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阳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 2023-09-20 17:59

都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人口是文明的载体。在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人口因素与文明的演进互为因果，相互促进。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的中华文明，人口因素同样居于重要地位，尤其需要通过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支撑和推进文明现代化的进程。

一、中华文明的延续伴随着人口发展

中华文明绵延不绝，成为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文明的连续性与人口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工业革命以前的马尔萨斯经济时代，人口规模涨落与文明兴衰有着互为因果的关联。中华文明在其漫长的发展进程中，一直高度重视人口发展的问题，在发展的早期就注重人口统计，大量的历史文献包含人口发展的各种丰富信息。从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比较看，这一特征也尤为明显，中华民族更加重视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较之其他文明，有更全面的历史人口信息，较早开始人口调查并记录人口发展结果，这些做法都是很好的例证。

有史以来，中国的人口规模一直处于世界前列。中国最早的、准确的全国性人口统计始于西汉时期，公元2年全国人口为5959万人。以此为起点计算，一直到1900年，中国人口规模占世界人口规模的比重保持在20%—30%23。图1显示了中国和西欧在历史上的人口规模变化，可以看到，以人口数量计，中华文明的规模一直在欧亚大陆居于前列，16世纪时的人口已经超过1亿人。

图1 中国与西欧的历史人口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欧亚大陆上各个文明的发展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在现代经济统计体系出现以前，很难精确度量经济规模，也难以反映各个文明在经济上的相对贡献。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规模本身就是反映经济规模和经济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当一个文明的人口达到较大规模，不仅说明该文明具有供养大规模人口的食物供给能力，也反映了更强的经济生产能力和经济管理能力。一般而言，人口规模越大，经济体系中各种生产关系也越复杂，对经济资源的组织和配置能力的要求也越高。此外，人口规模越大对应的社会关系也越复杂，对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备性和治理能力的要求也越高。因此，中国一直以来拥有的巨大人口规模本身就已经表明，中华文明在工业革命以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处于世界文明前列。

人类历史上人口因素在知识生产和创新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历史数千年的经验佐证了更快速的技术进步与更大的人口规模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24。知识和技术的扩散可以促进全社会各个生产要素发挥更大的作用，有明显的正外部性，是推动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原生动力。在工业革命以前，人口规模甚至是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最重要的决定力量。有学者认为，中国一直保持巨大的人口规模是创新发明的数量和种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位居世界前沿的关键因素25。正是得益于巨大的人口规模，中国在16世纪以前的数千年时间里，一直居于世界创新的前沿和中心。铸铁、深钻技术、马具、火药、罗盘、纸张、活字印刷、船尾舵等技术的发明不仅大大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进步，这些技术的传播也成为推动世界文明和进步的重要力量26。

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推进文明现代化的关键

推进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也是中华文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建设现代化的中华文明离不开经济的更高质量发展，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关键。从经济发展动力看，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依靠生产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快速的人口转变，使得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下降。中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达峰后，至2022年累计减少了4642万人，对劳动供给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在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持续扩大的情况下，资本投入的回报必然受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好地发挥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是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重要使命。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劳动供给的质量，实现高技能劳动力与蕴含创新的资本要素的互补，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现代化。

人口高质量发展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追求共同富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存在的价值取向，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华文明达到新高度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既往的实践表明，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总体收入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缩小个体间的收入差距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大量研究结果表明，个体人力资本差异是引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而通过改善营养和健康状况、提升教育水平、扩展工作技能等手段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既是人文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

人口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统一的重要途径。文明的现代化既包括物质的丰富，也包括精神文明的高度发达。精神富有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和文明水平达到新高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传承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将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在更高层次上推动中华文明现代化的进程。

三、在全生命周期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建设现代化的中华文明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人口高质量发展贯穿其中。在新的发展阶段，需要结合文明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和中国人口发展的具体特点制定相应的发展方略。从人口的队列效应（Cohort Effect）看，人的发展经历各个生命周期，其发展过程在各阶段产生了不同的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即使是静态地观察人口发展问题，由于存在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人口队列，也需要以系统观念制定总体的人口高质量发展规划。当前，从全生命周期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1.尽可能提升生育率

中华文明的现代化离不开人口规模的适度增长。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技术进步的速率内生于人口规模，无论是基于内生增长模型还是半内生增长（Semi-Endogenous Growth）模型，人口负增长都将使得技术进步和人均收入收敛至稳态水平，出现增长停滞27。换言之，人口规模的适度增长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可或缺的正外部性。

从世界范围看，人口转变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国的人口转变更有其自身的特点，突出体现为人口转变的结果大大超前于经济发展自发达到的人口结果。例如，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和人口红利消失、未富先老和人口快速老龄化、总人口达峰及随之而来的人口负增长等都体现了上述特征。中国人口转变较之世界平均水平更快，且产生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口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生育率的过快下降。根据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至1.29。根据《联合国人口展望2022》数据，中等收入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为2.16，中国以外的中上收入国家平均为1.90，高收入国家平均为1.56。可见，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中国人口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提升生育水平是今后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

要把提升生育率作为人口均衡发展的核心，抓住制约生育率提升的主要因素，实施针对性的政策，努力提振生育率水平，以下两方面的政策有着突出重要的作用。一是要解决生育行为与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冲突，有效提升生育意愿。综合使用生育补贴、所得税抵扣等手段，在提升育龄女性劳动力市场竞争力的同时，鼓励其生育行为。二是加大0—3岁婴幼儿照料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增加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降低生育、养育的成本，提升生育率。通过有效提升生育率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在保持人口规模适度增长的同时，优化人口结构，为建设现代化的中华文明创造良好的条件。

2.加强全生命周期的人力资本积累

不断提升全民的人力资本水平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推进中华文明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国民教育体系当然是人力资本积累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随着人口形势的变化，人力资本积累不再仅仅与特定生命周期相关，而是应该在全生命周期予以关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体系建设的形式、内容和难度都在不断变化，人口高质量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正如Heckman曲线所揭示的，0—3岁的人力资本开发对于终身的人力资本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人力资本公共投资的回报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28。因此，加大对0—3岁年龄段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不仅有助于提升生育意愿，也能对提高全民素质产生更有效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人力资本投资在生命周期后期阶段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提升老年人口健康水平，不仅是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健康余命的延长，可以增加老年人口的劳动供给，有利于扩大劳动力市场规模，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应对人口老龄化经济资源不足的压力。

3.统筹协调各阶段的政策体系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相关的各个方面政策逐步形成。但由于政策体系的设计总是针对特定阶段、由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组织实施，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人口发展政策难免存在衔接不畅、统筹不足的情况。当前，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并不在于扩大增量资源投入，而在于加强各个阶段政策体系的衔接，提高现有资源投入的产出效率。

人口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的统筹协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做好婴幼儿照护体系与国民教育体系的统筹与协调。从人力资本积累的生命周期看，婴幼儿照护体系本身可以成为人力资本积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系统观念统筹协调二者的关系，可以使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更有效率，获得更好的回报。二是要做好教育体系与积极就业政策体系的协调。加强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结，更好地利用劳动力市场信号配置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目前存在的结构性失业的重要手段，这需要不同部门在政策设计和执行过程中加强统筹。三是处理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扩大就业的关系。既要不断提高就业的质量，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从而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更充实的经济资源，也需要建立更具弹性的养老金申领体系，使老年人力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来源：《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