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重阳 2023-09-07 17:41 发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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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黄益平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是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了，金融模式也要跟着转变才行。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应该说在开始的时候整个金融体系是中国人民银行一家机构，当时这家机构在全国金融体系当中的比重占到93%，后来才慢慢地改革发展。所以，我们过去40多年金融体系的变化实际上是改革和重建或者改革和发展是结合在一起的。

1. 似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在减弱。现在有很多各种测算，关于资本回报，平均来看大概从本世纪头十年的10%左右回到第二个十年5%左右，说明资本回报确实在下降。

总要素生产率在全球危机以后一直处于向下的趋势，尤其在总要素生产率行业之间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这十几年间，劳动力在行业之间的配置效率是在提升的，也就是说劳动力确实是在流向效率比较高的领域，但资金配置效率其实是在下降的。反过来说，如果看今天要素市场在推动效率提升方面，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是在有效地配置资源，但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疑问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金融确实需要做很大的改变。

2. 我们的风险在上升。前面我们20-30年没有发生过系统性的金融危机，也是非常不错的结果。但事实上，过去维持系统性金融稳定主要是靠持续的高增长和政府兜底。2015年以来到现在，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一些风险事件。为什么过去没有问题，现在变成大问题？如果借用国际清算银行学者提出来一个概念叫“金融风险性三角”，说我们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后，面对新的格局是：一、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二、杠杆率在上升；三、政府政策空间已经明确收缩。把这三点放到中国应该说还是比较适用的。这三点从哪一点来看，都会觉得风险确实是会上的。

增长下降了，风险有上升很正常，政策空间收缩了，政府不可能对所有的问题都去兜底。前面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模式要转变，金融的模式也要转变。具体的问题是：一、怎么样进一步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也就是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率；二、怎么样把风险控制住，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前面讲的，监管可能比较弱，实际很长时期内，我们没有依靠监管来管住风险，是靠增长和政府兜底把奉献给摁住了。这一套将来怎么样继续往前走，就面临比较大的问题。

对于最近的金融监管改革，今年年初，我们确实有个非常具体的举措，我就不展开来说了，监管框架实际也是经过了很多步骤的演变。今年两会宣布的具体工作是在原来“银保监会”基础上成立“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还有一系列其他的措施。确实有很多讨论，对我们来说，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做这样的监管框架调整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直观来说当然是因为我们风险变得越来越多，有一点关不住的倾向，所以，我们要在监管上做更大的力度把风险管住。同时，在金融领域还有其他的一些政策措施，比如金融领域的反腐、降薪，这尤其对很多学生来说提出很大的问题，过去大家都愿意学金融，将来还要不要学金融。对我来说当然不是问题，因为我没有选择了，问题是金融在将来我们的经济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应该怎么样演变？

我们今天讲百年变局，如果观察金融领域长周期的发展会发现，它一直是有“钟摆效应”的。举例，每当危机发生以后，整个政策都是收紧的，薪酬是下降的，利润率是减少的。总体来说，对金融行业就是环境越来越紧。但钟摆效应的意思是，紧到一定程度效率就没法发挥了，整个活动就给干得太死了，然后就开始慢慢放开了。从国际金融行业的发展可以看到，大萧条以后是在收紧，一直收紧到大概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走上金融自由化道路，到1998年花旗集团成立，那就是进入了新的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顶峰。然后过了十年就碰到了新的金融危机，国际来说就处于收紧当中。我们收的晚一点，因为受全球危机影响没有那么大，但现在可能是相对趋紧的政策过程。当然，这个趋紧本身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因为我们确实在过去金融体系发展，一方面金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确实现在也面对问题。刚才我说两点面对很大的问题，一是金融部门似乎在配置金融资源效率方面是有一定问题的。所以，我们需要做很大的改变；二是确实在很多方面出现了一些风险，要守住风险，增强对实体经济增强的力度，这是非常关键的。

改进监管，管住风险。——在我看来，在百年变局下经济走向新的发展方向，金融改革所需要做的主要工作。具体而言，我讨论三个方面：

第一，监管方面来看，最重要需要做的是什么？

第二，做什么样的创新？

第三，做什么样的市场化改革？

第一，监管方面，从大的格局来看，我们确实有很大的问题，比如分业监管当中，过去确实存在很多监管空白，在交叉业务、新兴业务方面实际没有监管，后来引发了很多的金融风险。这些需要想办法去弥补，弥补的办法当然除了机构监管，也要功能监管、审慎监管并举。

我们在执行监管政策时，往往会有一些其他的政策目标和监管混在一起。客观来说，金融监管是有它自身非常明确的政策目标。监管是干什么的？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维持市场秩序的。具体讲，可以考虑公平竞争的问题，消费者利益的问题，金融稳定的问题，国家安全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来维持。但在我们具体工作过程当中，经常会有一些具体政策的调整，有的时候是为了支持这个行业的发展，有的时候是为了稳定宏观经济。监管部门把太多的精力放在股票的价格优没有涨起来，不太喜欢它下去了，涨的时候也不喜欢它涨得太快。这可能应该不是监管部门最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希望这个市场价格最终能起来，什么情况下，股市能起来？第一，市场机制是有效的，透明的，公平的；第二，你需要的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健的宏观经济，企业在赚钱，当然将来股市是能涨的。如果我们把很多精力都放在市场本身，希望大家都把它给推起来，推起来之后怎么办？所以，从监管方向来说，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

同时，在其他金融领域也有很多监管规则是有的，但没有特别好地落地。在我们一部分中小银行当中是比较普遍的，前几年出事情，一些银行出了问题说是大股东乱来和董事长乱来。但大股东乱来和董事长乱来，在我们监管框架里是明文禁止的。明文禁止的事情为什么都在发生？我们确实需要去想，即便有规则，如果没落地，监管也是不会起作用的。所以，从监管的改革来说，如果要我提个建议，最重要的还是把他收窄工作范围，目标定清楚。其实有三点：监管的目标是什么？应该是公平竞争，消费者利益、金融稳定和国家安全，不要去管价格的高低，宏观经济的稳定或金融的发展问题。任何新的功能、目标加进去都会最后使得我们政策的效果打折扣。有了清晰的政策木要，我们就应该给监管部门适当的权限，让他们努力去做这个工作。最后我们有个监管的问责机制，如果一家机构出了问题我们可以去查处，如果一批机构出了问题，首先应该看规则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从监管方面来看要清晰我们到底要干什么，然后来做监管的事情，不要把其他的责任都揽在身上。

第二，现在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发展，可能也需要金融创新，经济要创新金融业要创新。金融创新很多，比如资本市场，我们一般都说国际市场上，金融体系分为金融市场导向和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一般资本市场对支持经济创新，科技创新是有一定优势的。但现在我们金融体系确实是银行主导。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举双手赞成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在金融体系当中的比重。同时，我们可能在将来很长时期内，银行仍然会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是最重要的金融部门。银行的业务模式能不能进一步改革、改变，更好地支持金融创新，这是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我个人自己的工作在过去几年一直做数字金融。其中有个发现，用大数据支持信用风险评估可以做出非常好的结果。当然，它是对特定的机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并不是说对大企业都管用。

同样一套方法，我们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到资本市场融资，是不是就有可能可以帮助我们降低信息不对称的门槛，比如现在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准备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我听到以后其实有一点担心。金融学，我们经常说的一点，到资本市场融资，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门槛是高于到银行融资的门槛。如果这些专精特新企业到银行都融不到资，他们怎么能到资本市场上融资？刚才的说法，如果用大数据可以帮助一部分中小企业到银行可以融资，其实是用大数据分析解决你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许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支持资本市场上的投资分析。我们需要做很多这样的创新。

第三，我们还是要更多地相信市场。我们现在觉得金融体系出了问题，所以要加强监管，要防范风险，但是监管和管制不是一回事。监管是风险给管住，把行为给规范。但最重要看到我们金融体系如果有效率，甚至在过去几十年发挥了作用，主要还是市场化改革发挥了作用。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是两条核心，一是产业产权中性的问题，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能不能得到更加公平的对待。民营企业融资这件事情，我们一直说，这些年也有一点进步，但现在和过去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是，过去我们讲民营企业融资是个普惠金融的问题，但今天我们说民营企业融资可能更多的是发展增长的问题，原因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要创新驱动的阶段。而中国的创新70%以上是由民营企业贡献的。也就是说，过去如果民营企业融资做得不好，感觉金融服务不是很公平。但今天如果金融服务对民营企业还是做得不好，创新很困难，创新增长也会很困难。

最后，简单做个总结，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金融体系也要与时俱进。往前走的核心要求是，一手要提高金融的效率，另一手要管住金融风险。在这两手同时开展时，意味着我们的监管肯定要加强。在加强监管时，我们一定要把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市场机制三个不同的功能明确区分开来。我们去调控这个宏观经济并不是说我们要用一些行政性的手段来直接指导经济活动，加强监管也不是要求我们直接对金融市场资产价格和资金配置提出直接的要求。宏观调控、金融监管根本的目的还是让市场更有效，更稳健地运行，从而更好地支持我们经济高质量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