方程。求出解后把初始条件代入，债务余额占GDP的比在当时占12%，相当低。财政赤字当时是GDP的2%，经济增长速度当年是7%，由此可以算出初始条件，得出关系式。根据这个方程就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会不断增加，趋于38%，也就是不会超过38%。有人考虑或然债务，也就是银行的不良债券，这个时候政府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可能是50%。这个结果就可能是开始很高，但是给定了每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给定了增长速度，债务余额占GDP的比就会逐渐下降，最后也趋于稳定。这样争论就解决了。当年及现在或然债务占GDP的比到底有多少无所谓，这只是个初始条件，100%也好，200%也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经济增长速度能保持在7%，只要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不超过2%，这个比重也就会越来越低，最后趋于38%。这样债务余额就可以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事实上，还可以算出多少年之后达到38%。我们可以设计各种各样的动态路径来描述和模拟这个过程，通过计算可以知道，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债务余额占GDP的比的速度是逐渐缓慢的。通过这样的计算和模拟，
我们就可以知道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因此，较高的或然债务只是微分方程的初始条件，对财政的稳定并无根本影响。第二点就是财政稳定与否的关键在于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到底能保持在什么水平。结论就是中国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不必过于担心或然债务。这在97、98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以上事例说明，掌握了一定的方法，对研究经济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研究经济问题，要会正确提出问题，并且把问题变化成为数学语言，然后进行纯粹的数学推导，由此就可以得出非常明确的正确结论。所谓的经济学家就应该在政府提出各种问题之后，把这些问题纳入一定的框架之中，翻译成数学语言，然后会解，并得出非常明确的和正确的结论。
经济学一定意义上是逻辑学，要想搞好经济研究，必须有非常强的了逻辑分析能力。凡逻辑不清的经济理论，都是不完善的经济理论。好的经济学家一定是逻辑思维严密的经济学家。遵守逻辑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理论错误，这是几千年的历史证明的。
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就是发现前人的逻辑错误的过程。常见的逻辑错误有假解释、同义反复，违背同一律的循环论证等等。
二十多年前的经济学有很多假解释。在现代经济中，一个资本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这个资本在未来能够产生收益。然后把资本折现，就可以找出资本的现值。知道资本量的前提是知道利息率，利息率就是产出对资本的倒数。话又说出来，如果不知道资本量是多少，又怎么提出利息率呢？也就陷入循环论证。萨缪尔逊和罗宾逊夫人为此争论了二十多年，如果罗宾逊夫人是对的而萨缪尔逊是错的，平滑的生产函数则是画不出来的，在罗宾逊夫人那里，生产函数是锯齿型的。
咱们是使用汉语的，汉语有它极大的优势，也有极大的弱势。比如它没有明确的语法，很多句子没有主语谓语。这种汉语的模糊性造成了我们经济学的落后，因为这种语言使我们没有逻辑的思维，掩盖了思维的问题。英语的语法结构在应用方面必须合乎逻辑思维。因此语言是非常重要的，小段落大段落必须要非常分明，而不是一篇糊涂账，那样绝对搞不好经济研究工作。还有就是怎么组织你的思维的问题，我们应该学会一种安排思想框架和体系。我们所学过的现有的经济理论事实上就是提供了一种框架。比如分析汇率问题，最现成的框架就是弗来明模型，在这种模型的框架中进行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这个框架是不够的，这个框架是有缺陷的，这就需要我们去修补，如果修补不成，我们就得推翻这一框架，另设一个框架，那样就成了一个有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当然一般情况下，是要在现有的框架下能走多少步就走多少步，不要急于去创新。经济学一个比较有利的方面就是有许多成熟的理论。让我们尽可能在这种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和组织我们的思想。
比如我们讨论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流动性过剩一般是由于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而同时我们又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和资本相互顺差，那么为了维护人民币的稳定，央行必须买入美元，释放人民币，于是增加了流动性。为了解决流动性，我们就要进行对冲，也就是出售央行的票据，提高准备金率。可是经过这么多年，中国各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已经降到了2%左右，已经不很高了，有些商业银行已经感觉到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也就是说从这些商业银行的角度来讲，流动性似乎并不特别大。而中央银行对流动性对冲的力度还很大，可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房价在不断的上涨，股票的价格在不断的上涨，这显然是流动性过剩。这流动性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个理论框架来帮忙分析。理论框架会说明原来所说的流动性过剩也就是国际收支不平衡，为了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央行对冲产生过剩的东西，这是从货币供给方面产生的流动性过剩，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对冲就要提高准备金率。可是，流动性过剩可以理解为货币供给减去货币需求，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
但这一块的大小可能来源于两个方面：货币供给多了或者货币需求少了。但为什么不能换一个角度想想货币需求有什么变化呢？原来人们不再想持有这么多货币，没有什么可买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可投资的地方。是以货币增发了我们就持有它，变成银行储蓄存款。所以过去的经济学家把它叫做“笼中的老虎”。“笼中的老虎”一呆二十年也不出来，现在有了发达的资本市场，有了各种各样的投资机会，而由于通货膨胀，我们的实际利息已经是负的了。作为资产的持有方式，储蓄存款不是一种好的方式，于是人们开始把储蓄存款提出来买股票，这事实上是我们对货币的需求减少。那么要解决流动性过剩，就不能仅仅从货币供给方面来谈，也就是仅仅通过准备金率来解决问题。尽管中央银行可能百分之百对冲了，但它依然可能有流动性过剩。那么要解决这个货币需求减少的问题，现成的办法就是提高利息率，使利息率由负变正。这样人们对持有的意愿就会提高，也就可能可以压缩由货币减少造成的流动性货币过剩。
这又出现了一个明确的政策选择，也就是应该不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马上又会认识到一些问题，提高利息率，赛得过股市的增值么？提高利息率之后，外资肯定要进来，而中美之间的逆差已经很小了，而且买房的人会因为利息率的提高而破产，破产就会使银行不良债券增加，这样中国经济又会出现很多问题。于是这个问题就展开了。这就是有个理论框架会帮你思维，而且这种思维是对称的，这就是我们学习理论的作用。大街上买菜的人可以谈论国家大事，可以谈论经济，但他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没有这样的思维，所以得不出这样明确的政策结论出来。而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有了这样的训练之后能够给决策部门提出非常明确的政策建议来。我们现在就非常缺乏这样的人。
余永定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经济学界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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