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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规划——坚持长期主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姜佳莹、胡鞍钢    发布:2023-10-26    阅读:29225次   


姜佳莹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2023-10-20 16:34 

摘要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长期执政的世界大党,以“以全体人民为中心”为执政理念,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长期目标,以实施五年规划为重要手段;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特征是,在不同时期对国家现代化发展作长远战略目标及实施五年规划;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长期主义,五年规划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这一长期战略目标的重要治理手段。中国通过制定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目标,以五年规划制度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长远目标的实现,从奠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实现全面小康。中国正在加快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而五年规划制度也在这一进程中不断自我发展和完善。

Abstract



文丨姜佳莹 胡鞍钢

姜佳莹: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兼职学者
胡鞍钢: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网络首发日期 | 2023-10-12
引用格式丨姜佳莹,胡鞍钢.五年规划:坚持长期主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J/OL].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5[2023-10-16].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4558.g.20231010.1027.002.html.


一、中国式现代化成功之道:五年规划

1949 年3 月,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讲道,“夺取全国胜,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仍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1] 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新的万里长征,并以长期主义的理念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先后提出用50 年(如到20世纪末)、100 年(如到205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新中国发展历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如同万里长征,先是用了70年的时间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惠及14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之后还要再用30年的时间,即用整整共100年的时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典型的“长期主义”。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以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为例,中国制定并实施了十三个五年计划或规划,才成功地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式现代化长远战略,时间跨度之长、实施力度之大、连续性之强、成效之显著,世所罕见。中国制定并有效实施中长期发展规划成为推进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式,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 。中国通过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擘画未来5 年与10 年,甚至更长远的现代化蓝图。中国式现代化无论是“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还是每一个五年规划(计划)及其他所有专项中长期规划,都是着眼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长期战略目标,一步步制定现代化的目标,而且所有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都有明确的长远目标[3] ,并且都如期基本或超额实现目标。中国尽管是学习借鉴苏联采用“五年计划”及计划体制,但是在中国现代化的长期实践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五年规划,可视为重大的制度创新,并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历经不断探索、创新、演变、发展和完善,逐渐定位,日益定型。中国“五年规划的编制,主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4] 。

当前,中国正在实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已有的十四个五年规划(计划),都是对不同时期特定发展阶段的宏观战略性问题进行长期性、连续性、创新性的科学规划(详见表1)。中国五年规划(计划)能够主动适应国家各个时期的现代化发展需求,对发展战略、主要目标、量化指标、重大任务、重要政策、主要举措等,不断适时调整、丰富、完善,更具有适应性与可操作性。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国家不同时期实施的五年规划,其主题却是一以贯之的。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总结的,“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走过过弯路,也遭遇过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在战略上不断成熟、在实践上不断丰富,加速了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为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制度基础。”[5] 由此可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机制根本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党轮流执政以及“翻烧饼机制”。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党,以全体人民为中心作为执政理念,以“长期主义”作为执政路线,对国家现代化发展作出长远战略构想和总体规划,制定长远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目标的时间跨度分为短期——5 年、中期——10 年、长期——15年及以上、远期——50 年、长远——100 年。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是典型的长期主义路线和执政理念。正如《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所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6] 。这是中国共产党创新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依据,由此,认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向,确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制定国家五年规划,一个规划接着一个规划实施、推进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迈进,经过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不断努力,进而不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与长远目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及政府通过制定五年规划把长远目标与阶段性任务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从量变到部分质变(指阶段性)、再量变再到质变循环往复的历史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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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分析和总结建国以来十三个国家五年计划、规划的实践过程与历史经验,明确提炼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主义理念、实践特征及宝贵经验,具体反映在制定、实施、评估国家五年规划之中,这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同时期战略目标的主要路径和宝贵经验。

本文认为,五年规划是以践行长期主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路径,阐释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基础时期,从“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在改革开放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从“六五”计划到“十二五”规划的进展与成功经验;“十三五”规划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全面建成惠及14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展望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远景,进一步分析总结五年规划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长期主义目标的最佳路径。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长期主义,为此,“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7]




二、奠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一五”计划——“五五”计划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是同向而行的[8]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及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都提出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张和目标要求,通过领导编制五年规划(计划),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分解为阶段性目标,并且通过五年规划(计划)的实施使阶段性目标不断迈上新台阶。1953 年,中国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至1978 年改革开放之前,一共制定和实施了五个五年计划。

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和任务。1945 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提出,“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9] 1949 年3 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0] 的目标。1954 年9 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1] 同年9 月,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穷,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2] 并首次提出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1955 年,毛泽东指出,“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13] 在强烈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愿望的背景下,新中国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制定并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五”计划(1953—1957 年),历史4 年半。由于五年计划是一个新事物,缺乏编制经验,编制过程中几易其稿,但自始至终贯穿其中的基本思路是“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957 年底,中国“一五”计划超额完成,工业生产取得的巨大成就远远超过中国过去100 年来所达到的水平。这期间,我国第一批国产汽车出厂、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建成投产、第一架国产飞机试飞、第一座原子反应堆投入运转;武汉长江大桥建成,连接了长江南北的交通;青藏、康藏、新藏公路也建成通车,沟通了西藏和内地的联系。由此,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一五”时期的GDP 年均增速达到9.2% ,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3.8% ,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了19.8% [15] ,均创下了同期世界的最高记录。此外,中国各级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上和规模上都超过历史上任何时代[14] 。

中国“一五”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二五”计划(1958—1962 年)编制时,受此影响,党和政府认为,社会主义中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工作报告指出,“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战斗号召。”“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16] 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迫切要求摆脱落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烈意愿,但也使计划指标脱离实际的状况。“二五”计划的战略重点依然是工业化,“三五”计划(1966—1970 年)的基本思路是“备战备荒为人民”[17] 。期间,中国由于开始“文化大革命”,这些五年计划既没有能够规范制定,也没有能够真正执行。“四五”计划(1971—1975 年)的经济建设目标是“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中国“二五”计划至“四五”计划由于目标设置脱离实际,超越发展阶段,同时受“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特大冲击影响,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挫折,但国家仍集中力量办成了一些意义非凡的大事。“二五”计划时期,中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电子、原子能、航天等新兴工业部门得到发展;石油工业取得突破成就,国内需要的石油在1965 年已全部自给;交通运输业长足发展,除西藏自治区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拥有了铁路;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事业成就相当可观,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霍乱、麻风病等疾病或被灭绝、或得到有效防治。“三五”计划时期,中国大庆油田、“两弹一星”取得重大成功;相继建设完成了南京长江大桥、成昆铁路、湘黔铁路、湘渝铁路等,以及丹江口、葛洲坝、乌江等大中型水电站;同时,在战备思想的指导下,“三线建设”建设了一大批内陆工业基地,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中国工业布局主要在东部沿海分布不平衡的状况。“四五”计划时期,联合国决议恢复新中国合法席位;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开始正常化;中国第一颗实用氢弹试验成功;中国高产量籼型杂交水稻培育成功;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完成试航;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百万千瓦级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完全建成投产;中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成功;国务院批准当时国家计委《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①,确定从国外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和单机;中国第一次把人口控制指标纳入国家计划;首次召开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并开始制定农村普及教育战略目标。这一时期,中国还建成了一大批骨干企业、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逐步健全了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五五”计划(1976—1980 年)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1979 年,党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18]107 八字方针,推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朝着协调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初步推行进入大发展阶段;另一方面,探索引进外资的政策措施和方法,决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此外,教育科技战线的面貌发生显著变化,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式恢复高考。

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五年计划是由中央制定的指令性经济计划,计划内容以经济指标为主,计划指标通过层层分解下达到地方和企业。五年计划这一重大政策的决策机制也经历了内部集体决策机制(“一五”计划至“二五”计划前期),领导者个人意志决定(“二五”计划后期至“四五”计划),重建内部集体决策机制(“五五”计划)。这个时期,“五年计划”的编制和实施过程也多次因政治运动干扰而中断,除“一五”计划外,其他四个五年计划并未正式公布和评估,其中“三五”计划、“四五”计划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影响,造成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失调,经济效益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等②[17] 。

中国“一五”计划到“五五”计划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都在探索和起步阶段。五年计划在实施过程中经历过一些严重挫折,走过一些弯路,但在当时中国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下,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叶剑英同志曾指出,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8]185。当时中国,仅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3 200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18]186。30年来,我国工业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11.2% [18]186。30年来,中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创立了可以依靠的前进阵地[18]186。

毛泽东等领导人也在独立思考和积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自觉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应该不仅适合中国国情,还应该具有中国特色,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尽管期间发生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失误,但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和经济基础。




三、走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六五”计划—“十二五”规划

(一)中国独特的现代化转型之路

计划作为有效的发展手段,不但为苏联和新中国所重视和使用,也被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制度工具。20 世纪上半叶,西方的法国、德国实行有计划调控的市场经济,北欧采用计划市场模式,如瑞典设有专门的计划委员会;东亚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也都曾将发展计划作为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有效工具。非洲的新独立国家都将计划看成推动本国工业化的救世主,如加纳、赞比亚、津巴布韦、肯尼亚、尼日利亚等国家都实行了发展计划。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计划体制并没有长期有效,在短期推动经济增长之后,计划也“失灵”了,采用计划的国家和地区再次陷入危机。20 世纪70 年代末,西方经济进入“滞胀”期,西欧等市场化国家先后放弃了“国家计划”;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计划也大都无果而终;亚洲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也因为国家计划对产业发展的扭曲性干预,而备受诟病;20世纪90 年代,以苏联解体为标志,所谓计划经济体制浪潮彻底退却,世界范围特别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彻底转向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此世界潮流中,中国并没有像当时的苏联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放弃计划手段,激进主义式跨入自由市场经济,而是主动对计划体制进行渐进主义式改革调适,主动而有步骤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有步骤地引入国际市场竞争机制,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随着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进行不断地适应性转型,走了一条从国家五年计划到国家五年规划转型的独特道路。其主要表现为:从经济计划为主转向全面的发展规划,从经济指标为主转向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指标为主;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从市场排斥型转向市场友好型[19] ;从国内高度保护型转向国内公平竞争型;从对外开放到全面开放等务实主义、渐进主义过程。中国这些举措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五年计划,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五年规划,成为中国实现不同时期现代化任务与长期战略目标的重要制度和政策工具。从改革开放之后的1981年到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制定并实施了从“六五”计划到“十二五”规划的7个五年计划(规划),始终围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条主线制定阶段性发展目标。

从总体上看,中国“六五”计划(1981—1985 年)到“十二五”规划(2011—2015 年)实施的35年,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主动调整生产关系,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了从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到总体实现小康水平的发展成就,提前五年(1995 年)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到20 世纪末,比1980 年“翻两番”的经济建设目标[20]28,推进了从传统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不断转型[21] 。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六五”计划至“九五”计划期间,1980 年,党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1982 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也成为今后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二大”正式确立了中国现代化分“两步走”战略,到2000 年实现“小康”的奋斗目标,其时间跨度长达20 年。1987 年,党的“十三大”正式确立了中国现代化分“三步走”战略,其时间跨度长达70 年。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特别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台阶论”,即“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22] 。实践表明,中国正是通过五年计划或规划,经济发展上了一个又一个台阶。1992 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此思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六五”计划(1981—1985 年)到“九五”计划(1996—2000 年),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为指导理念,以追求经济增长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核心目标,强调以改革和开放为动力。

中国“六五”计划是改革开放之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六五”计划开始,中国五年计划由“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转变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明确将社会发展纳入中长期发展战略中。“七五”计划(1986—1990 年)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继续改善人民生活。中国实际发展结果超过了预期,到1987 年,提前三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 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这是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1990 年12 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23] ,将20 世纪最后10 年的“发展战略”定为,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左右,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生活资料更加丰裕,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社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中国“八五”时期(1991—1995 年)经济年均增速高达12.3%,相当于规划目标的两倍。

“九五”计划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个中长期计划,是一个跨世纪的发展规划。“九五”计划考虑到未来15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制定了未来15 年(到2010 年)发展规划,前瞻性地部署了21 世纪的第一个10 年。“九五”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 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4] 。1997 年,中国提前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两步走”战略目标。到2000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评价,“九五”计划胜利完成,不仅“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基本完成”[25]3。


(三)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十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期间,人类进入新世纪,中国开始了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基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并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主题,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明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 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25]15。当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发改委”)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左右”;到2020 年,人均GDP 达到3 000 美元以;到2020 年,城镇化达到50%;到2020 年,农业就业人员比重从2000 年的50%降至30%左右[26] 。

2003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 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 年比2000年翻两番[27] 。为此,国家发改委提出了三个量化指标:一是到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 000 美元;二是第一产业在就业结构中的比重降低到30%左右;三是城镇化率接近60% [28] 。

中国以此阶段的战略目标为指向,“十五”计划(2001—2005 年) 到“十二五”规划(2011—2015)在把发展作为主题的同时,明确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强调“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十五”计划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强调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城镇化战略。“十一五”时期(2006—2010 年),我国更加强调“全面发展”,将“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明确提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提出人才强国战略、东北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十二五”规划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提出扩大内需战略,以及倡导绿色发展,要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随着发展理念的演进,中国“五年规划”实现了再次转型,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演变为擘画国家整体发展的全面综合发展规划,且规划已经成为治理各种问题的核心机制[29] 。尤其是“九五”计划以来,规划制定过程日趋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一方面,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力量参与到规划的制定过程,极大地提高了规划制定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公众有更多渠道参与规划编制的各个阶段,包括网上征求意见等,五年规划的编制过程是一个集思广益的民主过程。从“十五”计划开始,中国建立了计划(规划)中期评估制度;“十一五”规划在中期评估中引入了第三方独立评估,规划指标分为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并将三项约束性指标纳入地方干部考核内容(分别是保护耕地、节能减排和减少污染);“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扩大了约束性指标的范围,这也进一步保证了国家战略目标能够顺利实现。

中国五年规划制度本身经历了一个不断转型的长期过程,“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每一个五年计划是一小步量变,累积下来就变成了质变。”[19]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规划

中国“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时期,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之后,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做出重大部署。2015年10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并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就为制定“十三五”规划,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十三五”规划时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党中央明确要求,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积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五大发展”新理念,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断开拓中国发展新境界。

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中国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统领,以新的“两步走”战略目标为指向,制定了新时代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即“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规划,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如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对“十三五”规划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实施的评估显示,从经济发展指标看,到202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 年翻一番,实际分别增长93.7% 和133.4%、173.1% [20]28,61,180;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到达63.89%,户籍城镇化率45.4%,高于预期指标的60%和45%;服务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54.5%,低于预期指标的56%。从创新驱动发展指标看,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4%,低于预期指标的2.5%;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5.8 件,高于预期指标的12 件,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了60% 的预期指标;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到达96.1%,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达到108%,均超过预期指标。从民生福祉指标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为5.6%,低于预期指标的大于6.5%;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预期指标的10.8 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到6 564 万人,超过大于5 000 万人的预期指标①。

中国经济实力大幅度跃升,从国际比较看,按购买力评价2017 年国际元计算,中国GDP 从2015 年17.4 万亿国际元到2020 年达到23.0万亿国际元,于2016 年超过欧盟,于2017 年超过美国,占世界比重从2015 年的15.2%上升至2020 年的18.2%①,进入世界经济舞台中心。中国人均GDP 不断上台阶,按购买力评价2017 年国际元计算,中国人均GDP 从2015 年12 612 国际元到2020 年达到16 297 国际元,年均增速为5.3%,超过了世界人均GDP16204 国际元于,处在世界中高收入水平上。中国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台阶,按购买力评价2017 年国际元计算,中国劳动生产率从2015年23 379 国际元到2020 年达到32 231 国际元,年均增速为6.6%②。“十三五”规划期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世界制造业最大地位更加巩固。按美元现价计算,2015 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从26.0%上升至2020 年的28.3%④。

二是中国基本实现数字化。我国数字经济高速增长。数字经济规模从2015 年的18.6 万亿元上升至2020年的39.2 亿元,占GDP 比重从27.5% 上升至38.6%。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三新”)正在成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支柱。全国“三新”经济增加值相当于GDP 的比重从2015年14.8%上升至2020 年17.08%⑤。

三是中国基本实现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到2020 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从2015年的12.10万公里到2020 年14.63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为3.79 万公里,占铁路客运量的70.7%愚。全国民用汽车拥有量从2015 年的1.63 亿辆上升至2020年的2.73 亿辆⑥。

四是中国基本实现城镇化目标。到2020年,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2015年的57.33%提高至2020年的63.89%,城镇总人口规模从2015年的79 302万人,上升至2020年的90 220万人⑥。中国城镇人口占世界比重从2015的19.2%提高至2020年的19.8%。⑦

这些成就表明,到2020年,中国多项发展指标均已超过原定预期量化指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向全世界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30] 。




五、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020年10月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新的表述,“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①

党的“十九大”作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的论断,“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对经济发展速度没有提出具体指标,而是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十四五”规划更加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20个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中,有7个是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超过1/3,是历次五年规划中最高的。

党的“十九大”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由21世纪中叶提前到2035 年,并提出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根据这一战略目标,“十四五”规划将未来五年与2035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发展影响深远,未来一段时期国内外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2035 远景目标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同时,保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穿始终,特别强调“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4] 。

从目前到2035 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有3个五年规划实施的时间,还将制定“十五五”规划、“十六五”规划;到2050年,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共需完成6个五年规划,这如同中国式现代化还需要再上六个新台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31]

2022年10 月,党的“二十大”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和内涵,“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2]并将中国式现代化内涵概括为五大特征: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到2050年,中国再通过5个五年规划将继续迈上5个台阶,不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推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六、五年规划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长期主义目标的最佳路径

(一)五年规划是党的宗旨使命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党的宗旨使命需要落实到国家发展的实践中,党的领导必须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中,而五年规划便是在党的领导下,将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的重要载体和方式。五年规划根据党中央建议制定,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后向全社会公布实施,是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全民行动的重要方式和路径。党的十四大之后,中共中央委员会历届五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审议通过制定五年规划的建议,已经成为重要制度和做法。五年规划是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的重要抓手。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党总是根据不同历史条件提出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方针政策,也相应地通过制定五年规划来反映和落实这些重大主张[33] 。从“一五”计划贯彻落实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到改革开放之后7个五年规划(计划),从“六五”计划到“十二五”规划,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到“十三五”规划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再到“十四五”规划“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指标的设计以及对“高质量发展”的强调,都体现了党在不同时期的创新理论、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确保了党的主张的贯彻落实。


(二)五年规划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的连续性

中国每一个五年规划都有不同的阶段性目标和发展任务,而实现现代化始终是贯穿每一个五年规划的主题。保证这一核心主题不变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五年规划的周期与党和政府的任期不同步。党和政府的换届是在五年规划的中期进行,五年计划逢年份的1、6 编制和通过,而中共中央委员会逢年份的2、7(五年规划周期中的第二年)换届,国务院逢年份的3、8(五年规划周期中的第三年)换届①,这是前后两届中央委员会和前后两届国务院之间保持政策连续性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我们将这一制度安排称为规划的“目标锁定”机制,保证政府换届换人但不换核心战略目标。同时,规划目标与干部考核相结合,进一步保障了规划对长期目标执行的连续性。


(三)五年规划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的灵活性

规划作为政府履行职责的重要依据,相对于法律,其灵活性在于,可以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周期、财力状况,使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既符合短期经济运行的特点,又符合长期规划的目标任务[34] 。规划的目标指标设置也体现了其灵活性;五年规划有定量目标,也有定性目标;规划指标划分为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其中,预期性指标是一种导向性目标,约束性指标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是必须完成的指标;同时,五年规划的中期评估制度可以有效监测规划目标的实施进展,对偏离目标或者发展滞后的项目及时纠偏和调整。总的来说,中国制定规划的方法是非常灵活的,规划既有明确的目标,同时又为反复试验各种实现目标的方法和步骤提供了足够的发挥空间[35]125。

在复杂多变的21 世纪,中国这一治理手段所呈现出的对未来形势的预判能力、对发展的长远谋划能力以及灵活反应能力、适应和纠偏能力,明显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也大大不同于西方主流国家的治理形式。五年规划制度体现了中国宏观政策的典型特征,既长期延续和继承,又不断调适和创新;既维护统一的全局性目标,又赋予局部各自发挥的空间;既广泛征求并吸纳各方意见、建议,又集中高效做出决策;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最大范围、最大程度体现不同群体诉求。这些重要特点体现在在五年规划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


(四)五年规划整合全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全国人民大事

集中力量办全国人民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五年规划是中国政府最重大的公共政策,通过五年规划可以调动和集中资源,着力解决重点项目、重点任务、重大战略等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此外,五年规划对中国行政功能的整合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设置政策议程,确定新的工作重心,有利于各级政府之间的沟通、协调,制定中长期综合规划的过程实际上为中央决策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五年规划不但对统一中国庞大的分散性的行政职能机构来说具有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也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增强了党的执政能力[35]126-127。如国家五年规划及重大工程项目发布后,各地、各部门会根据自身情况每年出台相应的重大项目规划,相比国家重大项目的部署,这些项目范围更广、更加具体,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载体。




七、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长期主义

世界在发展进程中,现代化是强国富民的必经之路,但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不同的国家进入现代化的时间、国情条件、道路选择、实现结果均有所不同,这些因素造就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3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37]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将长远目标与阶段性任务结合起来,通过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以中国独有的务实主义(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渐进主义与长期主义方式逐步推进,不断上台阶,分别达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中国式阶段性发展目标,如基本解决温饱(1990 年)、达到小康水平(200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以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35 年)。

早在1954 年,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就设想,“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38]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始终是为民为国长期执政,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6] ,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长期主义,而不是短期主义,更不是机会主义。在中国发展不同的时期和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务实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不同阶段的战略目标,从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到20 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提出到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战略。从江泽民提出的21世纪中国现代化三个阶段性目标: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中国共产党建党100 周年时,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 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100 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再到胡锦涛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确保到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21 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两步走”战略,即从2020年到2035年的15年,目标是基本实现现代化,从2035年到2049年的15年,目标是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32,38] 。

中国为了实现这些长远宏大的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长期采用和有效执行五年规划(计划),成为实现不同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和战略的过程,也集中和具体反映在五年规划所提出的各项发展目标和指标中,“充分体现了中国决策机制、实施机制的实践论特点,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循环过程,形成为不断学习、不断改进、不断提升的良性循环。”[39] 中国要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40] 。未来30 年,五年规划是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4]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顶层设计;五年规划在制定过程中能够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规划目标能够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做到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成功的、长期主义的接力棒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典型的后发国家追赶型现代化,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世界社会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每个国家都具有及其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历史、生态基本国情,更是独辟蹊径的现代化模式[36]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40] 。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体现了一个长期主义的大党的宏大抱负和战略眼光,克服了西方式现代化政党政客频繁轮换的“短期机会主义”。

新时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中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到2050 年,中国还将制定并执行从“十五五”到“十九五”5 个五年规划,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还要再迈上五个大台阶,进而相继实现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2050 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为人类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原文注释及参考文献略